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初，蘇俄的對華政策具有雙重性，一方面要推進中國革命，另一方面要與中國建交并維護蘇俄在華利益。為此，蘇俄在中國選擇能協(xié)助其實現(xiàn)上述雙重目標的合作者。蘇俄最初選擇掌握北京政府實權的吳佩孚為合作對象，后又極力促使吳佩孚與孫中山聯(lián)合組成親俄政府，最終轉向實力和地位不斷上升的孫中山，從而既在中國找到了革命伙伴，又在自己最關心的國家利益問題上找到了解決出路。

眾所周知，20世紀20年代，蘇俄及共產國際在中國尋求合作者有一個曲折的過程。先是傾向與吳佩孚合作，繼而轉向孫中山并最終選擇了他和國民黨。為什么如此？多年來史學家常常偏重從蘇俄援助中國革命的角度觀察問題；對于蘇俄外交策略及其在華利益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雖有所涉及，但尚未深入研究。

當時的蘇俄對華政策有兩方面。一方面，蘇俄希望推進中國 國民革命，進而推動東方革命，以便沉重打擊帝國主義的后方，摧毀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從而推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為此，蘇俄需要在中國尋找盟友，組織能夠在俄國共產黨人支持下進行反帝斗爭的力量。另一方面，蘇俄仍然要同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 — 北京政府，甚至地方軍閥保持外交和經(jīng)濟關系，從而保留沙俄在中國遺留的部分特權，維護蘇俄國家利益。蘇俄的這雙重目的就構成了其對華政策的雙重性。人們可以看到，蘇俄在與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發(fā)生關系時，始終圍繞上述雙重目的旋轉。在許多時候，其國家利益被放到了第一位。

蘇俄外交策略及其在華利益

十月革命后，蘇俄為了打破美、英、法、意、日等協(xié)約國的封鎖，鞏固新生政權，并確保其遠東邊界的安全，力圖協(xié)調與改善同鄰國的關系，爭取他們的外交承認。自然，中國，這個最大的鄰國成為蘇俄外交的重點。

當時，中國北京政府由皖系軍閥段祺瑞掌握，追隨協(xié)約國，不承認蘇俄政府，允許老沙俄外交人員繼續(xù)在中國行使權利，仍然將庚子賠款交給沙俄使館。同時，在日本誘逼下，北京政府于1918年5月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共同反對蘇俄。隨后，大批日軍開入中國東北，成為蘇俄在遠東的極大隱患。蘇俄政權不希望中國繼續(xù)同沙俄保持舊的外交關系，成為舊俄殘余勢力的據(jù)點；也不希望北京政府長期親日拒俄，出現(xiàn)中日聯(lián)合對付俄國的局面。因此，蘇俄兩次發(fā)表對華宣言，又接連派出使團與中國交涉，力求改變北京政府的對俄態(tài)度，希望它驅逐舊俄代表，與自己建立新的外交關系。

蘇俄急于和北京政府談判，不僅是想得到外交承認，以保證其遠東邊界的安全，還想獲取一些重大利益，具體說來，主要是外蒙古問題、中東鐵路問題等。蘇俄政府在對華宣言中宣稱要放棄沙俄侵華權益，與中國簽訂新的平等的條約，但是，一涉及具體問題，就違背宣言的原則，在外交談判中采取強硬政策，力圖繼承沙俄的一部分在華特權。這些問題，涉及中國領土主權，損害中國的利益，因此，中俄談判長時間不能達成協(xié)議。

外蒙問題是蘇中交涉中最大的障礙。為了消滅流竄到中國外蒙古地區(qū)的沙俄白匪軍，蘇俄紅軍和遠東共和國軍隊在未經(jīng)中國政府允許的情況下，于1921年5月進入外蒙古地區(qū)。6月15 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致電中華民國外交部，聲稱此乃“俄共和國為協(xié)助中國起見，去除匪徒”之舉，“一俟大功告成，俄軍即退出蒙境”。但實際上，在蘇俄的扶助下，蒙古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聲明不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11月5日，俄蒙又簽訂條約，承認外蒙獨立，而且，根據(jù)協(xié)定，紅軍在蒙古的逗留時間無限期延長。

中國民眾對蘇俄政府的做法表示強烈的不滿，紛紛要求俄軍從蒙古撤出，北京政府也在中俄談判中多次進行交涉。然而，蘇俄一方面表示承認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聲稱對蒙古絕無侵占之意，另一方面，卻找出種種借口，拒不撤兵。

中東鐵路問題是雙方著重討論的第二個問題。中東鐵路是沙俄根據(jù)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東北境內修筑的鐵路線。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曾宣布愿將該路無條件歸還中國，但第二次對華宣言即有所退步，宣稱要“為蘇俄需要另行簽訂使用中東鐵路辦法的專門條約”。中俄雙方就中東鐵路的路權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北京政府提出可以現(xiàn)金或債務將其收回，并商議運輸章程，給俄國以優(yōu)惠待遇，遭到俄方拒絕。

蘇俄出于同中國改善關系的外交策略，和北京政府進行談判，并急于簽訂新的條約；但是，蘇俄還堅持繼承沙俄侵華的部分特權，又使談判無法順利進行，阻礙中蘇達成協(xié)議。這二者相互沖突，蘇俄卻力圖魚和熊掌兼得。

重吳而輕孫

為了實現(xiàn)上述對華外交的重要目標，保證自己的國家利益，蘇俄在與北京政府交涉時，非常看重中國的實力派，誰有實權，能對北京政府施加影響，能促使俄中談判朝對蘇俄有利的方向進行，并有實力、有可能與蘇俄聯(lián)合反日，就希望與誰合作。蘇俄最初重點聯(lián)絡吳佩孚而忽視孫中山，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因素。

