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挪威駐華大使戴偉恩到訪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鄭水泉。戴偉恩大使還在 發表演講，分享挪威綠色低碳轉型的經驗與未來發展展望，并指出全球問題需要全球合作，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獨應對所有問題。4月9日，觀察者網全文刊載其演講實錄。現發布如下： （全文約12000字，預計閱讀時間28分鐘）

　　非常榮幸能夠受邀參與，來到中國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同時，我很高興能夠就“綠色轉型”這一重要話題，與在座的中國優秀學子們進行交流。我注意到一些創業者和商界人士也參與了此次活動，積極關注中挪之間的商業合作。

　　挪威的高校和研究機構與中國人民大學建立了重要的合作關系，特別是在法律等領域，促進了學術交流，推動了這些重要領域的進展。近二十年來，有百余位挪威學生曾在人民大學學習，加深了他們對中國的理解，這一寶貴經歷為他們在各行各業中的職業發展增添了豐富的色彩。挪威駐華大使館也聘用了來自人大的高才生，所以我對人大的教學水平之高和畢業生之優秀非常了解。此外，今天還看到有挪威留學生在場，實在令人欣喜！選擇出國留學、來到中國，這不僅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也是一個勇敢的選擇。

　　能夠與在座的各位同學交流，意義重大。不久的將來，你們將步入職場，成為科研人員、政府官員，或在民營及國有企業中擔任高管。你們每個人都將在綠色轉型中發揮獨特而關鍵的作用，為中國經濟和社會向綠色、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貢獻力量。

　　在未來25年，也就是到2050年，歐洲承諾實現氣候中和。根據《挪威氣候變化法案》，挪威將于2050年成為一個低排放社會。中國也已承諾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些承諾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至關重要。

　　從你們的視角來看，25到35年或許顯得很遙遠。但請思考一下：如今所作的許多決策，無疑將影響未來25至35年后的經濟和社會。我們今天建造的樓宇，希望到了2060年依然屹立不倒；大部分能源基礎設施、道路和鐵路，很可能到2050年、2060年都依然存在。到那時候，再回顧過去，我相信我們都希望在當下確實做出了有益的決策，幫助世界實現了氣候中和與低排放。因此，我期待聽到你們對未來挑戰的看法，也期待聽到你們對從中產生的機遇的見解。

　　01

　　中挪氣候與環境合作的多邊路徑

　　作為一個小而充滿雄心的國家，挪威深知，要實現真正的影響力，我們必須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共同尋找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解決方案。而在應對全球氣候與環境問題時，中國的積極參與和貢獻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去年是中挪兩國建立外交關系70周年。早在2008年，挪威環境部就與中國生態環境部簽署了《中挪環境合作諒解備忘錄》。自那時起，氣候和環境問題的項目合作一直是我們雙邊關系的重要支柱。雙方合作的重點領域包括建設碳排放交易體系（ETS）、減少塑料污染及微塑料、減少危險化學品的使用以及恢復自然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塑料污染、危險化學品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是全球性重大挑戰，我們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應對并解決這些問題。

　　2024年9月，挪威首相斯特勒（Jonas Gahr St?re）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會晤與會談。在與李強總理的會談中，雙方建立了綠色轉型領域的正式對話機制，旨在推動兩國政府、企業和各類組織之間更加緊密地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發展綠色產業并創造就業機會。也正是在這一綠色框架下，挪威氣候與環境部和中國發改委簽署了《綠色低碳發展合作諒解備忘錄》。

　　02

　　全球緊迫行動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將氣候變化視為一個未來的挑戰，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最新報告明確指出：氣候變化正在發生，我們必須立即采取行動，努力將全球氣溫保持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2℃以內，并努力將升溫限制在1.5℃之內”。為實現這一目標，全球各個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必須在本十年內（2020-2030年）迅速且大幅度地減少。

　　氣候變化已經在影響著全球各個地區的天氣模式。你只需打開電視，便能看到這一變化的實際體現：世界各地的暴雨、洪水、熱浪和干旱愈加頻繁。當然，不僅僅是氣候變化，我們看到全球環境面臨的挑戰，正處于困難局面。環境領域存在許多亟待糾正的問題。

