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今日

1927年4月28日，38歲的李大釗身著舊棉袍，從容邁向絞刑架。面對軍閥的絞索，他留下最后的宣言：“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

這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馬克思主義最早的播火者，以生命踐行“鐵肩擔道義”的誓言，將革命火種深植于危難中的中華大地。從被捕時的凜然不屈，到獄中受盡酷刑仍堅守信仰;從拒絕南下避禍的決絕，到絞刑架上受刑的壯烈——李大釗的犧牲，是黑暗年代里一盞不滅的明燈，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血脈的永恒豐碑。

98年后的今日，他筆下“赤旗的天下”已化為山河錦繡，而那雙穿透歷史迷霧的眼睛，仍在凝視著一個民族如何以覺醒與奮斗，回應先驅者的生命叩問。

今年4月28日，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先生英勇就義98年紀念日。

“斯人氣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幾春花，零淚一抔土。”(李大釗悼亡友詩)

被捕(油畫作品)。

近年來，有關李大釗之死的檔案陸續被發現，更多親歷者的講述見諸報端，這使得當初大量缺失的真相與細節日漸顯露出來。那段慷慨悲歌、令神州色變的死難歷程，如今變得完整而清晰。

黑云壓城

屠刀其實早在1926年就舉起來了。

這年的4月間，直奉魯豫聯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地開進了北京。對于城中的革命者，連年混戰的反動軍閥們表現出難得的一致。聯軍隨即公布的治安條例里特別規定：“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

虐政屠刀之下，北京城里封禁報館，鉗制輿論，共產主義和一切不符合軍閥心意的言論都成了殺頭的罪名。《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愛國學生上了被通緝的黑名單，說他們有“赤化嫌疑”。受軍閥掌控的憲兵團、軍警和密探增加了4萬余人，他們在京城的學校、報館、機關、郵局里四處打探，聞風而動。一時間，北方群眾運動陷入低谷，革命領導人紛紛南下。

盡管如此，奉系軍閥張作霖“討赤”的心意仍不滿足，這位“討赤聯軍總司令”自從1926年6月進京之后便執掌了北京政權，年底又自我擢升為“安國軍總司令”。他早就和軍閥頭子們商量好，將捕殺邵飄萍、李大釗等人列為特別緊迫的軍事行動。

張作霖們對李大釗的痛恨是與恐懼交織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變之后，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四面受敵，東有張作霖，西有閻錫山，南邊還有吳佩孚的人馬。危急下，多虧李大釗及時出面，通過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懇請蘇聯提供軍火援助。有了李大釗的奔走，國民軍不斷擴充軍源，并得到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這才具備了與北方軍閥相抗衡的資本。

當時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時期，李大釗兼任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領導著京、直、魯、豫等北方15個省區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運動。北方群眾運動一波連一波，高潮迭起。軍閥們當然將李大釗視作北方的頭號“赤敵”。

眼下，邵飄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釗又在哪里呢?張作霖覺著骨鯁在喉。

李大釗其時并沒有離開北京，就待在東交民巷，距離被張作霖當做大元帥府的順承王府不遠。

自打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以后，東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國駐華使館區和兵營的所在地。據《辛丑條約》規定，中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入，若要進入，必須解除武裝。所以，東交民巷成了落難國人的避風港。變法失敗了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去過;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儀去過;“辮帥”張勛復辟被討逆軍追得無處可藏時也去過。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段祺瑞政府嚴令通緝李大釗等人，說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為了躲避通緝，李大釗帶著兩黨機關以及一家老小，搬進了蘇聯使館地界兒上的舊俄國兵營(現在的“蘇聯豁子”巷以西)，此后再也沒有公開露面。

法日使館“舉報”