1920年7月以前，皖系當權，對蘇俄持敵視態(tài)度，蘇俄的種種外交努力均遭拒絕。1920年8月，直系吳佩孚聯(lián)合奉系張作霖打敗皖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吳為了盡可能從各國獲取援助，壯大自己的力量，不僅同英美等國密切合作，而且也想同蘇俄聯(lián)系。在他的影響下，新的北京政府相繼采取一系列同蘇俄政府改善關系的措施。如立即接納曾被北京政府拒絕入境的蘇俄遠東共和國優(yōu)林代表團，撤銷沙俄駐北京領事館，通知沙俄使臣結束外交使命，撤銷同日本簽訂的反對蘇俄的聯(lián)合軍事協(xié)定，等等。

親日派下臺，蘇俄自然高興。吳佩孚又做出種種友好舉動，蘇俄當然更加歡迎。在這種情況下，蘇俄外交部、遠東共和國、 共產國際都對吳佩孚政權抱有希望，試圖與之聯(lián)盟。

8月26日，優(yōu)林使團到北京后，積極接近吳佩孚。10月9日，蘇俄、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使者維經(jīng)斯基到洛陽訪問吳佩孚的幕僚白堅武，同他討論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并介紹了蘇俄的情況 。維經(jīng)斯基主張聯(lián)合吳佩孚以發(fā)動民主運動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回憶說，當時共產國際“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lián)系。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他們認為孫中山是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只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所支配”。

吳佩孚受到青睞，還在于蘇俄看中了他的實力和地位。蘇俄在分析了中國政治舞臺上活動的現(xiàn)實力量后，認為吳佩孚最有前途掌握中國軍政大權、控制中國局勢，因而是最好的合作對象。這可以說是蘇俄選擇他的第二個原因。

1920年，當蘇俄向中國伸出外交觸角之時，正是吳佩孚剛打敗皖系、控制北京政府之后。顯而易見，吳佩孚一派是其時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如與之合作，對蘇俄對付日本、展開與北京政府的外交極為有利，因此蘇俄將目光集中于他。1922年，吳佩孚的勢力不斷增長，更成為蘇俄注意的焦點。3月15日，俄羅斯聯(lián)邦駐遠東全權代表、蘇俄駐北京外交使團顧問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從北京給列寧寄去了報告中國形勢的密信。維連斯基分析了中國現(xiàn)有的執(zhí)政黨派以及它們各自占有的地區(qū)，提供了每一派現(xiàn)有武裝力量及其所統(tǒng)治的地區(qū)人口數(shù)據(jù)，最后得出結論：“只要瀏覽一下附上的中國示意圖，就可以發(fā)現(xiàn)，直隸派占有最有利的戰(zhàn)略地位，它幾乎統(tǒng)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經(jīng)濟意義的整個華中和長江流域。與各競爭派別相比較而言，直隸派是最強大的，而且吳佩孚元帥作為軍事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為他進一步擴大影響和加強實力，創(chuàng)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月3日，維連斯基給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發(fā)去密電，再次指出：“中國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吳佩孚將軍，他掌握著軍隊、財政、交通以及內政部，南方多數(shù)省份現(xiàn)在投靠了吳佩孚?！?/p>

蘇俄除了認為吳佩孚有實力控制北京政府以外，還認為吳有可能與自己聯(lián)合反日，這是蘇俄注重聯(lián)合吳佩孚的第三個原因。

1920年8月，吳佩孚打敗親日派皖系，受到蘇俄歡迎。1922年4月底，吳又發(fā)起對親日派張作霖的戰(zhàn)爭，再次與蘇俄反日的利益取得一致，更為蘇俄所看重。6月，直奉戰(zhàn)爭結束，張作霖敗退關外，盤踞東北。張作霖與日本勾結，在東北給蘇俄造成很大威脅，沙俄白衛(wèi)軍又在東北北部流竄，因此蘇俄反對張作霖； 而吳佩孚由于未能徹底摧毀張作霖的力量，也繼續(xù)反張。這一共同的斗爭目標成為二者相互接近的原因之一。6月27日，維連斯基受吳佩孚的邀請訪問吳的大本營，會談后吳佩孚委托他轉交給俄國武裝力量領導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談到俄中在遠東任務的一致性問題，即是指的這點。維連斯基認為“這是中國和蘇俄之間簽訂軍事政治協(xié)議的出發(fā)點。”這表明，蘇俄想聯(lián)合吳佩孚共同對付日本，以消除日本在遠東對蘇俄的威脅。

由于以上原因，蘇俄、共產國際把掌握北京政府實權的吳佩孚當成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認為他是“中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領袖” ，積極地謀求與之合作；而與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孫中山雖早有接觸，這時卻不愿公開聯(lián)絡，惟恐影響與北京政府的談判。

還在1918年，孫中山致電蘇俄政府，祝賀蘇維埃國家的成立。列寧委托契切林于同年8月1日復函孫中山表示感謝，但是孫中山?jīng)]有收到此信。其后，蘇俄、共產國際陸續(xù)派人與孫中山接觸。1920年秋，維經(jīng)斯基和孫中山在上海會談，孫表示希望能將“中國南方的斗爭與遠方俄國的斗爭結合起來”。

原俄國將軍波達波夫在上海也同孫中山進行過多次談話。他在1920年12月12日給契切林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孫的情況。報告說：“在中國各地他都有追隨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實的朋友”，還說：“他本人在中國人民中享有很高聲望，在報刊上 常常被稱為國民黨領袖”。1921年4月21日，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遠東部書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也作了關于廣州政府的報告，提到廣州政府試圖同蘇俄簽訂協(xié)議、建立關系，但是“他們廣州人不知道為什么優(yōu)林至今蔑視廣州?！眻蟾孀詈蟮慕Y論是：“廣州政 府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因此應該“同廣州政府盡快建立聯(lián)系”，目的是“在廣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夠在 中國發(fā)動全民起義來反對日美資本對整個遠東的奴役的人物。”