　　03

　　全球減排承諾與多邊治理機制

　　回到氣候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的締約方會議（COP）每年召集所有成員國，共同審查公約及締約方會議通過的其他法律文書的實施情況。在今年11月巴西召開締約方大會（COP30）之前，所有成員國都必須提交第二份國家自主貢獻（NDC），明確本國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以及在《巴黎協定》框架下的具體行動規劃。這一輪國家自主貢獻將覆蓋至2035年。正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所強調的，為實現全球氣候目標，各國必須提出更具雄心的承諾與舉措。

　　2023年，全球首次氣候評估在締約方會議上進行，評估了2021年提交的第一批國家自主貢獻。會議指出，全球在落實《巴黎協定》目標進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果，氣候行動的覆蓋范圍不斷拓展，近乎實現全面覆蓋；然而，當前全球圍繞氣候變化所做的努力仍顯不足，尚未踏上實現《巴黎協定》長期目標的正軌。全球氣候形勢正面臨嚴峻考驗，必須采取行之有效的應對舉措。挪威和中國都支持多邊方式應對氣候危機，但每個國家必須采取實際行動，讓企業、消費者和所有公民都參與進來。

　　04

　　綠色經濟轉型的實踐經驗

　　綠色轉型將面臨許多挑戰。其中，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同時，如何保持能源安全和經濟增長則是一項重大挑戰。

　　我對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發展、綠色技術應用以及交通電氣化方面的迅速進展印象頗深。中國擁有令人矚目的高速鐵路基礎設施，在短短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這些設施拔地而起，不僅為人們在廣袤國土上開展高效出行創造條件，更避免了航空運輸伴隨的大量碳排放。

　　投資低排放基礎設施和技術對實現中國政府設定的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至關重要。這也是調動資金進行投資的一個良好范例，此類投資能夠成為碳中和社會所需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常識告訴我們，投資可持續解決方案能夠降低風險。畢竟，誰愿意留下未來不符合低排放和可持續標準的資產呢？

　　所以，動員來自公共、私人和非營利部門的資金流向可持續解決方案，對實現我們的氣候和環境目標至關重要。挪威的銀行為符合可持續標準的公司提供綠色債券和貸款，中國也有類似的政策。為了促進可持續投資，企業界必須承擔起提供必要信息的責任。如今，披露可持續發展相關信息已成為歐洲企業強制性報告要求的一部分。根據挪威的《會計法》和《證券交易法》，企業必須就其面臨的各類可持續發展風險以及其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提供可比、可靠且易于獲取的決策相關信息。

　　不過，我們仍處在轉型過程中。目前仍有不少例子表明，非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在成本上更低、投資回報率更高，這意味著，我們仍需進一步完善政策工具：綠色方案不僅要環保，也必須具備經濟可行性。

　　在挪威，綠色轉型是國家政策議程中的優先事項。在某些方面，我們是幸運的：挪威的電力幾乎全部都來自可再生能源，特別是水力發電。目前，挪威約98%的國內電力來自水電站。然而，挪威同時也是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國，這一產業既是國家的傳統主要收入來源，也構成了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

　　所以，電氣化與能源效率提升是實現挪威氣候變化目標的一個關鍵戰略路徑。目前，挪威已承諾推進交通運輸以及油氣行業的電氣化，并正在制定應對“難減排行業”的解決方案。碳捕集與封存（CCS）技術正是我們認為適用于這些行業的一項重要工具。

　　然而，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就意味著，挪威也必須從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向以可持續產業為內核的綠色經濟模式轉型。這一轉型過程離不開技術創新、審慎的政策規劃，以及開發更多可再生能源，包括風能。

　　05

　　挪威環境治理路徑

　　正如前文所述，挪中合作中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便是中國碳排放交易體系（ETS）的建設與發展。如今，中國已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涵蓋電力行業，而該行業大約占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40%。

