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惠敏副研究員

摘要

法乃治國重器，雍正朝控制蒙古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法”治邊疆，即通過條約規定和新訂律例，重塑維護邊疆社會秩序穩定的規則意識，從而實現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有效治理。雍正初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不僅為兩國邊境貿易開辟了渠道，而且對貿易秩序和違規處罰均做了清晰界定。清廷對漢商繞路與俄國人、蒙古人進行走私貿易處以“將其貨物入官”的嚴厲處罰，這成為蒙古地方衙門增收的途徑之一。同時，為保障辦理軍需和開展貿易的內地商人之安全，康熙朝對蒙古人搶劫案之法律審判已有明確規定。然而，隨著內地商人赴蒙古貿易增多,喀爾喀人搶劫漢商案件頻發。為遏制這一態勢，雍正朝通過新訂《蒙古律例》對此類案件的司法審判進行改革，加大懲處力度，甚至使罪犯的家庭分崩離析。在涉及喀爾喀人搶劫俄國商人或牧民案例的審判時，為了不釀成外交事端，清廷除了將案犯嚴加治罪外，還會將判決結果和受害事主關切的重要問題詳細知會俄國樞密院官員。借此，足以管窺雍正皇帝亟欲彰顯國家意志、重整邊疆社會秩序的政治決斷和雷霆手段。

關鍵詞

雍正朝；喀爾喀蒙古；搶劫案件；司法審判；社會秩序的重塑

雍正五年（1727），清朝與俄國簽訂中俄《恰克圖條約》，開啟雙方貿易。清廷在恰克圖派駐理藩院官員，管理商民貿易。商民領取理藩院的院票，赴恰克圖貿易。最近出版的《軍機處雍正朝滿文議復檔譯編》涉及商人領票貿易的秩序及相關案例的司法審判，可填補以往研究的不足。又，《恰克圖條約》規定：“兩國邊境地區之零星貿易，應于尼布楚、色楞格（所屬恰克圖）兩處，選擇妥地，建蓋房屋，以準自愿前往貿易者貿易。其周圍房屋、墻垣、木柵亦準酌量修建，亦不征稅。商人均照指定大道行走，如有繞道或往別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兩國規定貿易地點在尼布楚、恰克圖，禁止在其他地方貿易，特別是邊境上的卡倫哨站，違反者沒收其物品，處分十分嚴格。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軍機處雍正朝滿文議復檔譯編》

清代的陋規為官員索賄受賄提供了溫床。賴惠敏在《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一書中談及嘉慶四年（1799）領催圖里善控告恰克圖章京九十四收受商人饋贈案，揭示章京九十四之前的官員鐘善收銀600多兩、伊博布通收銀1 800余兩，而九十四則每年從恰克圖商人處得銀七八百兩，甚至2 000兩以上。雍正年間理藩院章京伊達木等按三節收受庫倫和恰克圖商人的饋贈，亦說系由來已久的慣例。盡管清廷給予駐扎庫倫、恰克圖兩處監管貿易的司官每日各折廩給銀一兩，但是官員收受各種陋規長期存在。

清朝為保護商人行旅的安全，于雍正五年新訂《蒙古律例》，凡蒙古人搶劫商人貨品，一律從嚴處分。日本學者島田正郎《清朝蒙古例の研究》第九章“盜賊”之第一節專論強劫，分析《蒙古律例》審理搶劫案件，并按康熙十三年、雍正五年、乾隆二十八年、嘉慶十八年、道光二十四年的律例，分別討論“王等強劫”“官員平人強劫”；《清朝蒙古例の實效性の研究》指出，偷劫四項牲畜（牛馬駝羊）均以康熙六年所定蒙古例偷竊四項牲畜條為依據，不問被偷竊的牲畜種類與數量，一律定擬為絞監候。蒙古勒呼認為，早期《蒙古律例》并無監候之刑，蒙古案件死刑監候出現在盜竊四項牲畜罪之中，于雍正元年施行，五年納入蒙古例。張心雨、周建波認為順治十五年（1658）規定蒙古死刑監候的制度，至康熙初年，清廷對蒙古案件實行的死刑制度存在立決與監候的分別；雍正元年死刑監候開始適用于盜竊四項牲畜案件。關康探討理藩院題本中的蒙古發遣案例，認為雍正五年定《蒙古律例》后，有大量罪犯因搶劫而加重刑罰發遣的案例。據此可知，蒙古罪犯發遣實比島田正郎認為的乾隆二十八年還早三十余年。

本文以《軍機處雍正朝滿文議復檔譯編》《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等檔案文獻為基礎，結合《蒙古律例》《理藩院則例》等官書，探討恰克圖商人管理問題。內地商人主要從張家口出關，需申請理藩院的院票。他們如果在中俄邊境走私貿易，按恰克圖條約之相關規定處分。若遭蒙古人搶劫，則按雍正五年新訂《蒙古律例》處置，搶劫犯及妻子、家產牲畜，一并照例交盟長，賞給盟內效力之臺吉等為奴，甚至將罪犯之妻發遣南省等，不僅罪犯本身受處分，還波及整個家庭。

島田正郎著《清朝蒙古例の研究》

一、雍正朝對持票赴恰克圖商民的法律管控

康熙時期便有俄國人與漢商在庫倫進行貿易。雍正朝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后，清廷才正式派遣官員前去管理恰克圖。在此，主要討論駐守恰克圖的官員之選派、待遇和收受陋規，及其如何處理邊境走私貿易、商人被搶劫等案件。

（一）理藩院派駐恰克圖的官員

雍正五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清廷議準：“喀爾喀恰克圖地方，設立互市，通俄羅斯貿易，設監視官一人，由本院司官內簡選，二年一次更換。”雍正六年，理藩院奏稱：“恰克圖地方乃初設立與俄羅斯貿易之處，請將熟悉俄羅斯事務之郎中綽爾多，派往駐扎，甚有裨益一疏。奉諭旨：綽爾多照所請派往駐扎辦理。侍郎納顏泰，現在彼處，亦著辦理行走。”早在康熙朝俄國就已派商隊到北京貿易，因此任命熟悉俄國事務的郎中綽爾多管理恰克圖。雍正十年（1732）議準：“駐扎喀爾喀庫倫、恰克圖兩處照看貿易之司官，向例皆馳驛前往，二年一次更替，自備盤費，惟駐扎喀爾喀三部落偵探之司官，每日各折廩給銀一兩。嗣后駐扎庫倫、恰克圖兩處監看貿易之司官，亦照此例，每日各折廩給銀一兩。”