蘇聯使館東邊、隔著御河就是日本使館。站崗的日本衛兵最早注意到蘇聯使館不大對勁兒，常有中國人進進出出挺頻繁。他們覺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蘇聯使館的西邊毗鄰一家法國醫院，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聽到隔壁俄國兵營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動靜，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講話和爭論，仿佛忙得顧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國兵營里的李大釗的確很忙。彼時，國民軍與“討赤”聯軍正在北京南口鏖戰，奉直晉三大軍閥的42個師、47個旅、890門大炮、946挺機槍、59萬人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嶺間。同時，國民革命軍從廣東誓師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漢，銳不可當。

當時的中國亂成一團，從北到南，一路戰火不休，信息不暢。堅守北京的李大釗就成了連接南北革命斗爭的關節點。一條條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匯聚到俄國兵營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轉出去。情報的正面寫上些不相干的話，背面用牛奶書寫，火一烤才顯得出字跡。

北方革命力量此時的發展也如火如荼，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產黨黨員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黨員由2200余人發展到4300余人。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里，也發展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大帥府秘書董季皋。

蘇聯使館里的“動靜”引起了法日使館的注意。不知是有意無意，他們將這一發現告訴了當時張作霖的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次長吳晉。這個吳晉曾經在法國炮兵工程學校留學，任過駐法國使館參贊，是個親法派。他很快將“蘇聯使館內可能有赤色活動”的消息匯報了上去。

東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兒的“車夫”。他們把本就不臟的人力車擦了一遍又一遍，卻對招攬客人從不熱心;他們漫不經心地閑聊、歇腳，眼睛卻一刻不離地盯著東交民巷西口北邊的蘇聯使館。

叛徒供出藏身地點

李大釗住在俄國兵營是許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體地址30號院，本來只有北方區委委員、地委書記、共青團北京團區委書記等少數領導同志才曉得。

但誰知道，黨組織內部竟然出了一個叛徒。他就在李大釗身邊工作，還是李大釗的學生。

當時已是冬去春來。但在帝國主義的聯絡下，蔣介石、張作霖二人合作反共的說法甚囂塵上，北京城里的風聲一天緊過一天。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使館內外聯絡工作的閻振山，有天出去送信再也沒有回來。送信、取報工作就由幫大家做飯、打雜的張全印肩負起來，可沒過幾天，張全印上街買菜的時候也失蹤了。而大家還不知道，京師警察廳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機扮成雜役混進了俄國兵營，專盯著兵營里中國人的一舉一動。

但只憑所收集到的表面情況，警察廳還不敢貿然行動。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廳里突然躁動起來。西交民巷有情況!

警察迅速趕到，當場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發的秘密傳單。恐怖隨即蔓延開去，黨的6處秘密機關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動軍警一下來了精神，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沈維翰親自出馬，連續審訊了3個晝夜，終于發現有一個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產黨員，而且就在李大釗身邊工作。

李渤海，山東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學讀書，是李大釗的學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一度前往山東開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調到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當過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李大釗避難后，俄國兵營內的共產黨組織以及李大釗同外界的聯系，多由他承擔。

李渤海被捕后叛變的情形，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沈維翰在接受臺灣媒體采訪回憶往事時，才道出多年鮮為人知的內幕。他說李渤海“經多方勸導，頗能合作，將李大釗藏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之情報及其他共產分子名單供出。”沈維翰如獲至寶，因為李渤海是惟一一個被捕并叛變、而且又在李大釗領導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產黨的內部事務。為避免打草驚蛇，警廳悄悄釋放了李渤海。除了當事人，此事再無人知曉。

所以，這個李渤海在李大釗犧牲之后還當過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變。后來，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隨張學良左右，深得少帥信賴與賞識。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判處無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審理此案，撤銷原判，改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此時，李渤海已死去20年。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匯報》上還有一種說法，與沈維翰的回憶類似又不盡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變：1926年9月，京師警察總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個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帶有“赤化宣傳”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認是中共北方區委交通員，并將負責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變使敵人獲悉：中共北方區委及李大釗等均隱蔽在舊俄國兵營內。不久，特務抓到了一名經常出入蘇聯使館的交通員，這人叫李大成。特務們把李大成押到前門內順成街警察署司法處，警察局偵緝處長吳郁文親自審訊，軟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況稀里嘩啦全招供了。

