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宗教與政治的關系一直是個頗具爭議的話題。尤其明朝時期，隨著佛教僧侶數量的激增，朝廷對僧侶群體的管控成為一項至關重要的統治策略。從朱元璋建國初期到明朝后期，歷代皇帝采取了各種手段來限制僧道人數的增長，管理僧侶的行為，并控制寺院的土地與財產。這些政策不僅反映了明代統治者對宗教勢力的警惕，也揭示了當時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和人口流動的趨勢。本文將深入分析明朝統治者是如何面對僧侶數量激增的挑戰，以及他們采取了哪些具體措施來維持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

僧侶人口激增：明朝統治者的心頭大患

中國佛教在漢魏之后開始蓬勃發展，尤其在南北朝、隋唐及元代，佛教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當明朝建立后，佛教雖然表面上不如前朝那么顯赫，但在民間的影響力卻有增無減。隨著社會動蕩和經濟壓力，大量平民選擇出家為僧，導致僧侶人數迅速膨脹。

洪武初年，僧道人數就已經顯著增長。據史料記載，洪武五年，全國僧尼人數已達＂凡五萬七千二百余人＂。到洪武六年，禮部上報稱全國僧尼道士人數已增至＂幾九萬六千三百二十八人＂。這種增長趨勢在洪武年間持續上升，導致＂天下僧數數十萬計＂。

正統之后，僧侶數量更是達到驚人的水平。宣德化時期，僧道數量達到最高峰，白成化二年至二十二年，先后三次開度至三十七萬有余。這還只是官方登記的數字，實際數量可能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朝廷給出的度牒數約五十多萬，但這只是官方數據，不是實際數字。

大量人口涌入僧侶隊伍，給明朝統治帶來了巨大壓力。一方面，出家為僧意味著這些人不再交稅、服役，直接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另一方面，部分假借宗教名義的人員可能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因此，自明太祖時期開始，朝廷就采取各種措施，力圖控制不斷增長的僧侶人數。

限制措施多管齊下：從度牒制到考試篩選

面對僧侶數量的激增，明朝政府采取了多種限制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定寺觀額數、規定僧道總數、建立度牒制度、利用考試篩選真偽僧道、規定年齡限制等。

明太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限制寺院的數量。洪武六年，明太祖下令＂止存大寺觀一所，并其徒而處之＂。永樂時期，這一政策進一步強化，規定＂新創寺觀皆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后不許私自創建＂。八年后又明確：＂寺觀應除非古額者即毀之沒官＂。

盡管有這些限制，寺院建設并未完全停止。成化初期，朝廷再次強調＂不得妄自增修僧觀＂。成化二年，因多有內外官員等增修寺觀屈干，朝廷命禮部嚴加禁約，強調＂不許于原額外增請額，違者許巡街御史五城兵馬司捕治＂。

這些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寺院的激增，但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在正統年間，京城內外仍然有不少新建寺院。到成化十七年以前，僅京師救贖寺觀就已有六百余座，＂后復增建，以至西山等處相望不絕＂。

明朝限制僧侶人數的主要方法是實行度牒制度。洪武五年開始給僧道發放度牒，但對度牒數量沒有具體限制。洪武二十四年確定三年一給度牒，永樂十六年改為五年一給度牒，由于僧道人數急劇增長，正統十四年不得不改為十年一給度牒。

度牒制度最初是有效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一制度逐漸被破壞。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度牒商品化現象日益嚴重，出現了私造度牒的情況；其次，明朝皇帝大都崇奉佛道，一些寵幸僧道的行為直接導致度牒制度失效。

例如，成化年間就有＂偽造僧人度牒往浙江潛賣者＂。尤其是朝廷廷臣，＂賄延權一時之官＂，規定僧道＂納米五石者送給度牒＂。景泰初期，因宦州、湖廣用兵，＂納延權一時之官＂，規定僧道＂納米五石者送給度牒＂。景泰七年給四川、重慶等府僧二百四十人度牒，＂以備僧糧納米播州進食以慰軍饑＂。

隨著度牒制度的崩潰，明朝廷再也無法有效控制僧道人數的增長。明代中期以后，僧道二教已成為一個擁有龐大人數的寄生階層，＂天下公私之財，用于僧道過半＂，給明朝廷增添了很大壓力。

通過考試篩選真偽僧道

為了確保加入僧團的都是真心向佛的人，明朝還利用考試來篩選真偽僧道。洪武六年規定：＂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十七年重申為僧道者＂三年后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還為民＂。永樂十六年又改為＂提寺觀從師授業五年后，請經司熟，然后赴僧錄，道錄司考試，果能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要還為民＂。

這些考試制度確實起到了一定篩選作用。宣德二年就有四百五十一人因其考試＂皆不通經典＂，宣宗認為＂此輩民欲茍逃差役，害之，發歸為民＂。景泰五年，議度僧，對通曉佛書者從僧錄司選冊，送部給度牒，但＂考官以來，今已半年，天下僧流無一人赴司名，蓋既考考而然＂。