簽訂《恰克圖條約》的中方主要代表之一策凌

雍正十年，俄國薩納特衙門（樞密院）咨文曰：“今觀色楞格恰克圖貿易情形，因我國之人貨物多，貴國之人貨物少，使致我國之人損失亦頗多。”此乃抱怨俄國在恰克圖設置稅關，俄商攜帶許多貨物前去貿易，但漢商卻不積極，導致俄商利益受損。對此，理藩院冷靜回復：“據此，本院查得，按本國之例，商人于何地貿易均出自愿，從不限制商人所帶貨物數額，或指定于何地貿易之例。因恰克圖地方臨近庫倫，故庫倫地方之商人均就近前往恰克圖貿易。東邊額爾古納地方遠距內地，而其附近地方空曠，無人居住，故商賈之人未有情愿前往貿易者。”意為清朝剛開放恰克圖貿易，未建房舍，以致商人裹足不前。

恰克圖未能馬上吸引華商踵至的另一原因是俄國管理邊界的官員貪贓勒索商人。理藩院奏復：“惟因爾等遣派管理邊界商務之理事官不奉命行事，肆意勒索貪贓，擾害中國商人，故該商人等未將所帶貨物售完即便返回等情。”“本院所派官員若有違例貪贓、勒掯商人之處，則商人自然前來訴訟，辦理界務之王等亦必奏聞；本院亦不時訪查，若有弊情，必依法治罪。兩國友好之道關系甚要。為此，爾等亦應訓示爾邊界長官，切勿滋事，惟有以友好之誼為重，則諸事均能照定例遵行。為此咨行”。可見，理藩院向恰克圖派駐官員，是為排解兩國商人因貿易滋生的爭端。貿易之人皆持票前往，買賣事宜均隨其所愿。清朝未在恰克圖設立稅關，商人所帶各種貨物之數量及購集之多寡，并無強制。這與俄國將恰克圖視為重要稅關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之目的迥異。

《恰克圖條約》滿文本首頁

不過，赴恰克圖貿易之人并非只限于內地商民。乾隆朝率先至恰克圖貿易的是內務府官員，雍正時期也曾派官員到恰克圖買馬。雍正十二年，大將軍·平王等奏稱：“今年臣等會商，派委營總巴力，交與官銀二萬兩及緞匹等項，于恰克圖地方交換馬匹。”巴力抵達恰克圖后，共換取1 550匹馬，除途次倒斃32匹外，將剩余1 518匹馬，及用剩銀兩、緞匹一并帶回，且除將銀兩、緞匹收貯，馬匹業已送到水草豐美地方牧放備用。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愛新覺羅·福彭像

理藩院派駐庫倫、恰克圖的官員，每日各折廩給銀一兩，但仍接受商民送禮。雍正十年，張家口總管四格奏稱：“經訪問民人、商人，據稱，駐庫倫地方照看商人之官員伊達木，好誦經文，眾人俱稱其為昏官。伊之生日、八月十五日、年節，庫倫地方之三百余家鋪子人等，送其銀兩二三錢至二三兩不等，而伊達木欣然接受。駐恰克圖地方之官員阿木呼郎，居官為好，憐憫商人。因恰克圖地方卡倫在外，前往之商人少，于八月十五日、年節，恰克圖地方近四十家鋪子之人等，送其銀兩二三錢至二三兩不等，阿木呼郎亦接收。”又稱：“駐庫倫地方之員外郎伊達木，現將換回，俟伊達木前來時，詢問伊后，再行具奏。駐恰克圖地方之主事阿木呼郎尚未年滿，仍駐恰克圖。頃圣主既施特恩賞伊等盤費銀兩，應交付該部，嚴加行文申飭阿木呼郎，嗣后斷不可收受商人等禮物，倘怙惡不悛，再收受商人物品，查出后務必治罪。”這表明，雍正朝庫倫已有300余家鋪子由理藩院員外郎伊達木管理，恰克圖有近40家鋪子另由官員阿木呼郎管理，且這兩處官員皆收受商人禮物。

不過，伊達木對收禮一事保留自己的看法：“我雖推辭，而伊等稱前任官員等亦曾送過，我等情愿送禮等語，故我收下做盤纏是實。”伊達木口供提到在他之前的官員亦收受送禮銀，可見這種陋規一直存在。按“定例載，凡官員倘接受屬下所管之人私送之禮物，革職。將伊達木照例革去員外郎一職”。雍正十二年，尚書查克旦呈請：“原理藩院員外郎伊達木，先前駐庫倫之時，我曾會過面，精通蒙語，人亦尚可。前因駐庫倫，發給盤費之前，收受商人禮物被革職，現為看守倉庫之員。我謹請將此人以章京銜帶去，作為我之通事，辦理事務。等語。”大學士鄂爾泰指出：“既然如此，應將伊達木具奏帶領引見，派去更換阿敏道。可否將伊達木以主事銜用，請旨。”隨后奉旨：“著伊達木，仍以守倉庫官員銜，隨尚書查克旦前去效力。廩給等項，照主事銜發給。”