最后的脫身機會

進入4月，內外情況都摸清楚了，敵人隨時可能收網。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釗其實還有脫身機會。

張作霖一直有個很大的顧慮：全副武裝沖進去抓人，這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歷史上尚無先例，就算是打著“討赤”的旗號，列強們能答應么?為防橫生枝節，張作霖決定先派人與蘇聯之外的各國使館聯系。

4月4日，直魯聯軍的總參議楊度聽到了一條驚人的消息。

楊度，字皙子，民國時期的名士。他組織過為袁世凱稱帝鼓吹的“籌安會”，也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高官，此時是聯軍總參議，暗地里卻幫著國民黨在各軍閥之間周旋。

那天，楊度去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朋友女兒的婚宴，正好碰上了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楊度有意無意地攀談：“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大燮回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此話怎講?”楊度追問。汪大燮說：“張大帥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進入蘇聯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

得知此訊，楊度找了個托辭，趕緊離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楊度早在1922年就在孫中山家里結識了李大釗，還常常利用自己的關系，幫助李大釗了解軍政內幕。俄國兵營里住著李大釗，楊度是知道的。當晚，楊度就把從汪大燮那里聽來的消息告訴國民黨北京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并傳進了俄國兵營。據說，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馬上離開了俄國兵營。可惜的是，李大釗卻沒有走。

李大釗為什么沒走?對這個問題，80年后幾經爭論，迄無定論。

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釗先生傳》里提到過王德周(追隨李大釗多年，當時是黨在天津的負責人)的一段回憶：“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談：北方區辦公地點須要趕快想辦法，因為在帝國主義勢力范圍以內，去進行打倒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事情，應趁早遷出。當時李先生的答復是：不要太膽小了，中國軍閥看帝國主義，那是無上的，東交民巷，不容許中國武裝入內，是載在條約上的，哪能例外呢，他們對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絕不是問題的全部。李大釗之女李星華回憶：“那些日子里，父親格外忙。我們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個僻靜的小院子。父親和他的同志們在那里生起一個小火爐，一疊疊的文件被父親扔進熊熊的爐火中。”星華常常蹲在旁邊呆呆地看著。那些書籍和紙片扔進爐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濃煙，隨后“忽”地一下燒著了，變成一些深灰色、淺灰色的蝴蝶飛了出來，在空中不斷地飄舞盤旋。

既然已經在銷毀文件，就說明已經作了最壞的準備。在王德周的印象里：“二十八號小門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并不是毫無準備，把所有文件，放在炸藥的下邊，在小門里邊看著，如果特務們來了，或發現槍聲，就馬上用電流通電把它們都燒毀。”

其實，早在楊度之前，就不斷有同志、學生、親人、友人勸李大釗離開北京，也不斷有人在李大釗的安排下到南方參加北伐戰爭，或者被派往蘇聯學習。李大釗卻總說：“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誰來做呢?”

這個“事”是什么事?今天已無從知曉。它可能是指策應北伐的各項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體事情。但它一定與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大業息息相關，與北伐戰爭的成敗息息相關。與它相比，李大釗覺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被捕

因為涉及外國使團，警察廳這次的行動可謂煞費苦心。

動手前，為保萬無一失，他們派出一名警察吉世安，最后一次確認李大釗在不在俄國兵營里。這個吉世安從譯學館畢業后，曾被分配到京師警察廳做外事工作，跟駐華的各國使館都有公私來往。他跑到蘇聯大使館，先以私人關系找到了使館秘書畢德諾，假稱自己跟李大釗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給李大釗，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國兵營里去，想請畢德諾代轉。