但是，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收到這些報告后，并沒有立即采納報告人的建議，因為此時蘇俄正致力于同北京政府談判，對與 廣州政府聯(lián)系有很大顧慮。1921年10月31日，契切林致電在赤塔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員、遠東共和國外交部長揚松，咨詢能否向廣州派遣代表團，“廣州政府單獨同許多政府有交往，我們可否同它來往，這不會造成無法同北京建立聯(lián)系？北京是民族統(tǒng)一的象征，首先我們應該同北京來往。如果我們打算同時與 廣州來往，同北京的聯(lián)系會不會中斷？”

同年11月6日，契切林給列寧去信，并附有孫中山的信。 契切林表示：從揚松的回電中可以看出，“我們在北京設立代表機構后就可以同廣州政府進行往來。在此之前，我們認為不便給孫逸仙寫信。去年我們給他寫信時情況不同，因為當時同北京的談判尚未開始?！钡诙?，列寧回了一張便條，說明自己不認識孫中山，互相之間也從未通過信，指示要對孫中山盡量熱情些，要常寫信，并要派人去廣州，但要盡量秘密進行。

12月7日，契切林遵照列寧指示的原則，電令蘇俄駐華特命全權代表、使團團長派克斯：“同廣州政府的接觸，應基于對中國民主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要謹慎從事，以不致影響我們對北京的政策。”他還希望派克斯盡量不讓北京知道自己給孫中信，并說“同他秘密進行書信往來會是很有好處的，但一旦為人所知，我擔心會不會妨礙我們在北京的工作?！?/p>

可見，蘇俄基于第一方面的政策，即要推動中國民主民族革命運動，知道應與孫中山接觸，共產國際一些人也主張與之合作。然而，由于與北京政府的談判更關系到蘇俄的利益，蘇俄擔心同廣州政府的往來會影響與北京政府的談判，只好把對中國革命的支持放在第二位，首先與北京方面來往，與孫中山只進行謹慎和秘密的接觸，與他合作是談不上的。

受權刊發(fā)，選自《楊天石先生九十壽誕紀念文集》，楊雨青 述 于洋 整理，海南出版社 2025年2月。

同時聯(lián)絡吳、孫，爭取二者合作

蘇俄為了迅速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積極接近掌握實權的人物，對用處不大甚至會妨礙談判的人則敬而遠之。但是，僅依靠吳佩孚一派的力量，并未產生多大效果。由于外蒙和中東鐵路等癥結，優(yōu)林和派克斯使團與北京政府的談判都未取得進展。為了打開俄中談判的僵局，1922年7月，蘇俄任命更得力的人物越飛為駐華全權代表，組成新的外交使團。并且，蘇俄的策略有所變化，不再死盯著北京政府一方或某一個政治派別，而是盡可能地與各方力量聯(lián)系，以求得他們在外蒙和中東鐵路問題上對蘇俄觀點的認可或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越飛雖繼續(xù)以吳佩孚為主要聯(lián)絡對象，但也加強了與孫中山的聯(lián)系。

8月19日，越飛致函吳佩孚，提出了一些“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問題，首先就是“建立我們兩國之間本來就應有的友好關系”。越飛擺出一系列理由，力圖說明俄中恢復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對中國是多么的有益。他說：“第一，中俄之間有著一系列懸而未決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恰恰對于中國比對于俄羅斯聯(lián)邦更為有利。第二，現(xiàn)在正是時機，錯過這個時機，中國就有可能處于不利的地位?！?/p>

越飛所指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主要是外蒙和中東鐵路等，他知道中國很重視這些問題，便以此來說服中國人主動談判。越飛所指的時機，是俄最好先同中國談判，再同日本談判。當時，越飛還肩負著與日本談判以使日本從俄國撤軍的使命。他知道中國人擔心俄日談判對中國不利，就拿它來壓迫中國，聲稱如果俄國先同日本談判，他很可能會因為不了解中國的需要和利益，而做出有損于中國的錯事，以此來催促中國盡快與俄國談判。

在這封信里，越飛還極力為俄國向蒙古派駐軍隊并一直駐扎在那里辯解，說是因為俄國軍隊從蒙古一撤出，白衛(wèi)匪幫就會很容易進駐那里，向遠東共和國后方發(fā)動新的攻勢；還說如果俄國軍隊撤出，就意味著張作霖立即去占領蒙古，這既不符合俄國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當時，吳佩孚想調用自己的軍隊進入蒙古。越飛稱，這是不恰當?shù)?，他強調，蒙古問題只能通過簽訂條約的途徑來解決。他勸吳佩孚“最好是一方面向中國公眾說明對我們進行攻擊是錯誤的和不公正的，另一方面還是盡快同俄羅斯聯(lián)邦簽訂條約?！?/p>

總之，整封信都是在向吳佩孚說明，盡快簽訂中俄條約是很重要的。為了更好地討論這些問題，越飛還派自己的軍事顧問、俄國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拜訪吳佩孚。此后，越飛又多次派格克爾見吳，還派使團的海軍武官貝利、漢語專家伊萬諾夫教授以及蘇俄駐北京通訊社負責人霍多羅夫拜見吳佩孚，顯示出對與吳交往的重視。

