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凈為了解決唐代戒律紊亂的現實，西行印度求法，并在印度、南海諸國生活、學習二十余年，帶回大量的佛教經律，回國后從事翻譯、著述工作十余年，促進了中印佛教的交流。義凈還向中國介紹沿途經歷各國的情況，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載，對中國與印度、南海諸國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一、義凈其人

義凈，唐代齊州山茌縣（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縣）人，本姓張，字文明，貞觀九年（635）出生，7歲時便在齊州城西的土窟寺出家，取法名義凈。義凈在寺中勤學好問，尤其重視佛家戒律的學習，并通過到長安、洛陽游學，充實了知識與見聞，堅定了對佛教的信仰。由于受到法顯、玄奘西行求法事跡的鼓舞，義凈很早就確立了去印度求法的志愿，并最終在37歲時實現夙愿，于咸亨二年（671）從廣州出海，歷時二十余年，于武周長壽二年（693）回到廣州。此后直到去世，全身心投入譯經和授徒工作。

義凈求法路線圖

二、絲路行旅

義凈西行的經過，主要見于其回國途中所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義凈自述》和《南海寄歸內法傳》。根據這些資料，我們知道義凈此行所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從廣州出發，經過不到二十天，義凈首先到達室利佛逝國（位于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部巨港），他在此停留六個月，學習梵語，為印度求法準備語言基礎。

請旋轉手機

S.462《大唐中興三藏圣教序》（局部）

義凈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八日到達耽摩立底國，停留一年學習梵語。在這里，義凈還見到了玄奘的弟子大乘燈。義凈與大乘燈相識后，共同往中天竺求法。義凈在印度具體游歷了多少國家沒有明確的記載，唐中宗撰寫的《大唐中興三藏圣教序》（敦煌文書S.462）中說義凈“所經三十余國，凡歷二十余載”，宋代高僧贊寧說義凈“經二十五年，歷三十余國”。這里的三十余國，應該包括義凈赴印度途中經過的南海諸國。

在游歷各處佛教圣地之后，義凈回到那爛陀寺，從上元二年（675）到光宅元年（684），在此學習研究長達十年之久。那爛陀寺是當時的佛教最高學術中心，世界各地的高僧云集于此。義凈在那爛陀寺廣泛學習佛教經典，收集各種梵文佛經，以備回國后翻譯引介。他還初步翻譯了部分佛經，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和《一百五十贊佛頌》等。在學習、研究之余，他還考察了那爛陀寺的各項儀軌制度、佛教教規等，他在著述中多次提到那爛陀寺，將其作為佛教寺院的典范予以介紹。

P.2585 大周長安三年（703）三藏法師義凈奉制譯經題記

結束那爛陀寺的十年學習之后，義凈在垂拱元年（685）帶著“梵本三藏五十萬余頌，唐譯可成千卷” ，踏上回國之路。義凈返程路過室利佛逝時，在此停留了六年之久，除其間曾短暫返回廣州外，主要是在室利佛逝從事著述和譯經工作。義凈的主要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都是在室利佛逝完成的。此外，他還翻譯了一些佛教經典。

P.2001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局部）

三、千年遺響

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的求法僧經南海、印度洋至印度的航行路線非常詳細，對沿途各國名稱、地理位置、里程、風土人情的介紹均較可信。義凈對印度佛寺的記載也獨具意義，其記載的豐富程度甚至遠超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王邦維認為：“如果就研究七世紀時印度的佛教寺院狀況而言，《寄歸傳》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不管在義凈以前、同時或是以后，都沒有任何一部書像《寄歸傳》這樣詳細專門地記載了當時佛教寺院內各方面生活的實際情況。”

宋紹興十八年（1148）福州開元禪寺刻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局部

義凈的西行求法，是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迫切要求。義凈在印度、南海諸國生活、學習二十余年，全面學習了解佛教知識，考察印度、南海的佛教狀況，帶回大量佛教經律，回國后十余年從事翻譯、著述工作，促進了中國與印度、南海諸國的佛教交流。義凈在著述中介紹的印度、南海諸國的社會生活、風土人情，以及南海航行的經驗，促進了南海交通的發展，深化了唐代中國對印度、南海諸國的了解，也為后人了解當時的印度、南海諸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他在著作中還傳播了印度語言學、醫學、衛生習慣等方面的知識，對中國與印度、南海諸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節選自《文化交流·版本研究》2024年5月刊文章《義凈西行求法及其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