蘇聯大使館舊址。

所謂的信其實就是便條一張，上面寫著“外面對你風聲甚緊，請多加注意”，沒有上下款。畢德諾一看也沒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國仆人來，讓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國兵營，交給李大釗。吉世安由此確定，李大釗彼時確在俄國兵營里。安國軍總司令部便命警察總監陳興亞、憲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馬上動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節，天清氣朗。一早起來，星華、炎華姐妹高高興興地換上了新夾衣。母親趙紉蘭帶了炎華去兵營空場上散步，星華坐在外間長椅上看報，李大釗在里間屋里伏案工作。

吉世安這天也起得很早。因為身負特殊任務，他一起來就換上了中式樣斜大襟藍褂子，布褂長及膝下——平日里耀武揚威的警察，打扮得像個仆人。

包括吉世安在內，京師警察廳這天派出了300余人的行動隊伍。帶頭的人揣著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稱：“蘇聯使館內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局辦事處、庚款委員會等處有共產黨陰謀暴動的組織機關，須立即搜捕，事出緊迫，請各國公使準許。”

這當然就是作個樣子，因為張作霖早已獲得了以駐京公使團團長、荷蘭公使歐登科為代表的各國公使的默許。據說，這位張大帥派人對公使團一通嚇唬，說是蘇聯使館里至少有4000多支槍械，共產黨可能要搞暴動，對公使團很不利。對紅色蘇聯本就充滿敵意的公使團，也就以“蘇聯不在辛丑條約簽字國之列”的托辭答應了。

后來發生的事情，當時的《晨報》上有詳細的記載：上午10時30分左右，東交民巷東西北各路口突然來了好多洋車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過往行人都覺著不大對勁兒。11時，150多名警察、100多名憲兵全副武裝，從警察廳出發分路直撲東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圍了蘇聯大使館。

軍警包圍蘇聯大使館。

李星華當時就和父親在一起，她在回憶錄里清晰地記錄下當時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個!’粗暴的吼聲在窗外響起來，喊聲未落，穿著灰制服、長筒皮靴的憲兵們，穿便衣的偵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擁而入，一瞬間擠滿了這座小屋子。……一個壞蛋立刻沖到跟前把父親的手槍奪過去了。

“在這許多軍警中間，我發現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閻振山，被繩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們把他帶來，當然是叫他認人的。那個身材粗大、滿臉橫肉、長著一雙惡狼般眼睛的便衣偵探指著父親問閻振山：‘你認識他嗎?’閻振山只簡單地搖一搖頭，表示不認識。‘哼!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呢!’胖偵探狡猾而陰險地一笑。”

警察們在綁走李大釗的同時，也沒有放過李星華。他們用一條白繩捆住星華的胳膊，拉著她飛快地走出東交民巷，往北穿過郵政總局門前，把她從一個便門帶進了警察廳。同時被捕的還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趙紉蘭母子等33人，以及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

從敵人的角度上講，這次突襲搜捕行動很成功，可謂“人贓并獲”。為此，吉世安帶著十幾名仆人打扮的便衣，在大部隊之前就趕到了蘇聯使館。他們在領口右邊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長的白線條，以作識別。10個人首先跳墻進去，外面巡風的人就裝作在馬路邊上曬太陽。這些人的任務就是在行動開始時迅速搜查和保護“證據”。

吉世安解放后交代說，他們闖進去時，屋內正在燒文件。但文件只燒毀了很少一部分。因為是上等紙印的，不愛起火，沒有燒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撲滅了，因為抓捕隊居然是帶著消防車來的!消防隊員還特別裝備了水銀，用水銀滅火，以防對紙質的文件造成傷害。

據說，當天從蘇聯使館里拉走了7車文件。李星華看著警察和憲兵來來往往地把一筐筐書報和文件抬進了警察廳的院子。他們像一群捕到獵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著。