一個月后，越飛再次致函吳佩孚，重申在蒙古問題上的立場，堅持說，立即從蒙古撤走俄國軍隊只對張作霖和帝國主義有利，而立即停止抗議運動則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11月18日，越飛又給吳佩孚去信，再次提道：“談判中的最嚴肅問題仍然是蒙古問題”“如果中國代表想在會談中徹底解決中蒙問題，那么沒有外蒙代表的參加，我們是絕不能同意的?！标P于中東鐵路問題，他表示：“我們完全放棄沙皇政府的那種罪惡的掠奪性政策，然而，我們卻不能放棄我們在這條鐵路上的利益。具體地說，就是我們要求掌握鐵路的理事會?！痹斤w請求吳佩孚“在談判期間要給予我強有力的支持”。

當時，中國外交部長顧維鈞堅持要俄軍立即撤出蒙古，因此，越飛向吳佩孚抱怨說：“同顧先生我們是無論如何也談不來的”，暗示吳撤換顧維鈞。越飛說，“您曾經(jīng)向我指出，如果不能說服顧維鈞，那就要起用另一個更適合的部長去代替他。我很清楚，說服他不僅已經(jīng)不可能，而且恰恰是在這一時刻他更加積極地實行敵視我們的政策。”

在繼續(xù)極力爭取吳佩孚的同時，越飛也多次秘密與孫中山通信，并派格克爾同孫見面，力圖說服孫進行積極的政治活動，干預北京事務。在第一次致函吳佩孚三天之后，越飛致函孫中山，以相似的語言和理由談了俄中談判問題以及蒙古問題。他表白說：“我們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jīng)濟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滲透”，但是又堅持“我們若在目前的混亂時刻撤出軍隊，日本帝國主義就會乘虛而入，所以我們現(xiàn)在離開蒙古對中國不利?！彼€說：“所有問題都是緊密聯(lián)系彼此交織著的，不能提出其中一個來單獨討論?！彼驅O提出：“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或許您可在盡快開始俄中談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響?！?月15日，他在信中很策略地對孫中山談到中東鐵路問題：“鑒于某些條件，俄國在中東鐵路及其所謂的隔離地帶擁有特殊的利益，我不懷疑，在即將舉行的俄中談判過程中，這些利益將會得到中國的理解并給以滿足。”

從這些信件可以看出，越飛求助于吳佩孚和孫中山，是希望說服這兩位有影響力的人物贊成蘇俄的意見，通過他們消除中國社會的反俄輿論，并對北京政府與蘇俄的談判施加影響。

對于越飛提出的蒙古問題，吳佩孚的答復是，同意該問題 應在同俄國的談判中加以解決，此外，他準備組建一個精銳師，指望在1923年春能占領蒙古。他還讓格克爾參觀了正為此目的做準備的一個久經(jīng)沙場的師團，其意思是“一旦中國能夠接收蒙古，俄國軍隊就立即撤走?！睂O中山的答復是：“我完全相信貴國政府的誠意。我接受莫斯科無意使這一地區(qū)脫離中華民國政治制度的保證。我同意，在北京出現(xiàn)改組后的能同貴國政府進行談判的政府之前，蘇聯(lián)軍隊應留在那里。貴國軍隊立即撤走，只會迎合某些列強的帝國主義利益。”

對于中東鐵路問題，孫中山在給越飛的回信中沒有明確作答，吳佩孚則認為越飛的意見與自己沒有什么特別的不同。吳佩孚提出，當中國有能力接收中東鐵路的時候，俄國應將它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而中國方面也應該保障俄國的有關利益，以表達對俄國的友誼。對于蘇方提出的兩個具體問題，即更換中東鐵路理事會、由蘇俄政府派員取代舊俄人員以及派護路警察和護路隊，吳佩孚認為是臨時性措施，并不違背基本原則，建議越飛向外交部部長顧維鈞提出并一起討論。

看起來，越飛對吳佩孚和孫中山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二 人在中東鐵路問題上沒有什么異議，都同意談判解決蒙古問題，蘇俄可以暫不撤軍。另外，越飛希望吳佩孚能對北京政府施加影響的目的也部分達到了，顧維鈞作出了先開始談判而后再討論撤軍的讓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越飛：“如中俄會議能速開，即俟會議時再行確定撤退辦法，則本國政府亦可姑不堅持異議?！睘榇耍斤w對吳佩孚說：“借此機會感謝您在顧維鈞要求把我們的軍隊撤離蒙古時給予我的幫助，大概是在您的影響下，顧維鈞在其照會中收回了這一要求。”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此時越飛既同吳佩孚正面接觸，又向孫中山暗送秋波，但因為談判的對手是北京政府，而吳掌握著北京政府大權，因此越飛工作的重點仍是吳佩孚，他認為目前還不能與孫中山合作。在11月7日和8日給契切林的電報中，越飛稱：

“從政治角度來看，目前孫逸仙與中國官方立場相距如此遙遠”“在官方場合他只是一個個人，我們與他公開簽訂協(xié)議還為時尚早”，那樣，“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宣布與我們斷絕外交關系”“我就什么也做不成”，而“當孫逸仙在中國政府中占據(jù)適當位置時，那就另當別論了”。關于這一點，越飛對孫中山的助手張繼也作了解釋：“我們一直很清楚，只有孫逸仙是我們在中國的唯一朋友”“但是作為官方人士，我必須與中國的中央政府打交道?！薄盀榱藢λ┘佑绊?，我必須利用那些出于某種緣故對我們友好的力量。至今孫逸仙仍然實行抵制政策，不干預中國政府的事務，也不對它施加影響，那我就不得不訴諸吳佩孚。因此我才接觸吳佩孚?！?/p>

蘇俄同時聯(lián)絡吳佩孚和孫中山的另一個目的是，利用前者的軍事力量和后者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另外建立一個親蘇的民族主義政府，以取代現(xiàn)政府。蘇俄認為這樣既可以促進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又可使俄中談判順利進行。

