內循環與外循環從來不是對立的，而是一體兩面，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當下，內需為主導的內循環變得更重要了。

文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這一周不斷見證歷史。

從北京時間4月3日開始，特朗普宣布了前所未有的、連無人的企鵝島都未能幸免的所謂“對等關稅”，隨后全球股市猶如從10樓跳下來，蒸發掉近10萬億美元市值。

上次股市出現這樣的暴跌還是全球遭遇新冠時期，但特朗普似乎顯得非常淡定和強硬，表示不會暫停關稅政策，同時他也表示，許多經濟體的領導人正尋求與其談判。

很多人紛紛猜測，這又是他慣用的“交易的藝術”——提出一個遠高于預期的條件讓對手無從下手并大肆宣傳，然后通過反復無常的變化給對手施加壓力，最后給出次優條件讓對手急于接受了事，從而達到最初想要的結果。

想要的結果是什么呢？

有很多，比如通過關稅向其他國家多收錢，通過貿易壁壘讓制造業回流美國，通過衰退制造美元貶值、緩解償債壓力。

在此期間，中國進行了反制，對原產于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加征34%關稅，特朗普隨后又對中國新增了50%的關稅，中國又進行了第二輪反制。

正當人們還在旁觀特朗普如何運用“交易的藝術”給如此大的“人禍”收場時，他于4月10日凌晨在社交媒體上稱，將對不采取報復性行動的國家實施90天的關稅暫停，但是上調對中國的關稅至125%。

“對等關稅”正式生效后不到13小時又暫停了，給這場關稅鬧劇再增添了許多戲劇性。

面對眾人的質疑，特朗普辯解說這叫“靈活性”。或許他從關稅引發的股市、債市混亂以及“金主”們的強烈反對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性情多變的“超級大國”一號位讓本就疲弱的全球經濟和緊張的國際貿易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前幾天英國首相斯塔默表示，世界已經改變，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已經不復存在”。

國家間的經貿往來不會終結，但像過去那樣大家能暫時擱置文化、制度、信仰的差異，專注于合作與賺錢，跨越五大洲的全球自由貿易是真的結束了。

之前的全球化由歐美國家主導，特朗普這樣一折騰，等于自己把全球化的桌子掀了。

但這絕非他個人的一時沖動，背后有著深層次的原因。

很多經濟學家把當今世界存在的問題概括為“失衡”二字，是非常準確的。從內部來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變大以及社會分化，外部來看就是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變大。

對于美國來說，全球化利好跨國企業、科技及金融企業，蘋果、星巴克、麥當勞、微軟等行業巨頭原先只是面對3億人的市場，現在有機會賣給70億人，

他們是全球化的擁躉。

所以不難理解，特朗普對全球發起關稅襲擊后，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強調“加州不是華盛頓”，主動與聯邦政府劃清界限。加州是美國高技術產業的聚集地，最不愿意打關稅戰了。

但大多數工農業打工人正好相反，原先只跟本國人競爭，現在卷到全世界，跟同行業的幾億人競爭，甚至還丟掉了工作。

當社會沒有通過制度及時填補上這個差異鴻溝，就使民眾出現了分化和對立，失意者越來越多，特朗普就成了他們的“嘴替”，首當其沖的就是貿易。

貿易一方面關乎金錢和崗位，另一方面還常常能讓普通民眾聯系到別國的“經濟入侵”、大公司出賣國家利益等，帶來強烈的不安全感，國內一系列矛盾都可以通過貿易這個出口發泄出來。

這也就不難理解，憑借研究國際貿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曾說，貿易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重要，特別是對于美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在貿易方面做得無論對錯，相比在醫療服務上造成的混亂不堪，影響其實要小得多。

而從外部來看，歐美主導的全球化拉大了國家間的貧富差距。

盡管全球化把發展中國家也拉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中，但了解國際貿易知識的都知道，發展中國家加入的是以生產要素為主的國際分工，就是把一件產品所涉及的生產要素切得很細，發展中國家只要有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就可以參與進來，門檻很低，但都是一些附加值很低資源、勞動密集型環節。