鄂爾泰像

（二）偷越邊境走私貿易及其司法處置

寶音朝克圖《清代北部邊疆卡倫研究》指出：雍正五年清廷設置漠北蒙古卡倫，每處卡倫安設章京一員，率兵丁攜眷戍守；卡倫官兵管理邊境貿易，并且稽查盜竊搶劫、查拿逃犯等，若有私越卡倫而失于防查，將處罰牲畜等。商民領院票應至恰克圖貿易，若私自到車臣汗邊境進行走私貿易，處以抄沒入官。據車臣汗垂扎布呈稱，雍正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駐布隆諾爾之喀爾喀兵丁前去會哨時，拿獲兩名前來走私貿易名為吉里古力、婁克俄國人。十月十八日，前去會哨時，又拿獲一名前來走私貿易名為訥里斯奇之俄國人。經詰問，均稱自卡倫潛入，因不知有駐兵而被拿獲。查驗吉里古力、婁克所帶貨物，有磚茶8塊、小簍茶14、小包黃茶485包、緞1匹、毛青布68匹、白布15匹、煙25包、熏牛皮半張、駝2只、馬1匹、鍋1個、水桶1個、鐵勺1把；查驗訥里斯奇所帶貨物，有熏牛皮3張、撒袋2個、鹿革1張、水獺2張、鏡子7個、白粗氈2件、馬2匹、鍋1個、木勺1個。清俄議定之十一款內載“商人均照指定大道行走，如有繞道或往別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于是，“按照原先議定之條約，除將此等貨物入官，并俟便送交理藩院核處外，應由該部院將彼俄羅斯人吉里古力、樓柯、訥里斯基三人越界貿易，被喀爾喀車臣汗所屬會哨兵丁拿獲，現已將此三人送彼卡倫頭目，其所帶貨物，均按原定條約照例扣留之處，相應咨照俄國托波爾城長官”。結果，“除將自爾處偷越我界前來貿易之吉里古力等三人，已送爾卡倫頭目外”，又“將其所帶貨物，均按原定條約照例入官”。

另一較大案件為朱成龍與俄商在卡倫的走私貿易。雍正十二年六月，據尚書查克旦等咨稱：“于海齊地方駐卡之人布根，追蹤至名伯拉克圖地方，見商人車凌與俄羅斯三喀木尼罕交易，當即拿解前來。”商人車凌受審后供稱：“我真名朱成龍，系山西汾陽縣人。去歲出邊后，居于貝子延楚布多爾濟旗之伯拉克圖地方，俄羅斯之喀木尼罕波爾托袞等帶來馬匹交易時，我以茶葉等物進行交換。我之駝馬牛及剩余貨物，俱交付雇工王文達等，在延楚布多爾濟旗游牧處。”朱成龍既繞道與俄國人喀木尼罕交易，其交易所得之牲畜及剩余物品，俱應入官。官員將朱成龍所雇之王文達等漢人九名、蒙古十人及剩余貨物、交易之駝馬牛數目，俱繕造清冊，與喀木尼罕波爾托袞等所騎之3匹馬、2只駝，連同所持文書一并送交張家口同知，偷越卡倫前來之俄人喀木尼罕波爾托袞等，則已派人解送俄國卡倫頭目，并陳明情由。朱成龍與波爾托袞交換物品，詳見表1。

表1 朱成龍與博爾托袞交換物品

寶音朝克圖著《清代北部邊疆卡倫研究》

朱成龍供稱于雍正十一年十月，持部發票證，攜帶貨物自張家口出塞，住于貝子顏楚布多爾濟旗之布拉克圖地方，與布達等就近居住；次年三月初二日巴爾虎人波爾托袞、察蘇齊、庫仁攜馬十匹、騍馬二匹前來，以價值1萬斤茶之雜貨折換其10匹馬，以價值450斤茶之雜貨折換其2匹騍馬；三月十二日，又有波爾托袞、拜里岱、庫仁及一不知姓名之喇嘛共四人帶7匹馬前來，以價值7千斤茶之貨物折換其7匹馬。雍正朝在蒙古購馬，每匹官方定價為8兩銀，而朱成龍與俄國走私貿易，1 000斤茶葉換一匹馬。當時黃茶1斤值0.08兩，一匹馬相當于80兩，是官方定價的10倍。因俄國伊爾庫次克省長規定恰克圖海關限制向中國出口牲畜和糧食，所以朱成龍以走私方式購買馬匹。朱成龍亦云：“先前我多次前往卡倫一帶貿易，見俄羅斯人愿購我貨，故約定伊等倘若每年欲購我貨，即沿此卡倫一帶來找我。今年又來找我購買貨物時，方被拿獲。”可見朱氏已與俄商走私貿易多年。

經官員查出朱成龍所持票證，簽有赴恰克圖貿易商曹寬字樣，而其出塞站單上亦簽有相同字樣。朱成龍供稱：“我前來時，同伙曹寬給我一張蓋印票證，因不識字，故來顏楚布多爾濟旗內貿易，住于布拉克圖地方。”朱成龍也與車臣汗的蒙古人貿易，如與看守貝子顏楚多爾濟蘇魯克之人吹布里等交易，換得馬35匹；住于顏楚布多爾濟旗之博爾吉勒圖地方之和碩齊處，換得黑兒駝1峰；扎薩克齊旺珠爾旗下章京什克圖處，換得黃騸駝1峰；與就近住之喇嘛班第處，換得黑兒駝1峰；瞎一眼喇嘛處，換得黑兒駝1峰。朱成龍領票卻在車臣汗處貿易，以茶、布、綢、水獺皮折換馬駝等。

孟憲章主編《中蘇貿易史資料》

朱成龍雇用王文達攜帶8車茶、布、綢等貨物，前往布里雅特牛錄章京達里牛錄貿易，換取駝8峰，馬30匹，牛13頭。朱成龍親自與巴爾虎章京察罕牛錄下博羅爾岱等交易，換得馬20匹；與章京巴扎爾牛錄之人交易，換得馬10匹；與薩訥牛錄之人交易，換得馬20匹。同時，也有人帶牛馬來朱成龍住處貿易，換得牛3頭、馬5匹，因僅帶一、二馬牛，故不記名。除來時帶拉車的牛54頭，雇傭之人所騎的馬20匹外，共換得駝12峰，馬120匹，牛16頭，并將用剩余貨物換得的駝、馬、牛等均交給雇工王文達，使其等候于顏楚布多爾濟旗牧所之克魯倫河處。而恰克圖商人的運輸方式，夏季以公牛拉著很粗糙的雙輪大車，到11月牧草逐漸枯竭，改用駱駝來運輸。因此，朱成龍購買駱駝、牛只可能用于運輸。