越飛來華前后，中國國內各方力量促成孫、吳和解的工作已開始進行，蘇俄代表派克斯也曾試圖說服吳佩孚轉向國民黨，同孫中山和解。越飛到任后，即分別做吳、孫的工作。而當他發(fā)現(xiàn)，盡管吳佩孚和孫中山在某些問題上幫助了他，俄中談判仍然十分艱難，特別是蘇俄利用吳佩孚干預中國政局的企圖沒有完全實現(xiàn)后，更加極力促成吳、孫合作。

蘇俄曾經(jīng)試圖讓吳佩孚運用手中的權力更換政府某些成員甚至整個內閣，這種努力初時取得一些成效，后來失敗了。1922年8月4日，派克斯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吳佩孚履行了排除顏惠慶的許諾。后者已不擔任任何職務?！鳖佔?922年6月至8月?lián)伪本┱啄X，主持中俄談判，蘇俄對他不滿意，因而通過吳佩孚逼他下臺。此后，吳佩孚對越飛聲明，蘇俄“不值得與現(xiàn)時的中國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將在7至10天內被他們驅散”。然而，事情沒有吳佩孚想象的那樣簡單，吳沒能按向越飛作出的保證更換整個內閣，只是在干預總理人選。結果是，吳佩孚通電請王寵惠組閣。

越飛認為吳佩孚這樣做的原因在于他還不能組建自己的政府，因而寧愿支持軟弱的現(xiàn)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越飛不再希望“中國現(xiàn)政府在受外國人左右的情況下能夠將同俄國的談判進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結果。”越飛對那種只變動內閣某些人員的做法不滿，還是想成立新政府。隨著中國各派軍事政治集團實力的變化，以及對他們之間相互爭斗情況的進一步了解，越飛認為吳、孫合作是最理想的。

此時，中國最有勢力和最有影響的重要人物分別是：吳佩孚，控制著華中地區(qū)；張作霖，控制著以東北為基地的北方地區(qū)；孫中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家，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是各種政治力量矚目和爭取的對象。在這三人中間，吳佩孚和孫中山都對蘇俄表示友好，孫中山是中國的思想領袖，吳佩孚是軍事領袖，蘇俄當然希望他們能聯(lián)合一致與蘇俄結成鞏固的同盟，再通過孫與張作霖的關系，取得張作霖對這個聯(lián)合政府的承認和支持。這樣中國就能夠統(tǒng)一在一個對蘇俄有利的政府之下，蘇俄的一切事情就好辦了。

為此，越飛寫信并派格克爾去見吳佩孚，向吳提出建議：“我個人覺得，只有您與孫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夠使中國擺脫嚴峻局面和建立統(tǒng)一而獨立的中國的政府”，他還保證：“這個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國的全面支持?！?/p>

越飛也給孫中山去信，信中說：“根據(jù)我對中國形勢所作的分析，我還覺得，您同吳佩孚聯(lián)合并一起建立中國中央政府，對中國來說，這是最好的聯(lián)合。”他建議：“為了確保張作霖承認和支持這個政府，應該恢復他的一切稱號、官職和官銜?！彼J為，“張作霖會同意這樣的條件，這樣一來，這個政府實際上就統(tǒng)一了全中國。”他還聲明：“俄國愿意全力促進中國的民族統(tǒng)一和擺脫世界帝國主義的羈絆，它一定會給予這樣的中國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9月18日，越飛寫信給一直在做聯(lián)合孫中山工作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告訴他說：“從我給孫的第二封信中您會看到，對我來說現(xiàn)在最重要的是讓孫和吳一起組建政府并與張作霖和解，至少要讓張作霖承認和支持孫逸仙-吳佩孚政府。請您支持我的這一政策并向孫作出解釋：這樣的政府不僅可以指望得到俄國的支持，而且還可以指望得到整個共產國際的支持。我認為，成立這樣的政府是當今中國政治的最重要方面?！?/p>

9月26日，格克爾與孫中山在上海孫的寓所進行會談，格克爾表示：“俄國原則上準備幫助中國的統(tǒng)一事業(yè)，毫無疑問，俄國認為孫逸仙是能夠實現(xiàn)這種統(tǒng)一的人?！钡?，“正如越飛同志已經(jīng)指出的，最好與吳佩孚聯(lián)合并盡一切可能防止爆發(fā)新的內戰(zhàn)，因為內戰(zhàn)會導致外國列強的進一步干涉，也可能導致對北京的占領?！?/p>

由于中國國內許多方面和蘇俄都極力向吳佩孚和孫中山推薦對方，二者進行了接觸，試圖弄清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吳佩孚的朋友、內務總長孫丹林曾準備去上海跟孫中山會談；孫中山也曾授權馬林和北京政府總理王寵惠代表他同吳佩孚進行談判，還派出徐謙、張繼到洛陽向吳佩孚“陳說意見” 。但是，由于雙方的根本利益不同，吳、孫都發(fā)現(xiàn)與對方合作是困難的。孫中山在1922年11月2日給越飛的信中指出，吳佩孚對自己的態(tài)度實際上很強硬，與他打交道確實很困難。孫中山表示很想與吳合作， 但是，“吳佩孚想讓我拋棄張作霖作為對與他合作的一種酬謝。這樣的行動方針我是不能接受的，更何況張作霖準備同意進行有所有領導人參加的全國性協(xié)調活動?！蓖瑫r，孫中山還懷疑吳佩孚和陳炯明有聯(lián)系，因而不信任吳佩孚。