跨國公司通過這種方式把發展中國家壓制在低附加值生產活動中，自己則負責高創新、高附加值的核心環節。這進一步拉大了國家間的差距。

之前日本、韓國參與國際貿易時，全球分工還沒有演變到這種形態，參與的門檻還比較高，分工的基礎還是最終產品，如果一國拿不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最終產品就很難參與到國際貿易中，所以日韓產業水平相對比較高，但后續參與進來的發展中國家更多只是淪為高端產品組裝、中低端產品加工的工廠。

當然，這里的例外就是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中國從最早的“三來一補”向高端技術攀爬，從出口服裝、家電、家具等為主轉變為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等，給了歐美市場強烈沖擊，改變了他們起初設定的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格局。

而且，由于歐美國家只撿利潤最高、最輕松的金融等虛擬產業，把大量制造業轉移，造成了產業“空心化”，美國從本世紀初到現在產業工人都減少了近500萬，不僅就業、稅收流失，也影響了創新的應用，很多創新是靠在工廠的敲敲打打中進行無數微創新才得以落地的，像光伏、新能源汽車、人形機器人等產業最早都起源于美國，但大規模落地都在中國。

所以，從趨勢來看，歐美主導的全球化在走向黃昏，接下來是否會演變成無數分散的區域經濟聯盟也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國際貿易失去了統一的規則作為支撐后，會經歷更多動蕩和不確定性。

這時候，國內大循環就變得更重要了。

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后，中國就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內循環就是讓國內的供給和需求形成循環，擴大內需，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以應對外部需求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

國際貿易中把一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稱作“外貿依存度”，用進出口除以GDP的比重來計算，中國曾在2006年時外貿依存度達到大約65%的頂峰，后來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調整，現在降到了大約33%。美國外貿依存度在20%左右。

一般來說大國更能依賴國內市場，受外界影響會比較小，而小國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外部環境。

比如新加坡在2023年的外貿依存度就超過了170%，任何全球性的貿易戰都會使這個國家淪為孤島，所以前幾天特朗普關稅大棒揮下來后，新加坡外長表示非常害怕發生全球性的貿易戰。

還有越南，去年外貿依存度達到了165%，所以面對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時立即表示愿意取消對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

說回到“內循環”，很多人會把這個詞跟“封閉”聯系在一起，畢竟中國的大發展是借助了全球化的紅利，而且清朝“閉關鎖國”導致的落后時刻讓人警醒。

但“內循環”跟“封閉”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世界各國的經貿早已融合交織到一起了，想封閉也無法做到。內循環是將原來依賴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調整為內需為主、外部需求為輔的一種策略。

跟大多數人所認為的不同，歐美大國的崛起更多反而是依賴于內循環。

在我們印象中，歐美曾主導了全球化，尤其美國，在全球很有控制力，美元又是全球貨幣，美國人又給人一種每天大量消費全球商品的印象，似乎就是靠外循環崛起的。然而，歐美大國最初崛起靠的反而是內循環。

16世紀上半葉，英國自由貿易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后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英國經濟受制于低地國家，并自16世紀中期起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

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危機最終引發了以保護國內市場和發展高端產業為核心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為后來的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

這才是英國崛起的“上半場”，而亞當·斯密《國富論》里倡導的自由貿易理念是英國到1800年進入到“下半場”才開始推行的。

那時英國已經積累起顯著的工業優勢，還打贏了拿破侖戰爭成為霸主，它需要暢通無阻地銷售制成品，輸入原料，所以才想起了亞當·斯密的理念，當時斯密已經去世很多年了。

還有美國，獨立后30多年里依附于英國建立的經貿圈，搞出口導向型經濟，但后來的英美戰爭沉重打擊了美國的對外貿易，這才使其轉變發展模式，專注于內部的技術創新、工農業協同發展、改善國內市場等內循環。

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出口量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左右，但卻立足于國內市場完成了工業革命。

有一本書叫《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講了美國后來為了推自由貿易、建立金融帝國，刻意隱瞞了之前靠保護主義和內需主導發展起工業化，從而崛起的這段歷史。

這說明，內循環與外循環從來就不是對立的，而是一體兩面，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

當下民眾呼聲最高的一些議題，比如提高收入，改善教育、醫療、養老，縮小收入差距，還有企業關注的營商環境改善、地方保護主義、低價競爭等都是內需主導的發展模式下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所以全球貿易的動蕩也在倒逼中國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改變，打通國內大循環中各個領域的堵點，讓各類生產要素自由流通，供需得到平衡，無異于在內部搞了一次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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