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這一年的北京城顯得不一般，在天安門南面有一處工地，每天都有超過一萬人在這里施工。這工地上，每天都是人聲鼎沸，大家伙分三班倒，24小時不停歇的施工。留給大家伙的工期可不多，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要趕在1959年的9月完成整個施工任務。

任務是艱巨的！目標是一致的！精神頭是充足的！

在最開始的時候，其實給的指示是要控制大會堂的建筑規模。但是，實際設計下來，發現給的建筑空間實在是不夠施展的。只能是突破原有的建筑面積，才能完成對大會堂的設計和施工。

現在我們看到的大會堂，就是修改之后的模樣，整體的建筑面積擴大到了171800平米（故宮的占地面積是15.5萬平方米），整的空間總計達到了60萬立方米。面積擴大了，也就意味著施工的任務變得更重了，如何在不到一年的工期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就成了一個必須要克服的難題。

在行動的過程中，必須要充分協調好設計、建材、施工這三個環節，如果這三個環節不能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是一定會掉鏈子的。為了協調好這三個環節，工程指揮部直接進駐到施工現場，他們每天都熬到凌晨時分。吃著炸饅頭，喝著小米粥，再添上一些小咸菜，這就是他們每天的一日三餐。

作為設計者和施工者，他們的精神頭都很充足，畢竟誰不想在首都北京留下屬于自己的一個杰作呢！

在年老的時候，面對后輩子孫，他們能驕傲的拍著胸脯：當年我可是參與了人民大會堂的修建！

最初在設計大會堂的時候，周公就明確給出了一個明確的指示：大會堂要能抗下八級地震！

原本給的工期就不多，再加上前期的設計又花費了不少功夫，等到進入到拆遷工作環節的時候，大家伙的眉頭都皺起來了。

經過實地的多次測算，發現需要拆遷的各個機關單位多達67家，涉及到的房屋總計1823間；涉及到拆遷的民房多達2170間，總計需要遷移684戶居民。

大家伙看到這些數據，心頭不免也變得很沉重，按照正常的工作推進，僅僅是拆遷這一項工作，就得花費不少時間啊！但是，萬萬沒想到，拆遷動員發出去以后，不管是機關單位還是普通居民，一點抵觸情緒都沒有。大家伙都主動配合拆遷工作，有的居民沒有住處，甚至直接去投奔親朋好友。

我在書里面看到這段內容的時候，剛開始是有些不理解的，就這個問題，我同爺爺談起過。

“國家遇到難事了，配合是應該的，那是人民大會堂，給大會堂騰地是應該的，國家是不會不管的”

這是我爺爺的原話。

我這才感悟了，原來是我不懂那個年代人們樸質的感情，他們是從舊中國走過來的人，對于新中國的感情和熱情，是我難以理解的。新中國的幸福生活，于他們而言，是純粹的熱愛和珍重。如果誰要奪取這份難得的幸福生活，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奮起反擊。

1958年，這一年的10月10月號，大會堂地基上的房屋拆遷工作順利完成。

17天后（27號）的下午，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會議，最后一次聽取 關于大會堂的各項設計進度，以及正式施工前的各項準備情況之后。在會議上一錘定音，確定下來，就在第二天正式破土動工。

于是乎，1958年的10月28號，這一天，古老的北京城，天色還沒亮，在天安門的西側，響起了機器的轟鳴聲，還有熱鬧的人聲。

這一天，是人民大會堂正式破土動工的日子。

那初升的太陽，靜悄悄的喚醒了古老沉睡的北京城。迎著初升的陽光，古老的北京伸展了一個大大的攔腰，面帶慈祥的看著工地上忙活的人兒。他們的臉上洋溢著笑容，有的人正埋頭干活；有的有說有笑挖著土方；有的人累了，看著太陽逐漸掛上天空，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

毫不夸張的說，大會堂的施工不亞于是一場大兵團作戰。

那時候，在施工現場進駐了多達30多家施工單位，總計有1.4萬人參與交叉作業施工，完全可以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萬人大會戰”了。

面對大兵團作戰，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做好“組織和協調”。

工程總指揮部建立一套責任制度，具體說來就是這么十六個字：

集中領導、統一指揮；分層負責、分片包干。

這還不算完，工程總指揮部還成了“三級指揮機構”：工地總指揮部、分指揮部、工段指揮部。

這三個指揮機構，都分別配置了各自的施工隊伍，按照“分區負責/分項施工”的八字原則工作。這樣一來，上有總指揮機構進行全局的統籌安排，總指揮部進行全局的綜合施工計劃規劃，在平行流水作業的同時，還要協調好多工種的立體交叉作業；下有分指揮機構進行落實和職責分明。這樣能恰如其分的，讓各個環節都能獨立自主的進行運轉。

但是，給的工期不到一年，這是難以改變的客觀事實。

于是乎，在施工過程中，需要針對新的情況，多次進行新的調整。

1958年的12月22號，為了搶奪工期，針對施工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情況，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這次緊急會議召開得很有必要，再次明確了新的打法，并且還借鑒了軍事作戰的指揮方法。集中優勢的人力物力進行重點突擊；而那些薄弱的環節，根據不同的施工階段，采取“若干戰役”的方式來完成。而每次“若干戰役”又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比如分解工序等手段，又分為若干的小戰役。

這種把工程推進量化到極致的方式，讓大家伙的目標變得很精準，大大的節省了不少時間。

除此之外，還制定了一個“四定到組”的分配模式，每個施工小組要做到：定進度、定質量標準、定材料、定勞動效率；而且還要采取包干分片、分層負責的方式配合，不能埋頭苦戰。

這樣一來，勞動效率獲得了成倍的提高。

1959年9月，凝聚了眾多汗水和心血的人民大會堂呈現在大家伙面前。而這大會堂，在當時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