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初看好誰？

在新中國首次軍銜評定工作的醞釀階段，圍繞著大將這一層級的人選，中央軍委和核心領導層進行了反復細致的考量。在軍委書記處內部的討論中，毛澤東審閱初步擬定的名單時，對于紅二方面軍出身的將領蕭克給予了相當的關注。有說法提及，在一份早期的圈定名單上，蕭克的名字曾被置于一個接近最終入選、甚至可能是討論中備選的“第十一席”的位置。

蕭克的革命履歷起始甚早，1927年便投身于朱德、陳毅等領導的湘南起義洪流之中。1928年。當時，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分力量及湘南農軍，正艱難地向井岡山進發，尋求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

在此關鍵的轉移過程中，蕭克時任部隊營長及黨代表，其所在的部隊擔負了先導任務，在復雜的敵情和地形條件下，成功地為后續主力部隊打開了一條通路，為實現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井岡山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進入全面抗日戰爭時期，蕭克的軍事才干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他長期在華北敵后堅持斗爭，特別是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擔任了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等重要職務，直接參與指揮了多次粉碎日偽軍“掃蕩”的艱苦作戰，為鞏固和發展這塊“模范抗日根據地”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戎馬倥傯之際，蕭克并未放松對軍事理論的研究與總結。他結合八路軍在敵后游擊戰爭和運動戰的實踐經驗，撰寫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術》等著作，其中《戰術學概則》更是脫穎而出，成為了當時八路軍內部，特別是抗日軍政大學等機構培訓軍事干部的重要教材，對提升我軍指揮員的戰術素養起到了積極作用。

“徐老虎”的特殊功勞

在大將人選的最終確定過程中，并非僅以戰功卓著和資歷深厚為唯一標尺，一些在特定歷史節點上做出過特殊貢獻的將領，同樣受到了中央領導層的高度重視。劉少奇在審議名單時，便特別指出了徐海東及其所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在中國革命歷程中的獨特功績。這段歷史要追溯到1934年11月，當時中央紅軍主力尚未開始長征，留守在鄂豫皖蘇區的紅二十五軍，在軍長程子華、政委吳煥先和副軍長徐海東的領導下，率先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開始了戰略轉移。

這支部隊歷經艱險，轉戰千里，成為紅軍長征中第一支到達陜北的隊伍。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抵達陜甘蘇區，與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的陜北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勝利會師，隨后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出任軍團長。紅二十五軍的先期到達，不僅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裝力量，更為關鍵的是，他們鞏固和擴大了陜北這塊當時中國北方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塊成規模的革命根據地。

這對于隨后歷盡千辛萬苦、減員嚴重、亟需休整和戰略依托的中共中央以及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落腳點和繼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徐海東，這位出身于湖北大悟縣（原屬黃安縣）一個貧苦窯工家庭的將領，以其在戰場上的勇猛頑強、身先士卒而聞名，被譽為“徐老虎”。在他的軍事生涯中，尤其是在紅二十五軍長征途中的獨樹鎮戰斗。

當時，紅二十五軍作為前導部隊，遭到國民黨軍重兵的圍追堵截。在獨樹鎮，不足三千人的紅二十五軍將士，在徐海東、程子華、吳煥先等人的指揮下，與數倍于己的國民黨追兵（號稱五個旅）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斗。經過兩天兩夜的慘烈血戰，紅二十五軍雖然付出了重大犧牲，包括政委吳煥先在此役后不久犧牲，但成功地阻滯了敵人，掩護了軍直機關和后續部隊突出重圍。

正是基于紅二十五軍單獨長征并率先到達陜北，為中央紅軍保存最后根據地的這一特殊歷史貢獻，毛澤東后來曾高度評價：“徐海東同志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因此，盡管徐海東在抗戰初期因積勞成疾、肺病嚴重而過早地（1939年底）離開前線指揮崗位，長期處于療養狀態，但劉少奇等領導人堅持認為，他的這份特殊功勞足以使其獲得大將軍銜。

“山頭平衡”下的考量

隨著大將評選工作的深入，除了個人的戰功、資歷和特殊貢獻外，一個重要的平衡原則也逐漸浮出水面并貫穿始終，那就是需要充分考慮到人民軍隊歷史上各個主要“山頭”的代表性。這里的“山頭”，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各大主力紅軍部隊及其創建和發展起來的主要革命根據地，如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以及陜北紅軍等。