然而，這些考試制度也未能從根本上阻止大量農民和匠役流入僧團。尤其在人們逃避稅役的強烈動機下，許多人不顧考試要求，仍然以各種方式加入僧團。

管控僧侶活動：從禁止游方到規范證件

明朝廷對僧道的管理不僅體現在控制其數量上，還包括對其行為和活動的嚴格管制。主要措施包括禁止僧道游方行腳、利用度牒驗證僧道身份等。

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下令僧道寺觀并而居之，＂勿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永樂時成祖禮部＂又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概監禁，男女雜處無別，歐風凡俗＂，令＂即據簿申明，違者殺不赦＂。宣德間仍重申＂隱逃軍避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宣德八年因僧道＂以游方化緣為名，遍歷市井村，誘惑愚民、愚婦，靡所不為，所至官司以共為僧，不之咎訟好人，得以容辭＂，敕＂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僧發遣原籍，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

明代雖然禁止僧道散游民間，但隨著僧道數量的劇增，明后期已無法把僧道完全控制在寺觀之內，游僧散道已散布城鎮和鄉村。

明朝還利用度牒來驗證僧道的身份，防止不軌之人隱于僧道之中。洪武年間規定：＂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貧窮，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為偽冒＂。二十六年因有寺院僧因徒弟容易更名為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命僧錄司造《周知文冊》，自在京及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用，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受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如之＂。

雖然這一規定很嚴格，但隨著僧道數量無限的增長，度牒制度也就失去了作為對僧道身份管理的作用，不僅偽造度牒、私賣度牒情況出不窮，而且全國各地僧道大都無度牒，如＂中州僧從來不納度牒，今日則發則為僧，明日長發則為民，任自為之＂，＂為盜者亦每則刪變形入比邱中，事息則回＂。

為何明朝控制失敗：社會根源難以根除

盡管明朝制定了各種規定和措施，但為什么這些限制和管理都失敗了呢？為什么明代僧道人數這樣無限制增長呢？根本原因不是釋道信條和教義的吸引，不是宗教本身的力量，而是社會的作用。

明代中期以后，土地集中，賦役加重，把大量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從而流入僧道二教。明朝廷從根本上無法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也就無法抑制像洪水一樣流入僧道的這種趨勢。

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后避稅役流入僧道，明朝廷對此十分憂慮。景泰時，兵部尚書諭指出：＂今四方多流徒之民，而三邊缺戰守之士＂，＂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農食之費，雖不仰給于官，亦必出自于民間＂。傳旨也認為：＂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于軍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軍士有司工役匱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冊，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聚流投軌，不可勝量，若不早為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為僧道矣，其為憂患，不可勝言＂。

為了保證剩制，阻止大量農民、匠籍流入僧道，明朝對僧道的條件作了種種限制：

首先，利用考試釋道經典的辦法，阻止農民和匠籍為僧道。這一規定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未能從根本上阻止人們出家為僧的趨勢。

其次，規定年齡限制，阻止勞動力從賦役中擺脫出來。明初規定：＂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亡，方許陳告有司，行弟里保勘無訛＂方準，＂若童子與父母不屬，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待養者，皆不許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后還俗，及亡命刺客者，亦不許出家＂。天順二年規定：＂戶內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許出家＂。

這些規定一是把壯勞動力排斥在可以為僧道的條件之外，二是戶內必須保證一定數量的勞動人手，為其備出家的條件。

最后，鑒于軍多缺伍，匠多缺役的情況，規定軍匠、灶戶，不得為僧道。

以上規定主要是為了防止剝削對象過多地流入僧道，但實際又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明朝統治者不可能解決僧道人數日益增長的社會根源。

結語：統治策略與社會變革的復雜互動

明朝對僧道的管理制度比之以往朝代都要完整和嚴密，那么為什么這些規定和措施都失敗了呢？為什么明代僧道人數這樣無限制增長呢？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釋道信條和教義的吸引力，而是復雜的社會經濟因素。

從封建社會治安和社會風化角度來看，不能不對僧道階層加強管理。明代僧道來源十分雜亂，這些人不守戒律，違反清規，求財索食，沿街乞討。拜偶像、誘導信眾的情況也十分普遍。每逢齋期臨近，成千上萬僧道行乞云集京師，請給度牒，這些人貪食京師，給明王朝的社會治安帶來了很大威脅。

為了保證封建社會風化，明朝廷采取了以上對僧道加強管理的措施。這些制度在一定時期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有些制度是統治者自己破壞的。但這些制度和措施本身是無可非議的，它對維護明王朝的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總的來說，明朝對僧道數量的管理制度雖然失敗，但反映了統治者對社會控制的嘗試和努力。這些政策的實施過程也展示了宗教、政治和社會經濟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為我們理解明代社會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視角。

參考資料

《明太祖實錄》卷77， 84， 167

《明史》卷139， 74， 77

《明宗宗實錄》卷113

《皇明紀聞》卷17， 12， 11

《山志》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