　　據我了解，中國國家碳市場正逐步向更多行業擴展，同時，碳配額分配機制也在不斷收緊。事實上，可以說，中國的碳排放交易體系有潛力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降碳機制之一。根據我們的經驗，“污染者負擔”（Polluter Pays）是一項行之有效的環境政策。實際上，這一原則早在1983年就被寫入挪威的《環境法》。這項法律規定，造成污染的主體應承擔修復自然環境損害的責任與成本。

　　而對污染行為征稅，正是落實污染者負擔原則的一種方式。1991年，挪威成為全球最早引入溫室氣體排放稅的國家之一。此后，我們逐步提高對化石燃料的碳稅稅率，同時給予油氣行業與交通運輸業充足的時間與激勵，推動其逐步減少排放。到2030年，碳稅預計將提高至每噸175歐元。

　　除了碳稅政策，挪威還參與了歐盟的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碳市場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因其提供了可預測的框架與公平的競爭環境，而被工業界所接受。

　　在歐洲，該體系對總排放量設定上限，并逐年下降。這一機制促使企業必須投資清潔技術，才能實現成本效益與合規目標。

　　06

　　極端氣候帶來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和挪威都經歷了日益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氣候專家預測，隨著大氣變暖，極端天氣將變得越來越常見。在挪威北部的斯瓦爾巴群島，我們也正在經歷全球最迅速的氣溫上升之一。自1961年以來，斯瓦爾巴地區的升溫幅度約為挪威首都奧斯陸的三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當地年均氣溫已較1961年上升了5.6攝氏度。

　　這一變化帶來了深遠影響：地面永凍層正在融化，導致建筑物結構受損甚至倒塌；依賴浮冰捕食海豹的北極熊正在失去棲息地；整個自然地貌正迅速發生改變，這正是氣候系統深層變動的具體體現。

　　氣溫的快速上升以及日益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凸顯了同時推進氣候減緩與適應工作的緊迫性。據我了解，中國高度重視氣候適應問題，其中包括在防洪與遠距離水資源調配方面積累的長期治水經驗。然而，如果缺乏長期的氣候減緩戰略支撐，氣候適應政策的效果將極為有限。

　　07

　　低碳技術與綠色交通創新推動可持續未來

　　當前，針對工業領域更清潔、更高效技術的研發工作正在廣泛推進。這些成就與目標令人欽佩，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

　　中國正在推進的技術創新將為全球帶來積極影響。與此同時，能源消費總量的持續增長及高峰時段的能源需求增加，正在對中國的能源體系構成更大壓力，而這一體系目前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煤炭。

　　在挪威，與中國一樣，綠色技術投資和高效解決方案的探索正在持續推進。以下是挪威在交通運輸電氣化方面的幾個實踐案例：

　　Asko是挪威最大的食品批發商，它擁有700輛卡車，負責把貨物從倉庫運輸到各個商店。過去，許多卡車需要繞行挪威首都奧斯陸，通過奧斯陸市區環繞奧斯陸峽灣才能抵達目的地。如今，Asko投資建造了一艘電動集裝箱船（即無人駕駛貨船），可直接穿越峽灣。該船未來將實現自主航行，預計每年可減少約5000噸二氧化碳排放。通過每年減少100萬公里的公路運輸，這艘電動船不僅降低了噪音和顆粒物污染，也為駕駛員每年節省約16600小時的駕駛時間。

　　第二個來自海事領域的例子是渡輪。挪威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峽灣的國家之一，海岸線長度僅次于加拿大，居世界第二。這意味著，挪威對渡輪的需求量非常大。目前，挪威全國150條渡輪航線中已有96條實現了電氣化，其余也將在不久的將來完成轉型。這一轉變不僅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改善地方空氣質量，也顯著提升了船員的工作環境，使他們免受噪聲和廢氣的困擾。我了解到，中國也正在開發并部署電動渡輪與船舶，綠色航運是挪中雙方在知識共享和戰略協作方面高度契合的領域。大家不妨留意，或許下次前往香港，就能看到中挪雙方在粵港澳大灣區攜手打造的航運項目。