軍警在蘇聯大使館周圍戒嚴。

各方營救

軍閥料想了搜捕時的種種，大概沒有料想到引發的社會影響之大。

事發后，京津各報社評，都為李大釗呼吁。營救李大釗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論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4月9日，政府校務討論會召開，席間提議“李大釗雖屬共產黨員，究系迷信學說，與故意擾亂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應請當局略跡原情，貸其一死”。9所國立大學校長商定自10日起分途營救。北大校長余文璨、師大校長張貽惠隨后前往文昌胡同8號拜訪張學良。

政府政治討論會也在9日召開，全場推舉討論會會長梁士詒、楊度為代表，赴順承王府向張作霖陳述意見。第二天，兩人約同當時的司法總長羅文干一同會見張作霖，也提出將此案移交法庭。楊度將自己在北京的愛宅“悅廬”變賣，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來營救李大釗。

章士釗則找到了張作霖身邊的紅人、奉系元老楊宇霆，歷數李大釗得名之盛，言辭懇切地奉勸楊宇霆“切不為以一時之意氣，殺戮國士，而遺千載惡名”。據說，楊宇霆“聞之悚然，乃向張作霖陳說”。

河北樂亭同鄉白眉初、李時等三百多人此時聯名上書陳情，請求軍方保全李大釗的性命，并先行釋放趙紉蘭母子。陳情書里說李大釗“生長僻壤，游學津門，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數載，繼而去國東渡，留學日本，東瀛歸來，任北京大學及男女兩師大教授，其鉆研之苦心，更不減于在津門時。”他們天真地以為，軍閥也會講人情。

此時，西方各國對張作霖的做法也頗有微詞。照張作霖的說法，蘇聯使館里收藏的槍支不下4000支，而實際搜出來的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警察廳本來說的是搜查蘇聯使館附屬的遠東銀行、庚子賠款委員會等地，結果卻闖進了蘇聯使館的直屬領地俄國兵營。各國倒并非擔心李大釗等人的安危，只是不愿接受被張作霖連蒙帶嚇、同意其違反《辛丑條約》的事實。

在英國眾議院，一名勞工黨議員當眾質問外相張伯倫對于北京公使團允準侵入蘇聯使館的意見。張伯倫只好含糊其詞，說保障安全的權利不能賦予反抗當局的陰謀派。法國的《渥倫特報》認為，蘇聯在邊境厚積軍力，張作霖與蘇聯素有積怨，才有此行動。

蘇聯人更是怒氣沖沖，事件一發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蘇聯代理駐華大使率領館員30余人數日后離華，揚言斷交。蘇聯首都莫斯科發生了10萬工人、職員大游行，抗議軍閥擅闖大使館，行兇抓人。各國站在不同立場上紛紛敦促張作霖盡快拿出切實有力的證據，來證明李大釗等人蓄意暴動、反抗政府。

外界壓力之下，張作霖趕緊加派人手整理證據。最重要的證據其實就是從使館搜得的大批文件，堆了滿滿兩間屋。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前任哈爾濱交涉署署長張國忱精熟俄文，張作霖特意召他進京成立了“搜查蘇聯陰謀文件編譯會”，但凡懂點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員幾乎全被調用。編譯會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個多星期也沒有發現組織暴動的計劃。張國忱沒有辦法，就趁晚上陪張作霖吸鴉片煙的時候進言，說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一下子搞完，求張作霖多給些時間。

重要文件在20日左右編譯完畢。日、英、美、法等國使館的工作人員被允許進入警察廳的俄文檢查室拍照，以便將“罪證”送往各國發表。蘇聯則發表聲明稱，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國的使館里都能搜的出來。編譯出的文件目錄還被陸續地刊登在報紙上。

就在張國忱忙于翻譯時，京師警察廳也沒閑著，委派了15人專門負責審理。

4月8日的《世界日報》上說：“李著灰棉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須，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馬克斯(思)學說崇信者，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曉云云。”