孫中山懷疑吳佩孚沒有合作的誠意，反之，吳佩孚鑒于孫中山和張作霖過分親近，并與安福系分子有來往，對孫也持同樣的懷疑態(tài)度，因而拒絕委派孫丹林去會談。為此，越飛在 11 月 18 日又給吳佩孚去信，極力想打消吳的疑慮，力勸吳與孫中山聯(lián) 合。他談到目前北京的局勢，指出“中國的中央政府有點兒想擺 脫您的影響。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處境更加嚴峻地表明您有必要 與孫逸仙聯(lián)合。”越飛坦言，“由于我還是相信，不論同現(xiàn)政府，還是同任何一個更反動的政府，我們都絕不可能達成一致意見，而一旦關系破裂，局面將會急劇惡化，所以我仍然認為，您與孫逸仙和解并建立你們的聯(lián)合政府是最重要的?！痹斤w申明，“我再重復一遍，我準備竭盡全力促成此事。您非常明白，我們將會給予您巨大的幫助并對中國正在發(fā)展的事件施加重大影響。我請您注意這樣一點，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我是決不拒絕給予這種幫助的，但同時我也期待著您的協(xié)助。”

然而，越飛的努力未獲成功，吳佩孚與孫中山的關系無法協(xié)調，使吳孫成立聯(lián)合政府不可能實現(xiàn)。蘇俄只得放棄這一計劃，另謀他途。

棄吳而取孫

與蘇俄的愿望相反，聯(lián)合吳佩孚這個實力派人物，利用他對中俄談判施加影響，推翻現(xiàn)政府，與孫中山合作建立一個親俄的新政府，這一切都未能成功。加之在蒙古問題上，吳佩孚對蘇俄越來越表示不滿，雙方之間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吳佩孚的利用價值越來越小，蘇俄遂決定棄吳不用。相反，從1922年底起，一直愿與蘇俄建立聯(lián)系的孫中山開始受到重視，蘇俄代表越來越傾向于孫中山。

作出這一決定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外交談判對手的轉變，中國政局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實力集團的變更。

1922年12月，由于中俄在外蒙和中東鐵路問題上立場截然相反，越飛與中國外交部的談判陷于停頓，蘇俄在北京政府身上付出了長達兩年時間的努力而未能達到目的。這使越飛繼續(xù)留在北京徒勞無益，不得不將目光轉向南方。一方面是為了另辟蹊徑，謀求與南方的廣州政府建立關系，爭取得到從北京政府那里未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使北京政府因害怕蘇俄與廣州政府簽約而主動要求重開談判，并對蘇俄作出重大讓步。與北京政府的談判中斷了，吳佩孚自然用不上了；而要與廣州政府達成協(xié)議，則必然要與孫中山聯(lián)系。

恰在這時，北京政權發(fā)生變動，直系保定派（曹錕）與洛陽派（吳佩孚）爭斗，吳佩孚支持的王寵惠內閣倒臺，代之以曹錕做后臺的張紹曾內閣。吳佩孚的勢力受到削弱，反之，孫中山的政治影響卻在擴大。9月，孫中山接受馬林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建議，開始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10月，孫中山命人在福建組織討賊軍，準備討伐陳炯明，重建廣州革命基地。中國政治形勢的這些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實力集團的變更，也促成了蘇俄合作對象的轉變。

12月12日，越飛向莫斯科報告，國民黨是中國無比重要的力量，可借以推動民族民主革命。在北京的一切談判均欠妥當，同吳佩孚、張作霖的私人聯(lián)系也都不是最要緊的事情。如果吳、孫能諒解當然更好，否則，在任何情形之下，蘇俄必須對中國革命力量加以支持。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重要決議，贊同越飛的旨在“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政策，“并建議外交人民委員部和我們共產國際的代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1923年1月13日和26日，越飛給俄共（布）、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發(fā)去了兩封至關重要的信。在這兩封密信里，越飛分析了中國總的政治形勢，并對比了吳佩孚與孫中山，最后得出 了應傾向于與孫中山合作的重要結論。

首先，越飛分析了1922年底曹錕爭當中華民國總統(tǒng)以后的局勢，指出：“目前吳佩孚處于孤立狀態(tài)。他在中國中心省的地位已被曹錕及其同伙取代。同時，吳佩孚先前的政府已不再存在?！保ǖ?93頁）但是，新上來的曹錕并不被越飛所看好，越飛 認為“曹錕及其同伙在中國社會上沒有扎實的根基，因此總的說來他幾乎不能依靠任何人”；曹錕的所謂政府，實際上都是一些平庸之輩，“整個內閣將是中國歷史上第三個有名無實的議會內閣?！痹斤w還認為，曹錕與張作霖的談判，“無論如何不會給曹錕帶來任何榮譽，也不會使他取得巨大的成功”。

接著，越飛專門分析了吳佩孚的情況，在前一封信中他指出：“吳佩孚目前實際上只有一個河南省，如果他不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他就沒有任何前途。”雖然“吳佩孚過去或許也沒有大塊地盤，但他能利用自己對中央政府的影響，實際上從鐵路上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幾乎全部收入。”而現(xiàn)在，政府不掌握在他手里，這些收入就落空了，這也是促使吳佩孚要去奪取更多地盤的一個原因。越飛進而分析說，吳佩孚要奪取地盤，但是他不可能向北方進軍，因為他不可能同曹錕徹底決裂，對曹錕發(fā)起公開的軍事進攻；這樣一來，他除了向南方挺進以外別無出路，這就必然會同孫中山發(fā)生沖突。在后一封信中，越飛提到吳佩孚也改變了對俄國的方針。1923年1月1日，曹錕、王懷慶發(fā)表通電，譴責蘇俄的蒙古政府，號召“合內外上下一致力爭，務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籬”。1月4日，吳佩孚發(fā)表通電響應，表示贊同曹、王的主張。因此越飛說：“在蒙古問題的整個喧鬧中，最重要的是，吳佩孚也在俄國所有敵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門， 并發(fā)出一份令人極難理解的通電，其內在含義只能解釋為，吳佩孚試圖證明，他在蒙古問題上絕不討好俄國。”總之，越飛認為，“吳佩孚的客觀狀況迫使他不僅反對孫，而且也反對我們?！?/p>