　　電動汽車在挪威同樣深受歡迎。如今在奧斯陸市中心街頭，隨處可見展示中國電動汽車的大型展廳。目前，挪威新售車輛中有90%為電動汽車，其中中國品牌約占10%。挪威電動汽車的快速普及，當然離不開政策激勵，這與中國的經驗類似。長期以來，電動汽車在挪威享有稅收減免、優先停車權及高峰時段可通行公交專用道等政策支持。這一政策組合有效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改善了空氣質量。如今，隨著電動汽車在成本和性能上已具備與燃油車競爭的優勢，相關激勵措施也正逐步退出。

　　建設可持續社會的另一個關鍵方面，是減少、再利用與循環利用我們所消費的產品。所以，要向循環經濟轉型，最大限度減少資源浪費、增強經濟競爭力，并實現氣候與環境目標。在此背景下，產品應當具備更長的使用壽命，并能夠被維修、升級與重復使用，而非在短期內就變成廢棄物。

　　08

　　循環經濟與生產者責任

　　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度（EPR）已在全球多個國家落地實施。自20世紀90年代起，挪威借助這一制度，成功推動廢棄物管理與資源回收工作。據我所知，中國也在積極探索這一制度安排。

　　所謂“生產者延伸責任”，是指產品制造商與進口商不僅負責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也要承擔產品的回收與廢棄處理責任。該制度旨在確保廢棄物被妥善回收與處理，其相關成本需內嵌于產品價格之中。這樣的機制為生產商提供了動力，使其設計出更便于回收、處理安全的產品。政府則負責監管制度的執行情況，確保其符合法規要求。

　　在挪威，包裝、飲料瓶、電器電子產品、電池、汽車及多種其他產品類別，均已納入生產者延伸責任體系。該制度實現了較高的回收與循環利用率。

　　這一體系同樣也便利了公眾成為負責任的消費者。借助高效的回收體系，我們不僅能夠妥善回收廢舊包裝，也能對已使用的產品進行系統處理。以挪威為例，人們在奧斯陸購置新洗衣機時，需確保舊洗衣機同步回收。同時，挪威還搭建了用于收集廢舊包裝盒與電池的回收體系，期望客戶成為有責任感的消費者。憑借這套體系，消費者無需為舊物回收額外操心，就能輕松踐行環保責任。于我個人而言，這樣便捷的回收體系極大地激發了我參與回收的積極性。

　　09

　　在生物多樣性中尋找平衡

　　挪威和中國共同致力于實現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宏大目標，即確保在2022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COP15）上由中國主導達成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得以落實。

　　該會議是自然保護領域的一大重要突破：全世界一致同意，30%的陸地和海洋應當得到保護，避免開發。這是一個全球性目標，所有國家都應根據自身情況作出貢獻。另一個關鍵目標是盡可能恢復已經退化的自然環境。

　　大自然在挪威的國家身份中占據核心地位。挪威人高度重視戶外活動，廣泛地將自然用于休閑和體育活動。因此，保護我們的生物多樣性和自然景觀不僅至關重要，而且在挪威的文化語境中具有深遠的象征意義。與此同時，我們也依賴自然資源，如林業、漁業、礦產資源（如海上石油和天然氣）、水力發電，以及日益增加的風力發電場用地。我們習慣于幾乎不受限制地接觸自然資源，這讓人容易產生自滿，認為我們的資源是無限的。

　　和中國一樣，挪威也必須在自然資源保護以及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中尋求一種平衡。這并不容易，并且許多挪威人已開始發聲。他們認為，風力發電廠、工業園區和基礎設施正在讓我們失去很多的自然資源，而這些設施對綠色轉型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有助于生產更多可再生能源、推動低排放產業，并支持公共交通系統的擴展。但許多人也認為，這些項目會導致自然退化，損害生物多樣性和自然碳匯。