李大釗光明磊落，問到后來，他干脆說：“你們拿紙筆來，我自己寫好了。”于是，就有了后來被廣為傳誦的“獄中自述”。李大釗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終日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釗，終于借這個機會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對于共產主義學說，李大釗承認“崇信不諱”。他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一片赤膽忠心，襟懷坦蕩。

除了“獄中自述”，其實還有一份“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里，至今尚未公開。字里行間，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躍然紙上，他講出偉大抱負和革命主張，也“供”出了國民黨在北京、廣州、武漢的一些情況和頭面人物，不過，這在當時都是公開的。

力主“討赤反共”的張作霖想要的絕不是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釗的同鄉楊宇霆做說客，許以高官厚祿，但也沒能從李大釗口中得到蘇聯“赤化”中國的證據和共產黨組織工農運動的情況。所以，警察廳一方面對外界宣稱“李大釗口供頗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認“李無確供”。

神秘的“前方來電”

“李無確供”怎么判刑?

警察總監陳興亞在警廳與順承王府間來回奔波，送證物、送口供、請示張作霖到底要怎么辦。張作霖似乎也沒了主意。

張作霖的身邊人這時分成兩派。一方主張將李大釗等人移交國家司法機關審理裁判，以示尊重國家法律。張作霖親信楊宇霆也建議保李大釗性命，認為李大釗本為北方著名學者，不如判個終身監禁，讓他在奉天的監獄里繼續研究《資本論》。

這種意見在當時呼聲最高，所以報紙上的用詞也大多傾向樂觀：“安國軍方面各要人對于本案，其欲依法辦理取寬大主義，張作霖亦極贊同”;“但聞順承王府對于此項建議，因其為政治討論會提出，甚為重視”;“黨案移交法庭說漸有力”;“黨案處置辦法仍未決定，據傳被捕黨人均無生命危險”;“然最重亦不過無期徒刑，決無生命之虞”……

還有一種意見是軍法論處，理由為“共產黨在北方顯有擾亂陰謀，則依照軍法處分，自屬適當”。張作霖給軍閥張宗昌、孫傳芳及前方各路將領都拍了電報，說“本地軍警，于晨在使館界內拘獲著名共產黨首領李大釗及同黨三十五名”，“倘有意見，可即電告”。后來，張宗昌、孫傳芳等6名軍閥給張作霖的回電中，只有一人“電請量情法辦”，其余5人均主張“嚴辦”，山西軍閥閻錫山沒有回電。

為堵悠悠眾口，4月23日，張作霖最終決定派參議何豐林就任審判長，組成由軍方一手控制的特別法庭。何豐林是張作霖大元帥府軍事部長兼安國軍模范軍團司令，連他自己都承認“軍人出身，對于法律，素未研究”。

然而，事態的發展還是出乎了人們的意料。4月28日上午，特別法庭突然開庭，草草審理了70分鐘，便判處李大釗等20人絞決，立即執行。而當天出版的《世界日報》還稱：“再經三次預審后，即可正式開審，其為期當在下星期一、二兩日。”……

張作霖為何突然下定決心，殘忍殺害了李大釗和另外19位革命志士?有種說法：是來自前方將領的一封電報影響了張作霖。

4月29日的《世界日報》報道稱：“軍法會審各委員……最先只將證據較為充分之李大釗、張伯華二人判死刑，其余則未加可否，惟因某將領前晚來一急電謂前方既宣明討赤，后方捕獲赤化要犯，久延不殺，恐不足以服各將領之心，張作霖乃命各審判官重為審訊，遂決定將李大釗等二十名處以絞死罪，即于前晚呈送安國軍總司令判閱。”

同日出版的《晨報》也發表了快訊“軍法會審昨日開庭判決黨人二十名死刑”，稱：“前日方傳軍法會審尚未正式開庭，而昨日下午黨人二十名已被絞決矣。”快訊里也提到這樣一個細節：“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將領來電，謂前敵將士因討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獲赤黨首要人物而不置諸法，何以激勵士心?最妙者，聞南方某要人亦有電致在京某人，主張將所捕黨人速行處決，以免后患。”

