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小說《素食者》在其作者韓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再次成了大家閱讀及討論的焦點。這個故事圍繞一位因想要成為植物而拒絕進食的女主角，形成了“植物vs動物”的二元隱喻結構，以植物來隱喻被壓迫者、犧牲者和奉獻者，以動物來隱喻索取者、壓迫者、加害者等“肉食者”。一方面，這一隱喻頗具反抗精神，表達了東亞女性對社會規訓的非暴力不合作；另一方面，該隱喻所依賴的知識結構——人與自然界動植物的分類和暗藏的褒貶，卻依然不合時宜地閃爍著近代哲學中常見的二元對立與等級觀念，和近年來的生物學、多物種人類學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

換而言之，從一種求全責備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素食者》的文學隱喻得以成立的知識結構依然是“肉食性”的，其反抗仍有未盡之處。

一、《素食者》的隱喻：無行動的植物與無理性的動物

女主英惠身上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其主體性和無能動性之間的反差。英惠通過血腥的噩夢反思父權社會的暴力，從而改為素食，并因此和家人產生分歧，這種覺醒無疑源于她對自身主體性的發掘和肯定。然而，在覺醒之后，英惠的反抗卻顯得異常被動：語言上，她沉默寡言，幾乎不解釋自己的變化，不表明自己的立場，用微笑和沉默回應絕大部分對話。丈夫評價英惠“少言寡語”，姐夫眼里英惠的沉默微笑有種“不會拒絕，也不會畏懼”的虛無。動作上，除了割腕那次被家人逼迫后的決絕，英惠大多數時候缺乏行動——她一開始還食素，后來干脆放棄進食行為，生活日常也變成了靜靜地倒立模仿大樹扎根。

在和姐姐的坦白中，英惠曾經說過，自己徹底絕食后“再也不是動物了”，這一自我評價暗示了一個等級性的退出機制：通過素食，從人世退出，成為動物；通過絕食，從動物界退居為植物。而英惠的沉默和靜止，也是為了模仿植物固著的特征，植物在人的感知范圍內，沒有語言，沒有行為，被根系固定在原地，默默進行光合作用以自養，不索取不殺生，卻為動物奉獻營養，擁有作者想褒揚的一切美德。

小說“人-動物-植物”的這一分類不免讓人想起了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對植物和動物的討論。作為古希臘人文主義的代表，亞里士多德曾經把生命分為“植物靈魂”、“動物靈魂”、和“理性靈魂”：植物靈魂負責最基礎的營養和繁育，但無法采取行動；動物靈魂在此基礎上更高一籌，能感知、行動；而理性靈魂則為人所獨有。啟蒙運動的哲人也從這一理論中汲取營養，構建了一個自然萬物皆低于人類的分類體系。比如，黑格爾認為和動物相比，植物缺乏個體性和自主性，沒有能力對外界影響作出反應；再如康德認為人與動物雖然都能行動，但區別是人擁有理性和自由……不論是古典時代還是近代，主流人文主義都認可一種等級化的生物分類知識，其中缺乏理性的動物比人低等，而缺乏能動的植物又比動物低等。

這一等級化的分類知識往往用于論證支配關系的正當性：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出了“自然目的論”，即植物和動物的存在各有其目的，植物的存在是為了成為動物的食物，而動物的存在則是為了服務于人；康德也認為只有擁有理性的生命才擁有人格，因此人不必對動物負道德義務，盡可以對動物生殺予奪。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支配關系的正當性絕非局限于人與自然之間，也同樣適用于人與人的關系：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也同樣適用于性別問題，他認為女性天生的目的就是生育和繁殖，和男性相比，女性缺乏理性，因此理所應當地要接受男性統治；無獨有偶，由于奴隸心智低下，就如沒有理性的動物一般，所以理所應當地淪為奴隸主的物品和工具。同理，啟蒙運動中的各位思想家也沒少討論過西歐人和“野蠻的他者”之間的關系，為殖民主義尋求正當性。人對自然的統治，鏡像了男人對女人、奴隸主對奴隸、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統治，是同出一脈的二元結構。就此，托尼·戴維斯（Tony Davies）曾不無辛辣地諷刺道，“到目前為止，所有人文主義都是帝國主義。他們用某一個階級、一個性別、一個種族、一個基因組的聲音和利益來談論人類……幾乎不可能想到未冠以‘人道’之名犯下的罪行”。

正如戴維斯等諸多批評者批判的那樣，人文主義傳統往往依賴于建立人/自然、動物/植物、男/女、理性/感性、行動/靜止等一系列二元對立項，并將其置于等級化的知識結構中，為現實中的權力關系張本。《素食者》的女主意在反抗父權社會的暴力與規訓，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英惠對植物靜默與無行動能力的模仿、她對人-動物-植物分類的暗示，都使得小說的隱喻重申了人文主義中人與自然、動物與植物的二元對立與等級觀念，而這些觀念又與父權社會的性別結構同源。可以說，其反抗的舉動又暗暗包藏著肯定的成分，《素食者》的反思恐仍有未盡之處。

二、海帶和蘑菇是植物嗎：生物分類的模糊性與作為行動者的植物

如果動物不站在植物的對立面、植物不是靜默的，那么自然界的面貌究竟是什么樣？這個問題涉及生物分類學（taxonomy）和人類學的演變，在此稍做梳理。

試舉《素食者》第一章第二節的兩個例子：

1.“妻子準備的晚餐只有生菜、大醬、泡菜和沒有放牛肉或是蛤蜊的海帶湯。”