不料，朱成龍在看守期間自殺。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據看守之領催萬楚克稟報：“漢人朱成龍突然于靴筒內拔出利刃，自刎身死。”朱成龍尸體交付其雇傭人王文達等九名漢人、十名蒙古人；又定例載：“凡卡倫走私之物品均應入官。經詳查朱成龍之貨物、馬畜數額后，僅將滿文單子一張、雇工王文達等所呈漢文一件，加蓋印信，與部發票證一并呈送。”根據恰克圖條約規定商人均照指定大道行走，如有繞道或往別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朱成龍不走官方指定路線，繞路前往別處貿易，其物品入官。現據官員整理朱成龍之牲畜物品數額清冊，繪制表2、表3并呈如下：

表2 漢商朱成龍之牲畜數額

表3 漢商朱成龍之物品數額

由朱成龍的貨物清單和表3可看出，他攜帶的貨物以布匹為主，在中俄邊境的卡倫換取毛皮。這符合中俄恰克圖貿易互市中商人主要出口綢緞、布匹，進口毛皮的傳統。交易方式為以物易物，因此朱成龍攜帶的銀兩只有36.8兩。再者，商人領取理藩院的院票出關，每張院票攜帶12 000斤茶葉，若按照1 000斤茶換1匹馬，那么朱成龍和王文達換得的牲畜數額（見表2），可能得攜帶超過20萬斤的茶葉。

《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

二、雍正時期蒙古搶劫案件的司法審判變化

在前現代社會，游牧人群會盡可能以各種手段得到資源，甚至對外掠奪以突破本地資源邊界亦是其生存策略。于是，“干一票”就走的劫殺行徑時有發生。除諸部落間的劫掠，蒙古人搶劫前來貿易之商民亦不鮮見。為加強對蒙古地區的行政與司法管理，清朝在兼顧蒙古部落風俗的基礎上制訂了《蒙古律例》。為遏制“商人貨物必經之處，不時被蒙古等偷盜搶劫”的亂象，雍正朝對蒙古搶劫案件的司法審判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正。

理藩院《大辟條例》，凡發外藩蒙古貝子等冢者、截殺來降人眾為首者、劫奪死罪人犯為首者、公行搶奪人財物者、與逃人通謀給馬遣行者、挾仇行害、放火燒死人畜者、臨陣敗走者、故殺人者，以上八項死罪犯人，俱處斬。康熙六年《蒙古律書》第73條：“凡搶劫物件者，若為王等，則罰馬百；若為扎薩克諾顏、固山臺吉、公等，則罰馬七十；若為臺吉等，則罰馬五十；若為平人，則斬。”這是按照搶劫犯身份來量刑的。康熙十三年題準，以兵器傷人致成殘疾者，罰馬外，仍以身價之半給二九。官民人行劫殺人傷人者，不分首從俱斬，妻子家產籍沒。不曾殺人傷人者，為首二人絞，妻子家產籍沒，為從者各鞭一百，罰三九。若止一人，鞭一百，籍沒家產，免其妻子。二三人者，以一人為首，余為從，所罰沒俱給失主。

《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

日本學者田山茂解釋蒙古社會制度中的佐領和蘇木，是以一百五十人組成的八旗基層組織的軍事、行政單位。每大臺吉下設臺吉昆都（驍旗校）一人，昆都（hunyu）也稱管旗副章京，主要職務是有關軍事及警察事項，及召集兵丁、檢舉和解送犯人等，是最低一級的官員。臺吉撥什庫（領催）二人、筆帖式（書記）一人。達魯噶（darga）也稱什戶長或十戶的組長，漢文稱護軍校。什戶者平時聯系、處理十戶為中心的維持治安及執行其他法令、調查戶籍等雜務。《衛拉特法典》規定十戶長有取締盜賊犯的責任。若是佐領下有為盜者，采連坐之法。康熙四年題準，外藩蒙古各旗佐領下有為盜者，該佐領罰二九，驍騎校一九，領催七頭，十家長鞭一百、罰一九；佐領下有盜二次者，佐領罰二九，驍騎校罰一九，均革職；領催鞭一百、罰一九，革役；十家長鞭一百、籍其家。佐領之上為參領，其下有盜三次者，參領罰三九；一旗下有盜三次者，管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各罰五九，都統、副都統各罰三九；所屬人為盜者，該王、貝勒、貝子、公、臺吉塔布囊各罰三九；庶人家奴為盜，其主罰一九；王以下若能嚴察所屬，將為盜人拿解者，免罪，仍給所罰之半；若失于稽查，被他人拿獲者，都統以下所罰并給之，王等所罰入官。又定，凡罰以九論者，馬二匹，犍牛二頭，乳牛二頭，牛二頭，犙牛一頭。以五論者，犍牛一頭，乳牛一頭，牛一頭，犙牛二頭。

田山茂著《清代蒙古社會制度》

康熙五年題準，外藩地方有伙劫喀爾喀馬匹等物者，除照例治罪、如數賠還外，共罰給一九，所余家產妻子入官；若喀爾喀人各報失物，令其設誓，照數賠給，不設誓，止賠見在之數；若喀爾喀人為伙盜劫內地者，為首一人斬，二人以上斬一人，余人鞭一百，罰該管主一九，移文令其送至。又定，臺吉為匪、為盜者，即革去臺吉為庶人，將馬匹牲畜取回，給與被盜之人，將其所屬人丁撤出給與近支兄弟，該札薩克照疏忽例議處；若為匪之臺吉仍不悛改，復為匪者，該札薩克即充作奴仆服役；若改過不復為匪，三年后該札薩克將情由報院轉奏，復給臺吉原銜。