這個拍電報來的“某將領”和“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誰?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民國日報》(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詳情》為題，報道了此事，并提出“張作霖得其前方張學良等來電，主張殺害，同時蔣介石又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后患”。根據這篇報道，“南方某要人”是指兩手剛剛沾滿“四·一二”死難志士鮮血的蔣介石，而前方某將領是張學良。

張次溪則在《李大釗先生傳》中提到，“李先生遂喪命于張宗昌一電之下”，說是“張宗昌忽由山東前線拍來一電，謂李大釗是北方革命領袖，赤黨禍根，巨魁不除，北京終究危險。”

這個用一封電報將李大釗等人置于死地的“某將領”究竟是誰，至今也沒有定論。

事實上，張作霖本就是綠林出身，匪性不改，對“文明”、“法制”那一套本就無所顧忌。他當時一心想做“大總統”，認為只有反蘇反共，才能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并獲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再加上反赤將領的慫恿，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榜樣”力量，倉促做出殺害李大釗等人的決定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容就義

1927年4月28日12時30分，6輛汽車押送著李大釗等人，從京師警察廳出來，開進了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附近馬路遂宣告戒嚴。

李大釗等一下車就被憲兵擁進了看守所，大鐵門隨之緊閉，前來探聽消息的人通通被阻隔在外。有人扒著門縫往里看，但是什么也看不見。

處死李大釗當日，民眾在京師警察廳門外圍觀。(王蘭順供圖)

京師看守所，正是明清兩代的刑部監獄。明嘉靖年間，這里關過有名的忠臣楊椒山。這個人篤實剛正，不畏權勢，彈劾大奸相嚴嵩未果反遭殺害。楊椒山曾留下一個名對——“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李大釗在1916年創辦《晨鐘報》時，每期刊頭都用一條警語以醒國人，第6期的警語“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最得李大釗喜愛，并將其作為一生的追求。清朝末年，另一位仁人志士也曾被關押在此，并在墻壁上題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詩句，而后慷慨赴死。這個人叫譚嗣同。

30年后，李大釗來到了這里。也有人說他就像譚嗣同一樣，決意成仁。

張作霖不敢在天橋刑場公開處死李大釗，便決定使用從國外進口的絞刑架(這個絞刑架解放后被送進革命博物館，成為館里的001號文物)，在看守所里秘密進行。李大釗第一個登上絞刑架，英勇就義，時年38歲。

至于臨刑前的種種，有各種傳言和說法。有人說，劊子手用殘忍的“三絞法”殺害了李大釗，絞一會兒就放他下來用冷水澆醒，連續3次以延長他的痛苦;有人說，李大釗曾想講話，卻被憲兵一拳打倒;也有人說，李大釗曾要求紙筆寫遺書沒有得到允許，他便不再說話，神色未變。

就義前的遺照。

如今，我們惟一能夠確定是李大釗臨終前的模樣，有就義前為其拍攝的照片為證。照片上的李大釗身著布棉袍，淡定從容。

趙紉蘭母子在李大釗被害當天獲釋，第二天才知噩耗。報紙上說“李大釗身后事凄涼”，“李妻聞耗悲痛而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五人環榻哀號，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5月6日，督軍潼關的馮玉祥才得知此訊，放聲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剛剛發表宣言稱：“李大釗等數十同志之生命即本軍三十萬將士全體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當天，馮玉祥召開追悼大會，令各機關、各部隊下半旗一日，中級官長以上戴黑紗一周。

李大釗的一生無私無畏，與人肝膽相照。劉半農曾為李大釗撰寫碑文，贊他“溫良長厚，處已以約，接物以誠”;章士釗則說：“守常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李大釗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資或資助貧苦學生，或作為革命經費，或捐給公益事業，以至于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不得不囑咐會計科的辦事人員，每月發薪時將部分工資直接交給夫人趙紉蘭，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愿為他的性命奔走，后來又繼續照顧孤兒寡母。