2.“每逢周末，她會拌兩樣野菜，或是用蘑菇代替肉做一盤炒雜菜。”

句子1和2中，各有一種表面上像蔬菜，但其實不屬于植物界的生命：海帶屬于原生生物界，而蘑菇則屬于真菌界。生物分類學現在采取的是1990年沃斯（Woese）等學者提出的三域六界系統，除了耳熟能詳的動物界、植物界以外，還有與之并行的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古菌界、和細菌界。動物與植物并不二元對立，至少還存在其他四種不同的生命形態，這還不算有爭議的病毒；動植物也不是動與靜、捕食與被捕食的關系，動物中也有完全固著的珊瑚，而植物中也有能捕食的捕蠅草。

六界分類示意圖

值得一提的是，海帶和蘑菇的分類都經歷了分類學上的反復變化：1735年，瑞典博物學家林奈（Linné）在《自然系統》中，把世界上所有生命分成植物界和動物界兩界，海帶和蘑菇都被劃入植物界中；發明普通顯微鏡后，科學家終于能從微觀角度發現海帶蘑菇與植物的不同，于是1866年霍格和赫爾克（Hog & Haeckel）提出了三界分類，即植物和動物以外還存在原生生物界，而此時的海帶和蘑菇又被一股腦歸入原生生物界；而隨著電子顯微鏡的出現、分子生物學（生物基因測序）的發展，1969年魏泰克（Whittaker）又提出了五界分類，基于真菌的細胞壁組成不同、營養方式不同等因素，將真菌單獨分離出一界，此時蘑菇又歸屬于真菌界。

生物分類學變化圖，筆者2024年攝于上海自然博物館

隨著研究工具的更新，這些表面固著的“前植物”的靜與動也經歷了重寫：在顯微鏡下，海帶所屬的藻類近親，其細胞同時具有植物和動物的特征，比如眼蟲藻可以借鞭毛進行運動；而每秒100萬幀的高速攝像機發明后，人們也終于捕捉到蘑菇如何彈射孢子——蘑菇的菌蓋每秒釋放3萬個孢子，借助液體加壓，在1微秒的時間間隔里把孢子彈射幾米遠。1微秒的時間間隔是人眼察覺所需時間的兩千分之一，在高速攝像機出現之前，蘑菇在人眼里一直是靜止的。

海帶和蘑菇在生物分類學中的變化，向我們展示了知識的主觀性：生物分類學的邊界是模糊的，動物與植物并不對立，眼蟲藻這種過渡性的原生生物的存在恰恰證明了動物與植物的聯系；生物的分類變動不居，一直隨著時代和技術的發展不斷更新；而運動和靜止等諸多特征，本身也取決于觀測的尺度。人文主義所講述的“人-動物-植物”的等級的故事，本質就是人文主義建立于人/自然、動/靜、理性/感性等二元對立項上的一個迷思。

為了走出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的陰影，人類學提出了多物種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概念。這一潮流強調人不是世界的中心，人屬于動物，處于和其他物種相互纏繞、共存共生的交纏當中；人也不是唯一的行動者。出身于自然科學后來又轉向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學者布魯諾·拉圖爾 （Bruno Latour） 就曾提出了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他認為行動者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僅僅包括人，還有實體的其他生物以及非實體的觀念和技術，行動者不需要主觀意識，依然可以通過彼此的聯結網絡產生影響。因此，人處于和其他動物、植物、真菌、原生生物等非人行動者共同塑造的世界當中。

在這種整體主義的思想指導下，生物符號學（biosemiotics）蓬勃發展，出現了不少以“作為行動者的植物”為范式的研究：植物有能動性，可以分泌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驅趕昆蟲、捕食者，通過提供果實把動物變成傳播自身種子的手段；植物擁有無聲的語言，1983年，北美科學家發現在一棵植物受到昆蟲咬傷后，附近的樹木也會生產抵擋傷害的酚類物質，因為不同植株可以通過揮發性有機物（VOCs）實現同類之間的信息交換；植物甚至還可能擁有有聲的語言——2023年《細胞》刊登了一篇以色列的研究，研究者通過機器學習記錄下了植物在經受壓力后發出的嘈雜聲波，只不過植物這一“尖叫”的頻率屬于超聲波，因此人耳永遠無法察覺。

結論：想象一種超越性的知識結構

六億年前的埃迪卡拉紀，多細胞復雜生命首次大規模涌現。然而，迥異于現代人的想象，埃迪卡拉生物群既沒有捕食者也沒有被捕食者，在初期海洋食物大豐盛的環境下，許多動物像植物一樣固著在海底，大張著嘴巴濾食海水中的有機物就能存活。這是所有動植物的起源故事。

盡管上億年的時光足以讓它們分道揚鑣、獨立分化到面目全非，但生命之樹丫杈之精彩繁茂就和它的根莖起源一樣，都不是人/自然、動物/植物、動/靜、捕食/被捕食、強/弱等簡單的二元對立項可以概括的。《素食者》的文學隱喻，其本體充滿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但喻體對于植物和動物的解讀卻投射了許多與文本想反抗的內容如出一轍的邏輯。當然，部分新觀念和研究結果是《素食者》創作時間段（2002-2007）同時或者之后才蔚為大觀的，因此，本文無意用前朝的劍斬本朝的官。但對于新生代創作者來說，超越人文主義的藩籬勢在必行，不妨從生物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新趨勢中汲取靈感，多多想象作為行動者的動植物和相互連結的自然生態。動植物承載了太多和它們自身無關的道德評判，可人類的社會問題，終究還是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