然后，越飛又分析了孫中山：“與上述事變發(fā)生的同時，孫逸仙的聲望大大提高了?！彼粌H在福建省站住了腳，而且不久前已向廣州進軍。“這樣看來，孫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遲早會恢復在南方的全部影響。”越飛還考慮到目前張作霖正與孫中山聯(lián)手，因此認為，孫很可能在近期內實際上成為除吳佩孚控制的一小塊區(qū)域之外的中國的統(tǒng)治者。

通過對比，結論是不難得出的。在前一封信中越飛寫道：“不管怎樣，業(yè)已改變的局勢和吳佩孚的實際狀況使他對俄國的態(tài)度有所惡化。我本人將利用自己的一切影響，使吳佩孚和我們的關系不致破裂，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得不在吳佩孚與孫中山之間作出抉擇的話，那么無疑我們要選擇后者。”在后一封信中越飛重申：“孫逸仙在整個南方取得的決定性勝利，吳佩孚和孫逸仙之間關系的尖銳化立即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我早已提出的問題：一旦吳佩孚和孫逸仙之間發(fā)生公開沖突，我們應該選擇誰。 如果你們記得的話，我對這個問題早就堅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們不得不作出選擇的話，我們決不能支持吳佩孚去反對孫逸仙?！?/p>

除此以外，越飛還提出了一個問題：“誰是中國真正的政府， 我們應該跟誰打交道？”越飛說，“當時所謂的華南政府在思想上更接近我們，但是在那個時期，我們沒有可能同南方政府，即同孫逸仙進行直接的接觸。”但是現(xiàn)在情況不同了，越飛問：“我們是否應該仍像過去那樣客氣地對待毫無用處的受帝國主義奴役的中國中央政府”，還是“轉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認孫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并只同它打交道”。越飛的話等于承認了蘇俄在合作對象問題上的政策主要不是出于革命的考慮，雖然明知孫中山與自己的思想更為接近，最初蘇俄卻沒有直接接觸，怕影響與北京政府的談判；如今北京政府沒有用了，而按照越飛對中國事態(tài)發(fā)展方向的預見，孫中山的政府有取得成功的希望，這時才考慮與孫打交道。

當然，越飛也注意到，“國民黨以及孫逸仙本人，在我們的思想影響下，近幾個月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本質；國民黨確實正在成為中國群眾性的政黨?！彼€說，孫中山經(jīng)他多次勸說明白了，光靠軍事手段不可能實現(xiàn)中國的變革，必須采取更積極的政策。“至少，目前孫逸仙甚至向中國現(xiàn)政府派來了自己的代表，并從昨天起在這里開始談判，由此證明，他希望通過政治的、外交的途徑影響中國的政策，而不是單純地使用軍事手段?！?/p>

總之，莫斯科終于認識到，同吳佩孚合作是無益的，而孫中山在解決蘇俄對華關系兩方面問題的過程中將起到重要作用，他 才是俄羅斯聯(lián)邦唯一的盟友。從這時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決定積極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

1923年1月16日，陳炯明被打敗，廣州克復，孫中山準備回粵。同一天，越飛一行五人去上海，與南方革命力量接洽。1月18日、19日、22日，越飛與孫中山進行了幾次會談。1月26日，《孫文越飛聯(lián)合宣言》發(fā)表，表明蘇聯(lián)與孫中山建立了公開的聯(lián)盟。看起來，蘇聯(lián)人終于找到了合適的盟友。在孫中山這里，蘇俄對華政策的兩個方面不再互相矛盾，而是有機地融為一體了。 蘇俄找到了革命伙伴，也在自己最關心的利害問題上找到了突破口。蘇聯(lián)的代表想盡各種辦法，在兩年中未能從北京政府和吳佩孚那里爭取到的東西，最終還是在孫中山這里獲得了?！秾O文越飛聯(lián)合宣言》表示蘇俄要與孫中山建立關系，也宣布孫中山在外蒙和中東鐵路問題上同意蘇俄的意見。

莫斯科仔細研究了越飛提出的積極支持孫中山的請求。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和總司令加米涅夫都親自過問這一問題。1923年1月20日，托洛茨基寫信給越飛說：“政治局同意您的總的提綱。政治局特別強調，不管中國出現(xiàn)任何政府組合，都必須繼續(xù)在支持孫逸仙的民主組織和配合中國共產黨人的工作方面進行系統(tǒng)的工作，并決定征詢您的意見，為加強內部的系統(tǒng)的宣傳工作可能需要多少款子?！?月6日，托洛茨基給加米涅夫寄去越飛的信，讓加米涅夫“最好在地圖上標出正在爭斗的中國將軍們的位置和實力，并考慮一下我們能向孫逸仙提供什么樣的幫助”，要求他提出初步意見。

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越飛的建議，認為最好在中國西部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可以給孫中山約200萬墨西哥元的資助，并經(jīng)孫同意后向他派去政治和軍事顧問小組。