李大釗被捕當日，大兒子李葆華恰好外出郊游，躲過搜捕。多虧周作人冒險將葆華安排在自己家里，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李大釗犧牲后，是同鄉白眉初等人帶著星華姐妹趕往下斜街長椿寺收尸，并為先生更換了一口嶄新的紅柏木棺材。新棺材則是梁漱溟等人幫忙張羅的，棺材鋪師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里子，又買了十幾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塊，攪拌在大漆中，前后共上了5道漆。

李大釗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來。這個人叫李樂光，是李大釗的同鄉晚輩，在清華大學念書。李大釗犧牲以后，他立志搜編遺稿。據李星華的丈夫賈芝回憶，李樂光一開始躲在清華大學的地窖里編書，后來又轉移到岳母趙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幾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來，李樂光就坐下來攤一桌子稿子，繼續抄寫、編纂。這批文稿后來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寫信給友人曹聚仁欲將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魯迅作序，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盡管文稿與魯迅所作的《〈守常全集〉題記》當時沒能出版，但絕大部分遺稿就此保存下來，沒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發行。在其基礎上重新編纂的《李大釗文集》在1999年、李大釗誕辰110周年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厚厚的5卷本，據說在出版社便銷售一空，都沒來得及運進書店。

地下的墓碑

犧牲之后，李大釗的靈柩在宣武區的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蔣夢麟、章士釗、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發起為李大釗舉行公葬。蔣夢麟等人組成了籌備委員會，至于具體工作，其實都是由黨領導下的左派組織革命互濟會做的，社會各界紛紛捐款。

94歲高齡的劉導生是當年公葬的參加者，提起往事，老人還能說上不少。他說：“互濟會負責籌備，在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購買了墓地。出殯前，浙寺堆滿了花圈、挽聯。出殯的隊伍有一百來人，主要是革命學生，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北京8大左派組織也去了不少人。”

隊伍從浙寺出發，沿宣武門、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前進。在西單路口，隊伍突然停下來，有人拿出一面早已準備好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蓋在李大釗的棺木上。胡適本來也在送殯隊伍里，見此情景，很是不悅，便臨時退出。

據張次溪在《李大釗先生傳》中的記載，這時有人抬出三張桌子，搭起高臺，有人站上去，大聲疾呼李大釗的事跡和精神。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國民黨憲兵三團就在西四牌樓架起機槍，將隊伍沖散，還抓了不少學生。混亂過后，靈柩才繼續啟程，劉導生的姑母劉靜君當時與趙紉蘭同坐一輛馬車，因為是親屬才得以放行。

等眾人護送靈柩到了萬安公墓，公墓看墳人跑過來說：“今天一大早，有一輛騾車拉來了一塊石碑，說是給李先生墳前立的。”大家圍上來一看，石碑的頂端刻著一顆紅色的五角星，內刻鐮刀斧頭，碑文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之墓”。大家商量再三，覺得在當時的情形下不便將這樣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在萬安公墓內建立李大釗烈士陵園，移靈安葬時，人們想起那塊墓碑，一挖果然挖到了，如今就保存在陵園的紀念館里。

李大釗夫婦合葬于萬安公墓。

2007年4月28日，文華胡同24號的李大釗故居修復竣工，萬安公墓的李大釗陵園里也舉行了簡樸而莊重的紀念儀式。這一天，北京天氣晴好，春意融融，陽光順著李大釗的白色大理石塑像傾瀉下來，平和而安詳。

斯人氣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幾春花，零淚一抔土。

不聞叱咤聲，但聽嗚咽水。

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

1913年，22歲的李大釗為悼念同窗亡友蔣衛平寫了一首詩。這不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寫照嗎?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為北京李大釗烈士陵園提供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2007年6月12日

原標題：碧血春花——李大釗就義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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