根據達力扎布譯康熙三十五年刻本《蒙古律例》第71條（康熙六年刻本第73條）修改為：“未分罪之輕重定例。臣等議定，管旗與不管旗王、貝勒，凡公開搶劫物件殺人者，賠補所殺之人，王等罰馬百匹，貝勒、貝子、公等七十匹，臺吉、塔布囊等馬五十匹。以刃物、木棒打人至殘，給身價之半二九牲畜。王等罰馬百匹，貝勒、貝子、公等 馬七十匹，臺吉、塔布囊等馬五十匹。搶劫未殺人、傷人者、王等罰馬百匹，貝勒、貝子、公等罰馬七十匹，臺吉、塔布囊等罰馬五十匹，給事主。官員、平人一二人、或伙眾強劫什物殺人、傷人者，不分首從皆處斬。籍沒其妻子產畜給付事主。官員、平人一二人，或伙眾偷盜牲畜等，事主或旁人察覺跟蹤時，殺人或傷人，不論首從皆處斬。籍其妻子產畜，給付事主。官員、平民伙眾強劫什物未殺人，為首主謀二人處絞，籍沒妻子產畜。其余從犯鞭一百，罰三九牲畜給事主。又官員、平民一人偷盜，鞭一百，籍沒妻子以外產畜給事主。若為二三人偷盜，為首一人處絞，籍其妻子產畜；其余犯鞭一百，罰三九牲畜給事主。”修改的部分是搶劫和偷盜處斬和處絞之區別；殺人與未殺人罪刑也分為處斬和處絞，以及賠償的牲畜數量。

達力扎布著《清代蒙古史論稿》

雍正五年規定，凡官員庶人伙眾，或一二人行劫致殺人者，不分首從斬梟（即斬首并懸于木桿示眾），傷人已得財產，不分首從斬決，妻子畜產皆沒，均給付事主。若止傷人未得財者，為首擬斬監候，畜產給事主，妻子暫寄該旗，俟本犯減等，僉發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為從盜犯，籍沒畜產，給付事主外，并妻子僉發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又定，凡盜賊被事主或旁人追趕致拒捕殺人者，為首斬決，妻子畜產籍沒，給付事主。從犯并妻子發遣南省，給駐防兵丁為奴，畜產給事主。傷人不致死者，為首擬斬監候，畜產給事主，妻子暫寄該旗，俟本犯減等，僉發鄰近盟長，效力臺吉為奴。從犯并妻子畜產，解送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康熙時期，罪犯的妻子畜產籍沒給受害的事主。這次修訂的律例連帶處分罪犯的妻子，傷人未得財者，為首擬斬監候，妻子暫寄該旗，俟本犯減等，僉發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為從盜犯，籍沒畜產，給付事主外，并妻子僉發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在此，尤需注意的是，蒙古婦女勤勞持家，發給效力臺吉為奴，等于家庭破碎。

《多桑蒙古史》

雍正五年規定“行劫殺人”的審判與康熙十三年一樣，但“行劫傷人”則不同，分已得財、未得財。其中傷人未得財者首犯斬監候，畜產給事主，妻子發鄰盟為奴；從犯并妻子發鄰盟為奴，畜產給事主。“行劫未傷人得財”者康熙朝分伙眾和二三人或一人，雍正朝取消伙眾，凡二三人以上為首處絞監候，畜產給事主，妻子發鄰盟為奴；為從本犯并妻子一并發鄰盟為奴。一人犯行劫原本鞭一百，籍沒家產，給付事主，改為本犯并妻子畜產一并解送鄰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同前述情況一樣，慮及蒙古家庭以女性持家，將此等罪犯之妻子發鄰盟為奴，亦等于家庭破滅。可見雍正皇帝為了保障商人的安全，進行了法律上的變革。島田正郎教授整理的康雍二朝蒙古搶劫罪審判的變化，參見表4。

表4 康熙十三年與雍正五年審理搶劫案件的變化

三、喀爾喀搶劫漢商案例及其司法審理

雍正九年七月初五日，準噶爾以全力侵犯北路，于博克托嶺，相近和通淖爾地方，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被其圍困而大敗。這次戰爭不僅影響了清軍士氣，更造成喀爾喀蒙古的治安問題。雍正十年侍郎查克旦等奏稱，鞫訊在扎喇地方搶劫漢商任遠等人之貝勒旺扎勒旗下伯爾克等，據伯爾克供稱：“見人們紛紛搶劫漢人，小的便邀附近所居之恭格等九人亦前來搶劫，來時遇見鄂勒多遜，伊又邀其附近所居之達呼賴等七人，加之小的我等二人，總共十八人，合伙搶劫是實。”此次蒙古伙眾搶劫即按照雍正五年《蒙古律例》判處。伯爾克、鄂勒多遜、默勒哲恩，皆為起意搶劫之首犯，照定律絞決正法；其家產牲畜，查沒后還給被搶之人。首犯之妻子，交該盟長賞給效力臺吉為奴。將在扎喇、庫謝圖布爾都二處搶劫之從犯布羅多爾濟等31人，均擬照定律各鞭一百，罰取三九牲畜，給與原告。但該犯人等將其所搶物品揮霍已盡，不足以償還原物及罰交三九牲畜。故飭交各該協理臺吉等，將伊等家產牲畜、折價什物，俱行查沒后，給還任遠等。從犯岳邦等本身及其妻子，交該盟長賞給效力臺吉為奴。又據奏稱，搶劫商人之臺吉耀瑪多爾濟，應照定例革職，除其妻子外，減其奴仆給其兄弟，免抄其家產牲畜。惟所搶財物甚多，是以，擬將家產牲畜、折價什物俱行查沒，給與原告。康熙朝臺吉搶劫罰牲畜50匹，雍正朝改為革職，奴仆給兄弟，外加查沒家產牲畜，折價什物給原告。

《蒙古律例》

該案件牽扯出扎薩克臺吉塔旺私吞贓物的情況。他派齊布占等去收拾賊人遺棄之物，共有贓物：馬40匹、羊300只，其余毛青布427匹、白布50匹、煙340包。塔旺又跟漢商梁萬葓等說：“我將爾等被劫貨物呈報為八車，爾等若照此吐供，我將給銀二千五百兩云云，并給予印文。”比照前述王文達攜帶8車貨物，換得駝8峰，馬30匹，牛13頭，塔旺幫梁萬葓報失竊物品8車，給銀2 500兩，贓物價值更高。查克旦認為塔旺“顯系不能肥私而呈報者，殊玷厥職，故將塔旺革去扎薩克”。同時，商人任遠稱被劫要呈報官商范毓馪，才能上訴于部，但查克旦認為“應飭范毓馪，嚴加管束屬下商人等，俾蒙古人等得以安生，且于行商漢人有裨益”，還要范毓馪“通行宣諭屬下漢商等，不得借此之機，希圖僥幸，肆意捏詞訛詐蒙古人等”。