　　因此，前進的道路并不簡單——技術能夠解決許多問題，但我們必須找到正確的平衡，尋求有助于實現這些并行目標的解決方案。這是一個研究和創新至關重要的領域。

　　10

　　全球氣候議題的個體責任

　　作為一名公民，我個人也肩負著為實現未來的碳中和與可持續社會尋找良好解決方案的重大責任。

　　去年夏天，我搬到了北京，在這里，我發現自己有很多機會以“氣候友好”的方式生活。我對北京的火車和地鐵系統、低排放公交車、共享單車以及隨處可見的自行車道印象深刻，并且北京的交警也在極力維持交通秩序。這些都為我用環保的方式探索這座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在挪威，我家屋頂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盡管挪威并不以陽光充足著稱，但我依舊能利用太陽能，以電網中性費率（grid-neutral rate）發電，來部分滿足我的用電需求。但我知道，我還能做得更多。

　　我相信，行動是關鍵——無論是國家領導，還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采取行動。

　　我們需要繼續加快能源轉型。我們需要重新利用和回收我們的資源。我們需要將氣候和自然置于所有決策的中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設出讓人們能夠幸福生活、經濟能夠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社會。

　　謝謝大家。

　　問答交流

　　問題1:美國總統特朗普曾表示，整個綠色能源和低碳政策，從《巴黎協定》開始就是一場騙局。您認為他的言論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努力有何影響？全球社會應如何回應他的言論？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加強國際合作，在不同國家間建立多邊機制？

　　戴偉恩：我們都知道，要解決氣候危機，需要全球行動，所有主要國家都必須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所以，我想強調兩點。

　　第一，我們有過經驗，美國曾經退出《巴黎協定》，但后來發生了什么呢？美國的企業、城市、各州依然按照氣候變化的實際情況在采取行動。根據我了解的情況，今天所作出的許多決策，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道路規劃等，都是要為未來三十年負責的。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看，他們希望通過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來進行投資，這是一個樂觀的信號。盡管美國政府不再推動這個方向，但美國社會依然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第二，我們必須認識到，全球問題需要全球合作。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獨應對所有問題。再次強調，在氣候治理方面，挪威要做出正確的決策，中國也是同樣。我相信，只要各國做出正確的選擇，就能夠實現合作。例如，在歐盟內部，要確保碳定價機制和所付出的努力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我想，不僅是挪威，其他國家也會面臨類似的情況。

　　當然，這是我從斯特勒首相身上學到的經驗——如果你想推動改變，就必須為這種改變定價。如果不采取行動，必然會有代價。例如，在工業領域，如果想要減排，就必須讓排放者付出代價。這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在挪威則尤為明顯。歐盟的排放交易體系也很成熟，中國的排放體系也非常優秀，并且很快會調節國家的排放。這些都是非常積極和樂觀的信號。

　　問題2:去年，中國和挪威簽署了一項關于科技合作的行動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和挪威王國教育與研究部關于科學、技術和創新合作的行動計劃（2024-2027）》），我想了解，目前是否已有具體的執行或落地計劃？

　　戴偉恩：去年中挪確實簽署了一項關于綠色轉型的聯合聲明，希望在此框架下延續并更新現有的諒解備忘錄（《中挪環境合作諒解備忘錄》）。同時，我們還與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簽署了一份新的諒解備忘錄（《綠色低碳發展合作諒解備忘錄》），這有助于更好地調動國家層面的資源支持，這一點非常重要，也得到了挪威斯特勒首相和挪威政府的高度重視。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要落地。在中挪的會談中，我們看到挪威高校與中國高校之間、研究人員之間，以及挪威與中國企業之間的合作都在不斷推進。就我個人而言，我自來到中國工作這幾個月以來，也親眼見證了斯特勒首相簽署的聯合聲明正在逐步轉化為實際合作項目。我們希望能看到挪威的工廠和公司，將自身在減排和碳中和方面的技術更好地落地到上海、珠海等地，實現有效應用，比如在電動交通工具、清潔能源等領域。

　　在生產過程中，如何更好地控制溫度，提升能源效率，也是關鍵。我們正努力推廣更多這類高技術方案，包括一些雖未實現完全碳中和、但顯著減少碳排放的“低碳友好”型技術。這些都說明，中挪之間的合作正在不斷深化。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提供政策支持，鼓勵這類務實的技術落地合作。

