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博士，想必美國副總統萬斯一定知道家喻戶曉的李約瑟和薩義德，但是當他在新聞節目上以“鄉巴佬”來稱呼中國人并一臉鄙夷的時候，恐怕還是得重新讀讀李約瑟和薩義德才行。
從“李約瑟難題”說起

80多年前，當中國滿目瘡痍深陷“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時，時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英國生物化學專家李約瑟帶著對古老中國的好奇來到中國。在來中國之前，李約瑟跟那個時代的普通西方人一樣，既被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論”氛圍所影響，也或多或少對中國這一神秘國度抱持各種偏見。在中國四處游歷、考察之后，李約瑟驚訝發現，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原來如此輝煌、如此燦爛，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遠超過所有其他國家。

其后，李約瑟開始著手編寫七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并在第一卷的序言中發出叩問：中國的科學為什么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論？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與此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么？李約瑟的叩問后來被總結為“李約瑟難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這顯然不僅是一個學術命題，更是一個歷史命題、文化命題。

雖然人們對“李約瑟難題”有不同解釋和答案，但至少有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中國科學技術并非天然不如西方，而是在西方國家產生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中國才迅速從最先進的國家跌入低谷。意大利著名經濟史學家卡洛·M. 奇波拉在《工業革命之前：1000-1700的歐洲社會與經濟》一書中講到，在公元1000到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農業社會且處于黑暗時代，與同時期中國相比，西方更為貧窮與落后。18世紀之后，一切都被逆轉。隨著西方國家在經濟、軍事、政治力量上迅速崛起，中國就像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被英國及其他西方勢力打敗，并淪為半殖民地。這也是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帶來的后果。

“先進”與“落后”沒有絕對界線

如果“萬斯們”在更長時間脈絡里來看中國、看西方、看世界，就不會如此傲慢與無知，因為“先進”與“落后”的界定并不是絕對的，就像傳統與現代一樣，今天看似“先進”的西方不僅曾經歷過“黑暗時代”且現如今也有“落后”，今天在“萬斯們”看來是落后的“鄉巴佬”中國也曾在許多領域領先于西方且也有“先進”。沒有歷史和文化的視野，沒有文明與野蠻的辯證，而只是帶著意識形態偏見從短時段、單向度來考察中國和世界，難怪中國外交部面對萬斯“鄉巴佬”的說法會詫異又悲哀，也難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發出“讓美國那些‘鄉巴佬們’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前去哀鳴吧”的豪言。

李約瑟曾說，“我沒有任何意圖想貶低現在的中國政府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于改善中國‘老百姓’的命運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同時任何一個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現代中國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須要懂得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識卻貧乏得可憐。”“事實上，世界上其他各國都需要滿懷虛心的向中國學習，不但向現代的中國學習，也要向歷史上的中國學習，因為從中國人的智慧和經驗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醫治現代病癥的良藥，以及推進今后全人類哲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百川納海是李約瑟特別喜歡使用的一個比喻，不但適于描繪科學的歷程，也適于描繪整個人類文明。這一點，值得“萬斯們”好好學習。

相較于來自英國的李約瑟，“萬斯們”應該對同為美國人的薩義德更熟悉。作為國際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后殖民理論的創始人，同時也是美國最具爭議的學院派學者之一，薩義德最為外界所知的，就是他的“東方學”研究。雖然中國并不包含在其“東方學”的范例中，但其以犀利的眼光和筆觸揭露的西方世界的傲慢與偏見，卻同樣適用于中國。

西方中心主義建構出“東方”偏見

在薩義德看來，所謂的“東方”是由西方來界定的，是西方以東的近東（小亞細亞、土耳其）、中東（伊斯蘭文化區）和遠東（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地區。19世紀以來，與落后、野蠻、專制的東方比較而言，先進、文明、民主的西方，自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有著優越感。但西方所創造出來的“東方主義”其實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西方傳統，是對東方世界的偏見。

薩義德說，西方對東方的知識體系有一個建構的過程：由于近東和中東與歐洲的距離并不遠，在早期的貿易、宗教交流和戰爭中，西方人逐漸對東方人產生了這樣的判斷：東方充滿著異國情調，他們是神秘的、迷信的。正是西方以“再現”的方式在教科書和學術中創造了一系列關于“東方”的話語，使這些話語通過正規的教育而成為了廣泛承認的知識。因此，通過西方學者生產出來的東方知識與真實的東方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換言之，兩個世紀以來西方有關東方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并不是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東方的真實再現，而是西方人的一種文化建構和話語“再現”。而這種“差異”又被掌控知識詮釋權的西方學術界所抹去，從而將真實的東方消滅，而將西方“再現”的東方予以合法化。

在1968年所寫的《被面像的阿拉伯人》一文中，薩義德說，“如果阿拉伯人占領的地域足以引發注意，那是個負面的價值。他被視作對以色列和西方生存的一個破壞因素，或……對1948年以色列立國的一個應予克服的障礙。巴勒斯坦被想象為一片空曠的荒漠，等待出現一夜繁榮，現有居民是些無足輕重的游牧人，對土地沒有固定的所有權，因而也沒有文化根基。”也因此，在薩義德看來，在西方眼中，巴勒斯坦只是作為“一道戰斗號令而非一個民族”存在著。聯系到今天的以巴沖突以及2024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示威游行，可以說薩義德自1967年之后不斷冒著死亡威脅發出的呼號，至今仍作為問題存在著。

發出“鄉巴佬”之言的萬斯，雖然也是西方文化建構的產物，但作為耶魯大學高材生，且以《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直譯《鄉下人悲歌》）一紙風行的他，理應對遭受強勢話語權壓制的弱勢群體有更多共鳴，對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有更深切的體悟，卻一再表現出對東方世界尤其是中國故步自封的偏見。從這個層面來看，萬斯顯然更像是“鄉巴佬”，一個固守西方中心主義且不愿睜眼看中國、看世界的“鄉巴佬”。須知道，是否鄉巴佬從來不取決于出生、地位和身份，而是取決于能不能以開放、包容、平等、尊重的心態來看待萬事萬物，當然包括其他國家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