另一案件是雍正十一年，侍郎查克旦等奏沙畢納爾塔布囊（Tabunan）侍衛巴爾虎搶劫漢商李世芳、梁玉凱貨物及馬牛。據巴爾虎供稱：“去歲紛紛遷徙時，在昌圖溝地方見有漢商等，因買其茶葉等物而拒不出賣，便與侍衛鄂沁共謀商搶劫，糾集一同遷徙之布木楚克、索諾木、阿玉錫車凌扎布、卓齊斯圖、霍吉格爾、都噶爾口、麥達哩、卓特巴，前去搶劫屬實等語。”此案應照侍郎查克旦等所奏，將首犯塔布囊侍衛巴爾虎、侍衛鄂沁，即刻絞刑；將從犯布木楚克、索諾木、阿玉錫車凌扎布、卓齊斯圖、霍吉格爾、都噶爾口、麥達哩、卓特巴等，各鞭一百；將從犯本人及全部罪犯之妻子、家產牲畜，一并照例交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賞給盟內效力之臺吉等為奴。

又據查克旦奏稱：“將塔布囊巴爾虎之妻子，應以律書懲辦才是，惟巴爾虎之妻，系臺吉額琳沁之女，巴爾虎之子亦均年幼，如何辦理之處，請由刑部指示。”刑部議定：“娶臺吉之女之人成為盜賊，并無另行辦理伊等妻子之例。故將此交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將巴爾虎妻子、家產牲畜，一并照常例賞給效力之臺吉等。”再，“將賊犯原行搶劫之貨物，俱如數交還漢人”。雍正五年議定，凡盜賊被事主或旁人追趕致拒捕殺人者，為首斬決，妻子畜產籍沒，給付事主；從犯并妻子發遣南省，給駐防兵丁為奴，畜產給事主；傷人不致死者，為首擬斬監候，畜產給事主，妻子暫寄該旗，俟本犯減等，僉發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從犯并妻子畜產，解送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為奴。顯然，雍正朝嚴格執行了這一新訂律例。為便于理解這一點，現將李世芳被搶之首、從犯的判處情況列表呈現如表5：

表5 李世芳被搶的首犯、從犯判處

雍正帝像

雍正十一年，據親王額駙敦多布多爾濟旗下臺吉羅布藏供稱：“去歲紛紛遷徙之際，在圖拉河名為阿魯布拉克地方，見漢商王安等歇宿，即與其同行遷徙之喇嘛丹津謀商行劫，并糾集喇嘛達錫、索諾木、平人恭額、布吉奇，公車凌旺布旗下烏蘭岱、古魯格八人，前去搶劫屬實。”是以，擬絞及充奴賞賜等罪（如表6所示）。據雍正五年題準定例載，官員、庶民聚眾搶劫各項什物，但未殺人，除將首犯處以絞刑，從犯各鞭一百之外，還“應將賊渠妻子、家產牲畜及從犯本人、妻子、家產牲畜，一齊交該盟首領等，賞給效力臺吉等為奴”。“若臺吉本人行竊，革去臺吉職銜，將其家奴給其兄弟，免抄其牲畜”。故此，“即照查克旦等所奏，將首犯喇嘛丹津，即刻擬絞；將從犯恭額、布吉奇、烏蘭岱、古魯格等，各鞭一百。將伊等及妻子、家產牲畜，一并交給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賞給盟內效力之臺吉等為奴。盜賊等劫走丟棄之馬三百余匹，由羅布藏等八名賊犯現有之牲畜內，交還給漢人等。”將首犯臺吉喇嘛羅布藏革去臺吉職銜及喇嘛薩奇勒，將其家奴給其兄弟等。將從犯喇嘛達錫、索諾木等，皆革去薩奇勒，充奴賞賜。羅布藏等皆為出家喇嘛，革去羅布藏臺吉職銜，將其家奴給其兄弟，將其本人及喇嘛達錫、索諾木等，倶行押解京城，審明后，或送往多倫諾爾，交給額駙敦多布多爾濟安置約束。孔令偉認為順治、康熙年間，在理藩院、內閣大庫檔案缺喇嘛犯命盜案件檔案，乾隆年間喇嘛犯命盜案件有增加趨勢，反映了乾隆六年《蒙古律例·喇嘛例》增修了第五條例文“凡喇嘛等因事拘審，先革退喇嘛再審，俟訊明無罪復其喇嘛”。實則雍正年間已有薩奇勒（sakil剝黃之意）的審判，可能這類案件不多，遂未編入律例。

表6 王安被搶之首犯、從犯判處

雍正十一年，據侍郎查克旦等奏稱，經審搶劫漢商王安、任宏彤銀兩駝只等項一案，據喀爾喀親王額駙敦多布多爾濟旗下臺吉孫都布供稱：“去歲紛紛內遷之際，臺吉達錫在阿魯布拉克地方見有漢商，即共謀欲行搶劫，孫都布應允后，糾集臺吉額木寧等共三十五人，乘夜前往搶劫屬實等語。”首犯臺吉孫都布，從犯臺吉吹扎布、額木寧、沙畢納爾臺吉博斯渾等，皆照查克旦等所奏，革去臺吉職銜，將其家奴給其兄弟等。將從犯奈沖等21人，“照例各鞭一百，將伊等及妻子、家產牲畜，一并交給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賞給盟內效力之臺吉等為奴，嚴加管束”。又據奏，“將從犯喇嘛諾爾布羅布藏、沙畢納爾喇嘛吹木丕勒、達錫、達琳津巴等，皆革去喇嘛薩奇勒，各鞭一百，賞給效力之臺吉等”。諾爾布等俱系單身，并無妻子。大學士鄂爾泰指出，若照例治罪后，仍安置于蒙古地方，又肆意偷盜脫逃亦未料定。是以，“應將諾爾布等八人，分別發遣江寧、杭州、荊州，賞給兵丁為奴。應咨文土謝圖汗敦丹多爾濟，查明疏脫羅卜藏之人，嚴懲治罪報部，務將羅卜藏嚴緝拿解”。首先，該案件不同的是將罪犯發遣江寧、杭州、荊州，賞給兵丁為奴。島田正郎認為乾隆二十八年才將罪犯妻子發河南、山東充苦差，而實際則是雍正年間即有發遣江南的案例。其次，規定蒙古地方偷竊銀兩什物者視其贓數多寡，分別首從治罪，失察之臺吉等按贓議罰。若逾限未獲還罰辦事人員牲畜，比漢人法律更為嚴苛。