　　作為大使，我今天就要前往一家洲際酒店，見證一項挪威公司與中國公司之間的合作協議簽署。從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到企業自下而上的探索，這種雙向互動正是推動務實、有效合作的關鍵所在。

　　問題3:您剛才提到電動汽車，這是當前中歐合作中的一個熱點議題。但我們也注意到，歐盟方面正在對中國出口到歐洲的電動車征收關稅，削弱了中國企業的市場優勢。您認為這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人員往來。我們了解到歐盟剛剛發布了一個促進旅游的計劃，而去年中國也對挪威實施了免簽政策。您認為這一政策是否有助于加強兩國之間的合作與人員交流？

　　戴偉恩：先來說電動車關稅的問題。挪威并不是歐盟成員國，因此不適用于歐盟的相關政策。目前，挪威并未對中國出口的電動汽車征收關稅。在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下，由于我們尚未加入歐盟，所以沒有義務執行相關的貿易限制。

　　至于中國與歐盟之間的關稅爭議，這確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現實利益、技術標準和政策分歧等多個層面。我們理解這些問題需要通過務實對話來解決。

　　就挪威自身而言，我們尚未就是否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作出決定。作為一個小型開放型經濟體，挪威通常不會采取過多的貿易限制，因為這并不符合我們的經濟利益。我們傾向于一個公平、自由的貿易環境，讓各國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開展合作。這不僅有利于企業運營，也有助于減少資源浪費，從長遠來看，對環境也是有益的。

　　關于旅游方面，我可以說這是非常成功的。近日，挪威駐華大使館舉辦的人文交流活動舉辦得很順利，大使館對旅游合作給予了積極推動。從預測來看，今年來自中國的赴挪游客數量非常可觀，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在簽證合作方面，我們也持樂觀態度。中國對挪威實施免簽，不僅便利了旅游，也為商務交流創造了條件。我們希望通過這一政策，吸引更多中國游客，同時也鼓勵更多挪威人前往中國。免簽政策不僅適用于游客，也適用于商務人士，這將有助于更多挪威企業家前來中國，進一步推動雙邊經貿與人員交流。

　　問題4：大使您好！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主修德語及德國文化。我對德語區國家如何看待中國的碳中和形象進行了相關研究。我們知道，挪威在綠色政策和低碳發展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無論在歐盟內部還是在中國的國際形象都非常積極。我想請教，挪威在推動綠色發展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值得中國借鑒，尤其是在對外傳播自身綠色形象方面？

　　戴偉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我在今天演講以及很多其他場合中反復強調的幾點核心經驗。

　　首先，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至關重要。挪威綠色轉型的許多進展都不是政府單方面推動完成的，而是建立在政府與工商界緊密合作的基礎上。政府可以設定目標和方向，但實現這些目標需要企業界的參與和創新。反過來，企業如果想取得突破，也必須與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機制。

　　以我們早期的石油產業為例，挪威在電氣化進程中也采用了公私合營（PPP）模式，像電解鋁等高耗能行業就廣泛依靠這種機制，政府和私營部門共同承擔風險和利益。此外，我們在推廣綠色能源方面也做了很多嘗試，比如早期水力發電站的建設，就通過吸引來自瑞典的投資實現了跨境協作。這些都體現了國家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多層次的合作機制。

　　其次是政策設計的激勵與約束并重。我剛也提到過，在電動汽車的推廣上，除了技術本身的進步，更關鍵的是我們建立了合理的政策框架。挪威對電動車實行購置稅減免、道路通行優惠等一系列鼓勵措施，這極大地推動了電動車的市場接受度。這種正向激勵對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原則：污染者負擔原則。這意味著，排放污染的企業或個人應承擔環境治理的成本。這不僅是一種責任機制，也是一種促進清潔技術投資的手段。例如，在碳捕捉和封存（CCUS）方面，挪威正在推進北海地區的項目，通過技術研發和示范，探索將其規模化的可行性。未來，這項技術完全可能在多個國家推廣，比如德國船只在北海航行時可以利用相關設施，而這些船只本身可能由中國制造。這是一種跨國協同的綠色實踐。