在這一“山頭平衡”的原則指導下，來自紅一方面軍系統的將領自然是評選的重點。張宗遜便是其中一位極具代表性且呼聲很高的候選人。張宗遜的革命生涯幾乎與人民軍隊的創建和發展同步，他1926年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經歷了從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到紅軍長征，再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全程的老資格將領。

在抗日戰爭時期，張宗遜長期在賀龍指揮的八路軍第120師麾下效力，擔任戰功卓著的第358旅旅長。在著名的忻口會戰期間，為配合正面戰場作戰，張宗遜抓住戰機，于1937年10月19日夜間，親率部隊對山西代縣的陽明堡日軍前線機場發動了一次大膽而成功的奇襲。這次行動，以極小的代價一舉炸毀、炸傷日軍作戰飛機24架，有效削弱了日軍的空中支援能力。

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張宗遜的軍事才能得到了進一步施展。他被任命為西北野戰軍（后改稱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治委員，成為彭德懷司令員指揮西北戰場作戰的得力助手。所以最初的十一位大將名單，最后一個其實是張宗遜，只是最后確定了大將只有10位。

誰排第一？粟裕的戰功板上釘釘

在最終公布的十位大將名單中，粟裕的名字赫然排在首位。關于粟裕的軍銜問題，在評定之前確實有過一些討論，圍繞粟裕的主要討論，并非是關于他能否排在大將第一，而是他憑借解放戰爭中極其耀眼的戰功，是否有資格被評為元帥。最終決定授予其大將軍銜，而在大將中排名第一。

粟裕之所以能夠位列大將之首，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在解放戰爭期間所建立的無可爭議的、極為輝煌的戰功。作為華東野戰軍（后第三野戰軍）的主要指揮員之一，粟裕展現了超凡的戰略眼光和卓越的指揮藝術。從解放戰爭初期的蘇中戰役，他指揮部隊在短短一個半月內，面對數倍于己的國民黨軍進攻，連續作戰七次，次次告捷，殲敵五萬余人，創造了“七戰七捷”的輝煌戰績，極大提振了解放區軍民的信心。

到1947年的孟良崮戰役，粟裕以果敢的決心和周密的部署，在百萬敵軍中“虎口拔牙”，集中優勢兵力，一舉全殲了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首、號稱“御林軍”的整編第74師，師長張靈甫斃命。

再到規模空前的淮海戰役，粟裕作為戰役總前委成員之一，在實際作戰指揮中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他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譚震林等共同指揮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以60萬兵力對陣國民黨軍80萬精銳部隊，經過66天的激烈鏖戰，殲滅和爭取起義、投誠國民黨軍55.5萬人，取得了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中殲敵數量最多的一場偉大勝利。

1948年的濟南戰役中，粟裕準確判斷形勢，力主首先攻克山東省會、重兵設防的濟南城，并周密部署了強大的打援兵團，成功實踐了“攻濟打援”的作戰方針。粟裕高超的指揮藝術，連同時期在東北戰場同樣戰功赫赫的林彪也由衷贊嘆：“粟裕盡打神仙仗。”

落選者的貢獻同樣不容忽視

在大將名單的反復調整中，一些最初被考慮的候選人最終未能入選，但他們的功績同樣彪炳史冊。例如原定候選人之一的張際春，他是第二野戰軍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參與組織領導了包括淮海戰役在內的重大戰役。

新中國成立后，在負責西南地區剿匪工作期間，他創造性地提出了“政治攻勢與軍事清剿相結合”的策略，有效地瓦解和肅清了川、康等地區盤踞百年的匪患。后來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期間，他主持了大型革命回憶錄叢書《星火燎原》的編輯出版工作，為后世保存了極其珍貴的黨史、軍史原始資料。

此外，紅四方面軍的代表王樹聲能夠入選大將，也印證了中央對于各革命根據地歷史貢獻的全面肯定和尊重。王樹聲是黃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在根據地的艱苦斗爭中，他總結和運用了“晝伏夜出、忽東忽西”等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使得國民黨軍隊對其部隊的“圍剿”行動屢屢受挫，甚至發出“剿共難，剿王樹聲部尤難”的感嘆。在解放戰爭初期的中原突圍中，他率領中原軍區第一縱隊約7000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成功牽制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重兵集團，為其他戰略方向的解放軍爭取了寶貴的戰略調整時間。

參考資料：[1]龍麗偉,白羽車.十大元帥與十大將的產生[J].決策探索,2006(07B):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