島田正郎

雍正十二年，副都統席爾塔等奏稱賊犯阿南達等于沙巴克臺地方搶劫商人汪貴羅等四人財物、殺人一案。首犯阿南達系喀爾喀貝勒拉旺多爾濟旗下之人，于九月初十日攜槍騎馬外出捕獵，在德什地方遇同旗之吞托和，路見商人歇宿，便一起去看。返回時阿南達起意搶劫，在與吞托和商議后，吞托和糾集同旗之布彥圖、烏蘭、臺吉濟木巴，阿南達又喊來其弟鄂托渾、摩扎，二人攜帶鳥槍、撒袋等器械騎馬趕至。烏蘭、吞托和、鄂托渾進入帳篷，吞托和執木棒擊打漢商王云正頭部，致其死亡。阿南達、摩扎、布彥圖、濟木巴等抓住商人汪貴羅、董家傳、董洲，搶掠物品，以駝馱運載，并將王云正尸體埋于名為山丹的地方。汪貴羅等趁看守睡著逃走，結果被“賊犯察覺后追及，布彥圖刀刺董家傳后背，致其倒地，摩扎取韁繩勒死后下埋，汪貴羅、董洲均皆逃出”，而“賊犯恐被拿獲，藏于山谷”。

清末商人在恰克圖舊照

官員“派巴圖魯前鋒侍衛羅車等抵達后，循蹤前去札木巴拉家查問，得知賊之姓名而去追拿，驛站領催朋素克，殺死賊犯烏蘭之馬匹，烏蘭徒步相拒，被鄂托渾、布彥圖、摩扎、濟木巴解救，前往名博羅額德爾地方，分贓后潛逃”。經咨文貝勒拉旺多爾濟等緝拿劫殺犯后，“派人將賊阿南達、鄂托渾、摩扎、臺吉濟木巴，并濟木巴之父烏巴什，陸續拿解前來”，而布彥圖、烏蘭尚未抓獲。經反復刑訊，阿南達、濟木巴等人倶供認“阿南達等七人搶劫殺人是實”。又查得，理藩院定例內載：“凡官員轄內之人，合伙搶劫，殺人致傷者，不分首從，均皆處斬。”而且，雍正五年題定：“為首賊人之妻子、從賊本身及妻子產畜，一并俱送相鄰盟長，賞給效力之臺吉等為奴。”又定：“臺吉為盜，革職為平人，罰取其奴仆，給其兄弟。”據此，首犯阿南達，強盜吞托和、摩扎、鄂托渾，均照強盜劫財之條，擬以斬決，即行處斬（見表7）。最終，首犯阿南達、殺人犯吞托和、摩扎皆梟首示眾；其搶獲之物，交還原主外，尚未査獲之銀及綢緞等物所折銀162.28兩，交付貝勒拉旺多爾濟等，將各犯之產畜變價，給與事主；其不足部分，由平常管理不嚴之貝勒拉旺多爾濟、貝子巴特瑪旺扎爾賠償。

鄂托渾無妻子，將阿南達、摩扎、吞托和之妻子，送與相鄰之鄂爾多斯盟長處，賞給效力臺吉為奴。臺吉濟木巴，對同處居住之蒙古人等為盜不嚴加管理，反而伙同搶劫。查得，康熙二十七年，四子部郡王三濟扎布旗之四等臺吉控古爾等率眾搶劫他人馬駝。理藩院議奏，將臺吉控古爾等即行絞決，故臺吉濟木巴，應照此例，擬以絞決之罪，即行正法。臺吉烏巴什未能約束伊子濟木巴，反而一同脫逃，甚是玷辱臺吉職銜，應革去臺吉作為平人。其未獲銀兩及諸物之折銀，以劫犯之產畜變價給還。不足部分，則由貝勒拉旺多爾濟、貝子巴特瑪旺扎爾償還。

表7 阿南達等七人搶劫殺人之判處

恰克圖舊照

今恰克圖

四、喀爾喀搶劫俄人牲畜案例及其司法審判

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準遣往土爾扈特部總管內務府大臣來保奏，在京城貿易完畢后趕回馬畜之俄商色門等之牲畜被喀爾喀等掠奪，并被射傷三名俄國人。據俄商色門等赴來保處告稱，自京城出發，由部派遣筆帖式、領催各一人護送；行至車臣汗牧所后，負責護送之二人稱前往他處尋求協助卻一直未歸；行至袞噶勞地方住宿，當夜有三十來人前來搶去56匹馬；抵達名為額木克者所住之地，又來了三十余人，射傷俄國人三人，掠走34匹馬，23頭牛。經軍機大臣議復，一則告知俄商“必將所失牲畜查還，并賞賜受傷俄羅斯三人各十兩銀，以為養傷之資”；再則“咨行庫倫辦事扎薩克嚴緝偷盜俄羅斯牲畜及射傷俄羅斯人者”。后又查得前帶領色門等之筆帖式查黑吶報稱離開俄商尋求得力護送者之前因后果。據此，軍機大臣等遵旨議復：“曾將麒麟保等所報一并飭交尚書特古忒，著拿問其肆意搶掠之喀爾喀人等，依法懲處等因具奏在案。故現將來保等所奏亦咨行尚書特古忒，除必須查清搶奪俄羅斯馬畜之人，嚴加治罪外，其所有搶掠馬畜照數征收，歸還俄羅斯。其射傷俄羅斯之喀爾喀人，務必查拿，嚴究正法。其如何辦理之處，著尚書特古忒咨照俄羅斯。再，將該項護送俄羅斯之筆帖式查黑納等為何離棄俄羅斯緣由，經查清辦理后，亦一并咨行俄羅斯。”