　　因此，政府與企業合作、公私合營機制、激勵與約束并存，以及污染者負擔的定價體系，構成了挪威綠色政策的一整套邏輯，也是在國際傳播中能夠形成可信、有效形象的關鍵。我們認為，這些經驗對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也具有現實的參考意義。

　　問題5：我曾在挪威學習，注意到去年挪威的游客數量大幅增長，市場上的海鮮產品，比如三文魚、鱈魚等，都供不應求。這些挪威特色食材深受中國游客歡迎，也是挪威吸引游客的重要一環。我想請問，挪威是否計劃增加對中國的三文魚或其他食品的出口？

　　戴偉恩：您說得對，挪威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游客的歡迎，這有很多原因。當然，旅游旺季期間我們的酒店經常滿房，所以如果您計劃前往挪威旅行，最好提前安排。特別是在夏天，很多人喜歡去挪威北部地區，盡管有時候也會遇到風暴或不穩定的天氣，我仍然強烈推薦大家前往。

　　至于三文魚出口，中國確實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市場。去年，挪威對中國的三文魚出口達到了歷史新高，今年我們還計劃繼續增加。作為駐華大使，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我也愿意向更多中國朋友介紹我們產品的優勢，如今越來越多中國消費者認識到，魚類食品不僅健康，口味也非常好。

　　除了三文魚，我們也在努力推動其他海產品出口到中國，比如鱈魚也深受歡迎。我們正在拓展更多種類的高質量海鮮產品，以滿足中國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

　　問題6：最近一些外媒提到，歐洲現在面臨三大主要競爭對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并將這三方視為歐盟的戰略競爭者。而中國其實非常希望改善與歐洲國家的關系，多數歐洲國家也希望與中國建立更穩健的合作。與此同時，亞洲和歐洲的資源日益緊張。您認為是否還有其他合作機會？比如，拉丁美洲擁有豐富的海上油氣資源，而挪威在石油與海洋開發技術方面非常成熟，中挪企業是否可以攜手進入拉美，共同開發資源，為未來開辟更多合作空間、改善彼此關系？

　　戴偉恩：您提出了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問題，我首先想跟您分享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其實，中挪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已經在穩步推進。

　　挪威國家石油公司（Equinor）即將開始開發巴西最大的天然氣田。這一項目的多個工程模塊正是在中國建造，并由中國運輸至當地。目前已有上千名中國員工在參與這一開發工作。這正是中國與挪威技術合作、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的一個典型案例。

　　此外，我們之前提到的碳捕捉與封存項目，也正在以類似方式展開合作。這類技術型合作不僅意義重大，更體現了我們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中可以攜手前行。

　　關于您提到的“競爭”問題，我也想談談我的看法。競爭在全球體系中是客觀存在的。歐盟在制定戰略時確實考慮到來自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不同層面競爭。對挪威來說，我們的立場非常明確：中國是我們重要的合作伙伴，這一點不容置疑。我們希望與中國進一步拓展各領域合作。

　　就挪威而言，我們和中國之間并沒有太多直接競爭。例如在三文魚、海鮮出口領域，中國市場歡迎我們的產品；在綠色技術、能源合作等領域，很多中國企業也希望與我們開展合作。我們之間的互動更多是互補，而不是零和博弈。

　　當然，歐洲整體層面在某些產業上確實與中國存在競爭，比如電動汽車等高端制造。但我認為，健康的競爭是推動進步的動力。關鍵在于要實現公平競爭，這不僅有利于企業，也有利于消費者。

　　與此同時，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模式和優先議題，比如人權保障、社會穩定、公共服務質量等，這些也會影響國家間的合作方式和對彼此的看法。我們應當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保持開放和坦誠的對話。

　　我相信，只要我們本著合作、互利和價值創造的態度來看待伙伴關系，就能夠建立起更加積極、穩定和有意義的雙邊關系。這是我們對待朋友的方式，也是我們對待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