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所承載的知識不僅僅是停留在符號表層的所謂“確定性意義”上，還是一個個建立在作者原意基礎之上的帶有獨立性的“召喚結構”。讀者在閱讀的同時，經過理解、思辨、聯想、對比、判斷、拓展等系列機制，才能有選擇地吸收、有目的地修正書籍的內容，從而發揮其作為知識基礎、方法來源、創新靈感的特有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說，書籍因閱讀而生，為閱讀而在。閱讀讓書籍承載的知識顯化、活化，進而由讀者內化、轉化。書籍作為知識文本，沉淀著人類思維的密碼，對這一密碼的多維解碼即是學習思考的過程、知識聯結的過程、試錯糾錯的過程、思維涵養的過程、智力增長的過程、激發創新的過程。所以，閱讀對于每一個個體來說，都具有不可或缺性、不可替代性。

　　當今社會，隨著知識向網絡遷移及存儲形態的多元化，書籍的呈現方式和閱讀方式已悄然變化。工作節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閱讀內容、效率、量與質呈現出了碎片化趨勢。進入智能時代，智能工具的出現、迭代和介入，進一步強化了知識存儲、檢索、集成、綜合乃至生成的能力，正在極大地改變以往知識生產與傳承的邏輯，也在重塑社會的閱讀生態，改變人們的閱讀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閱讀要和傳統閱讀結合起來，守住我們的內核和素養”。智能時代，閱讀的本質需要堅守，閱讀的方法需要與時俱進。我們不妨按照“四個相輔相成”的方法，進行有效閱讀。

　　一是集中閱讀與碎片化閱讀相輔相成。當今時代，快節奏的生活方式、社交媒體的普及以及信息過載等因素帶來了閱讀的碎片化。與之相伴的是淺閱讀、短閱讀。而閱讀習慣的轉變，又改變了信息生產與分發的模式。短、淺、快式的信息制作與信息獲取成為一種日常。我們必須直面這一變化，并通過努力讓碎片化閱讀超越消磨時間、瀏覽信息的層面，與信息的真實性、全面性、有效性有機結合起來，成為信息獲得、知識交互、認知生成的可靠渠道和有效方式。但無論如何，個體思維的培養與思辨力的獲得，需要足夠有深度、耐性、寬廣度和持續性的閱讀來加持；有價值的書籍只有投入足夠的心力、專注度去鉆研、品讀、細悟，才能生發新知并引發新思考，而這些都需要集中閱讀。集中閱讀是必要的“大運動量”的閱讀方式，思維也需要在“極限運動”中取得突破、獲得能量。

　　二是經典閱讀與通俗閱讀相輔相成。通俗閱讀的特點是“好看”，這意味著閱讀起來有趣、理解起來不難。但與之相應地，這種書的內容一般專業性不強、學理性不足，對智力投入的需求和由此得到的智力增值也相對有限，所以“通俗”往往具有共時性效應而很難有歷時性的留存價值。而經典之所以被稱為“經典”，是經過時間篩選或時代公認的好作品，薈萃著特定時代、特定人群、特定專業的代表性智慧，對于同時代乃至后代的人們都具有啟智增慧的作用。因此，閱讀的對象僅僅“好看”是不夠的，還得是“好書”。只有把“好看書”和“看好書”結合起來，把寶貴的集中閱讀時間用在吸收消化優質的精神食糧上，才會取得事半功倍的閱讀效果。

　　三是紙質閱讀與電子閱讀相輔相成。紙質圖書是人類在電子時代之前主要的知識承載與傳承方式。長期的紙質閱讀實踐不僅形成了一種習慣與傳統，也成了文明傳承的一種標志、一種儀式。慢、細、靜、境，是紙質閱讀的精髓所在。坐在書房里展卷細讀，抑或置身于暖陽下掩卷遐思，這些與閱讀有關的美好圖景早已成為我們的文化記憶。與之相比，電子閱讀具有易得性、便利性、參與性、強搜索等特點，是當下年輕人的首選。隨著屏幕終端和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發展，電子閱讀無疑會更加成為常態。盡管都是閱讀，人作為精神的存在，有時候更需放下讀書的“功利”，以一種淡泊寧靜的心境，去拿起一本書，在書香之中馳騁想象、自由徜徉。

　　四是智能輔助閱讀與親身閱讀相輔相成。讀書有門檻，在現代社會之前識字率不高，故而讀書人有限；讀書有專業性，所以才有普及性知識和專業知識之別。一定意義上，讀書是一件苦差事，所以我們常以“好學”與否被規訓或規訓他人。智能輔助閱讀工具的出現和使用，對于讀者了解文獻概況、定位具體細節甚至進行一定邏輯的討論具有特定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學習和閱讀，也讓人們對其產生了諸多想象和依賴。人作為精神主體，應是閱讀的體驗者、價值的判斷者、意義的建構者，需要在閱讀中投入情感與思考、展開聯想與想象、帶著情懷與理想、生成評價與創見。輔助不是主導，更不是主體。“人是主體”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法則，在智能時代亦不例外。以親身閱讀為主，智能閱讀為輔，應是智能時代閱讀的基本原則。

　　正如加拿大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在他的名著《閱讀史》中所寫：“閱讀，幾乎如同呼吸一般，是我們的基本功能。”只要人類文明的火種需要傳遞，閱讀就是我們的生存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是人類歷史實踐得到的真理，也應在新時代青年學子這里得到最好的履踐。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