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位于安徽滁州的安徽新銳教育集團，被曝要求新入職教師簽訂“不參加考公考編承諾書”，違者將被處罰并通報。12日，滁州市政府相關部門回應稱，滁州市教育體育局已介入。

據荔枝新聞報道，安徽新銳教育集團旗下多所滁州學校教師反映，入職時被要求簽訂“不參加考公考編承諾書”。滁州市公務員或者事業編考試當天，學校會對符合考試條件的教師挨個打電話，或拉工作群開視頻會議，沒有及時回消息的教師，會被認定為參加考公考編，將對參與考公考編人員進行處罰并通報。滁州市新銳學校工作人員稱，此舉是為了保證教學工作穩定，教師不接受可以不簽合同。

要求教師簽署“不參加考公考編承諾書”，甚至在考試日突擊查崗、處罰“疑似參考者”，這一荒誕操作將民辦學校的管理焦慮暴露無遺。學校試圖用“承諾書”的一紙文書鎖死教師的職業選擇權，當查崗監控異化為對個人自由的粗暴干涉，人們不禁要問：民辦教育機構究竟有何權力剝奪教師追求更好發展的機會？這場鬧劇背后，既是法律意識的淡漠，更是教育行業人才競爭失序的縮影。

《勞動法》第三條明確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考公考編作為公民合法的職業選擇，任何單位無權通過協議限制。即便教師簽署了所謂“承諾書”，根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換言之，這類承諾書從誕生之初就是“廢紙一張”。

涉事學校以“職業道德”為名綁架教師，實則是對法律尊嚴的踐踏，若真擔憂教師離職影響教學，何不在勞動合同中依法約定服務期與違約金？用違法手段掩蓋管理無能，暴露的是企業法治觀念的嚴重缺失。

更荒誕的是，學校通過公考日“查崗”推定教師違規，甚至對未及時回復消息者直接處罰。這不僅侵犯教師隱私權，更涉嫌濫用管理權實施“有罪推定”。《勞動合同法》第八條明確，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無權干涉勞動者非工作時間的個人事務。教師是否參加公考，與履行教學職責無必然關聯，學校越界監控已觸碰法律紅線。

民辦學校渴望教師隊伍穩定本無可厚非，但以“承諾書”拴人的邏輯，暴露出將教師視為“螺絲釘”的工業化管理思維。涉事集團工作人員稱“教師中途考編走掉，學生怎么辦”，這一辯解恰恰暴露管理短板：若學校真能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清晰的職業路徑、人性化的工作環境，教師又怎會紛紛“用腳投票”？當民辦學校不愿在待遇保障、職稱晉升、福利體系等核心問題上發力，卻企圖用一紙無效協議鎖住人才，無異于本末倒置。

這種“防賊式”管理更會引發惡性循環，苛刻的入職條件必然勸退優秀人才，加劇“招人難”；過度監控催生教師逆反心理，加速人才流失；負面輿情損害學校聲譽，影響長期招生……教育本是“以心換心”的事業，當學校把教師當作“防范對象”而非“合作伙伴”，又何談育人情懷與團隊凝聚力？

民辦學校要破解人才困境，必須跳出“控制思維”，轉向“共贏思維”。其一，用“真金白銀”提升職業吸引力。江蘇某民辦學校通過“年薪制”“股權激勵”將教師收入提高至公辦校1.5倍，五年內教師流失率降至5%；其二，以“成長生態”替代“編制誘惑”。浙江某教育集團建立教師學術基金、海外研修通道，讓青年教師看到“非編也能成才”的希望；其三，用“人性化管理”贏得歸屬感。廣東民辦學校推行“彈性坐班”“學術假期”，尊重教師多元發展需求，反收獲更高忠誠度。

教育部門應對民辦校勞動合同開展專項審查，叫停“考編承諾書”等霸王條款；人社部門需暢通教師維權渠道，對違法限制職業選擇權的行為從嚴處罰。唯有讓違法成本遠高于“留人收益”，才能倒逼民辦學校回歸法治化、人性化管理正軌。

教育是“人”的事業，對教師尊嚴與權利的尊重，是辦學最基本的底線。當民辦學校忙著用承諾書筑起“圍墻”，公辦編制卻以公平競爭、開放流動凝聚人心，這場博弈的勝負早已注定。真正留住教師的不該是一紙枷鎖，而是有溫度的制度、有希望的未來、有尊嚴的職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