此后，蘇俄與孫中山的合作全面展開。

綜上所述，蘇俄在中國選擇合作者時，相當多地考慮了本國的利益，并為此實行了重視和聯(lián)合中國實力派的政策。關于這一點，俄共（布）有些人當年就看得很清楚，并提出了批評。1923年8月25日，曾任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東方部副部長的斯列帕克寫信給維經(jīng)斯基說：“大家都被套在孫逸仙的馬車上，對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顧。”他認為“應當徹底消除黨是為外交人民委員部服務的觀點。當霍多羅夫或者馬林認為吳佩孚是個非常好的人，俄羅斯應當面向他等等時，他們就把黨拉向這方面，并竭盡一切努力使黨納入這一軌道，大家也都做了努力。后來，當實際生活拋棄了對吳佩孚的這些幻想時，黨又采取了另一條路線。人們開始把黨拴在孫逸仙的馬車上，要把孫從他‘可愛的’擁護者所設置的冒險泥潭中拖出來?！彼赋?，“明天如果有人喜歡張作霖，并認為必須面向他，那么又是：伙計們，到那里去吧！”他大聲疾呼：“必須結束這種狀況。讓黨還是一個黨，全面開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貫徹越飛的觀點或外交人民委員部其他代表的觀點的馬林們，不要使黨陷入一會兒向這位將軍點頭、一會兒向另一位將軍點頭的變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員部需要這樣，但不要把黨牽連到這種事情里去?！薄皯摻Y束這種僵局，不要做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尾巴?！?/p>

遺憾的是，俄共（布）中央并沒有接受這樣的意見，仍然繼續(xù)貫徹重視實力派的政策，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誰最具實力，就想與誰合作。按照以前的論點，在1923年吳佩孚鎮(zhèn)壓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其軍閥本質和反對革命的本性暴露之后，蘇俄、共產國際聯(lián)合吳佩孚的政策就破產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1925年，吳佩孚的勢力上升，俄共（布）又提出了聯(lián)吳的主張。10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伏龍芝報告，“中國的事態(tài)發(fā)展進程，越來越把吳佩孚和他所領導的直隸集團推到首要地位。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fā)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的關系，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庇捎趶堊髁乩^續(xù)采取親日政策， 其勢力在日本人的幫助下不斷鞏固，在中國東北給蘇俄造成很大威脅，加之張一直玩弄手腕，加劇日本與蘇聯(lián)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蘇俄的方針是打擊張作霖，為此需要聯(lián)合吳佩孚。伏龍芝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主要敵人依然是張作霖?，F(xiàn)階段國內戰(zhàn)爭的任務，應該是從軍事上和政治上徹底打垮張作霖。吳佩孚的行動能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須加以利用?！薄熬C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有必要同吳佩孚聯(lián)合。聯(lián)合的結果應當是成立新的中國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員構成上，要有直隸人，北方國民黨人（馮玉祥）和華南（廣州政府）的代表。”10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外交人民委員部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決定基本上采納伏龍芝的建議，并作為政治指示下達給加拉罕，建議后者盡快去北京。

由此可見，蘇俄在援助和推動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中，自始至終是同時照顧到蘇俄國家利益的。在選擇合作者問題上，蘇俄 時刻根據(jù)中國軍政力量結構的變化，確定能保證實現(xiàn)蘇俄對華政策雙重目標特別是蘇俄利益的人物，以此為合作對象，從吳佩孚到孫中山和國民黨，再到馮玉祥和國民軍，以及后來到汪精衛(wèi)、到蔣介石，重視實力派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

本文原發(fā)表于1999年第4期《歷史研究》，之所以選此文恭列家父的紀念文集，皆因這是家父指導我修改論文，對我最嚴厲的一次，至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可作為家父指導我進行史學研究和論文寫作的代表。

猶記得當年我完成初稿后，自我感覺還不錯，沒想到父親閱后大為光火，對我一通猛批，批我邏輯混亂，表達不清，語言啰唆，句子冗長，等等 ?? 父親語氣極為嚴厲，我忍不住直掉眼 淚，但父親不為所動，嚴令我認真修改，不達到他的要求不準投稿發(fā)表。我越想越委屈，一來心中暗想他是北大中文系畢業(yè)的，文字語言功底自然高強，可我們只是學歷史的，當然不能和他相比，對我要求是否過于嚴苛；二來不止一次看過他指導學生，從論文選題到框架提綱，從史料到參考書，無一不娓娓道來，悉心指導，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和顏悅色，耐心細致，從未見他聲嚴厲色，怎么到指導我這個親閨女時就這么兇呢？ ?? 越想越難過，就這樣我一晚上沒吃飯，一直哭，眼睛腫得像紅桃，以至于當時才三歲左右的我的女兒都奇怪了，平時對她疼愛有加的姥爺怎么如此嚴厲地批評媽媽，媽媽這么大人了怎么還會這樣被罵？這是她從未見過的。不過，哭歸哭，過后我只好老老實實地按父親指示一遍遍認真修改論文。父親說，論文不僅是寫出來的，也是改出來的，在一遍遍修改中，研究水平和寫作水平就提高了。對此我深有體會，確實如此，后來我不僅以父親的教導寫作自己的著作和論文，也以此指導自己的學生，包括放聲多讀幾遍論文的語句以發(fā)現(xiàn)問題等小妙招。很多人會羨慕我，說我身邊就有一個名家名師，可以隨時請教，但其實我和家父平時談論學術并不多，一是因為他總在辦公室忙碌，很少在家；二是我比較懶惰，又怕被他罵，盡量不開口。再有就是外人可能接觸到的都是彬彬有禮不急不躁的楊老師，而作為女兒和家人的我們可能承受的火氣就要多些。不過家父在關鍵時刻對我的指教和幫助還是很重要的，也得益于他拿“小鞭子”抽著我動一動，用功一點。 這正如我們遇到過的嚴師，上學時我們總覺老師太嚴厲太嚴格，各種不滿和抱怨，而當多年過去以后，我們回想起當年的嚴師，卻無不感到幸運和感激！

（作者楊雨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系楊天石先生的女兒。圖片源自網(wǎng)絡。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