俄國檔案史料也對該案有記載，案件細節略有出入，賠償信息更豐富。俄國商隊離開北京返回俄國時分為三部分，起初一路很順利，“只是在行經草原上的兀魯思時，兩次遭到武裝的蒙古人對商隊馬匹的搶劫”，被搶了90匹馬和23頭牛，被射傷的三名俄國人當中有一人因傷重不治而亡；理藩院根據俄國人商隊頭領的控告發來指示，所有上述被搶的牲畜都立即歸還了，還罰蒙古人賠償了駱駝、馬匹和牛共1 263頭；另據偵查獲悉，九名強盜開槍共打傷五人，都被處以死刑并在恰克圖梟首示眾，還有三名盜賊雖未傷人，但夜間偷偷潛入馬群，也被處以絞刑；與他們隨行的妻小也受到懲處，他們的全部牲畜都被沒收，交給遭受搶劫和損失的人。雍正皇帝高度重視該案件，對搶劫俄國商隊的罪犯全部施以極刑，并給受害事主高達十幾倍的賠償，不僅為了盡快息事寧人，而且與他有求于俄國有莫大關系——希望其在清朝與準噶爾戰爭拉鋸中至少能夠保持中立。

不過，嚴刑峻法未能完全遏制住喀爾喀人搶劫俄國人牲畜的行徑。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領侍衛內大臣豐升額等議奏懲處盜搶俄國人馬畜各犯。據尚書唐古忒等奏稱：“親王敦多布多爾濟旗下之綽吉岱、沙克都爾、鞥克三人相商，糾結臺吉那旺等十三人，在克呼達巴罕地方，讓察罕第顏齊、完舒克牽著馱馬停候在稍遠地方，并由十四人闌入俄羅斯牧廠搶掠馬牛，綽吉岱、沙克都爾、鞥克、那旺、伊達木五人，箭射俄羅斯人，搶得馬牛，十六人分贓訖。”經審理，最終審判結果為：“該闌人俄羅斯牧廠搶掠馬畜之人等，除達巴海病死毋庸議外，箭射俄羅斯人并搶劫之綽吉岱、沙克都爾、伊達木、扎木揚、班第、吹扎布、阿什達、盆蘇克、查木揚，應俱照軍地盜馬之例立斬，于恰克圖梟首示眾。其脫逃之鞥克、丹津第顏齊、薩木坦，應飭交土謝圖汗敦丹多爾濟等嚴加緝拿。俟緝獲時，將鞥克、丹津第顏齊、薩木坦，亦按律處斬。臺吉那旺，箭射俄羅斯人，搶掠馬畜，情殊可惡。查得，康熙三十七年，四子部落臺吉空廓爾等搶劫駝馬，擬處絞決在案。臺吉那旺應照此例處絞立決。察罕第顏齊、完舒克牽馬并未行劫，應免死罪。完舒克令鞭一百，脫逃之察罕第顏齊，亦飭交敦丹多爾濟嚴加緝拿，俟緝獲后，鞭笞一百。該人等家產牲畜，應俱抄沒充公，妻子俱賞給伊等部落內效力人等為奴。”如表8所示。

表8 綽吉岱、沙克都爾等十六人判決情況

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

又據奏稱：“原扎薩克臺吉塔旺旗下之烏蘭、卓特巴，糾集達木巴爾等七人，于袞噶老地方，夜入俄羅斯牧廠盜馬，中途為扎薩克臺吉固嚕扎布旗下之薩都拿獲。”判決結果為：“將為首闌入俄羅斯牧廠盜馬之烏蘭、卓特巴，應按律處絞立決；從犯達木巴爾、丹津、完舒克、丹金、達什、巴爾、舒蘭嘎恩，倶應各鞭笞一百，將家產牲畜抄沒。并飭交車臣汗垂扎布查明后，將該人犯及妻子，賞給伊等部落效力之人為奴。其抄沒之各犯家產牲畜，扣除官買解送俄羅斯后留于公用者外，其余俱解恰克圖，交俄羅斯郎喀給與失主。”失主色穆勒認為牲畜應交付在恰克圖的俄國官員郎喀。遂又呈請：“我大臣會同該扎薩克等緝拿審理，照律治罪之情，應由部繕寫俄羅斯文書發送郎喀，除令將已查出解往之伊等被搶牲畜照數接收外，并令一俟抄沒之賊犯家產牲畜解到后亦予接收，并將接收之情報部。此等之情，另咨會俄羅斯薩納特衙門。”雍正皇帝同意如此辦理。

王明珂著《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

結語

雍正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有效統治離不開“恩威并施”——與籠絡上層人士（如給部落汗王、貝勒等大量賜茶、布匹、銀兩等）、扶持黃教（敕修大廟、尊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撫恤嚴重受災或被大規模搶掠之牧民等“柔性統治”并行不悖的，便是以法為器之“硬治理”。雍正五年，中俄兩國簽訂《恰克圖條約》，赴喀爾喀蒙古貿易的商人明顯增加。為讓商人遵守法律，以便維護清俄邊境貿易秩序，《恰克圖條約》第十一款規定：“商人均照指定大道行走，如有繞道或往別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中俄商人分別受該國官員懲處。雍正朝對恰克圖商人走私貿易處罰十分嚴厲，抄沒貨物入官。及至乾嘉時期，緝拿走私貿易改罰牲畜，成為庫倫地方財政的收入之一。

邊疆地區的司法審判與國家政治、民族經濟、地方社會秩序的變化密切相關。邊疆的不穩定，根本上就是秩序的失范。保證社會秩序的實現，要么基于暴力，要么立足法治；基于暴力的社會秩序是一種不具備價值追求的秩序，難以形成共存共融的內在凝聚力；唯有基于法治文化的社會秩序才能兼具工具理性和價值追求。康雍乾三朝與準噶爾在蒙古進行了多次戰爭和長期對抗，協助清廷辦運軍需的商人隨之增多。清朝為了因應新局勢，并保障赴蒙古商人的安全，修正康熙以來的《蒙古律例》，特別針對蒙古人搶劫案件增加了很多新的條例。尤應注意的是，康熙朝對蒙古人搶劫罰牲畜，雍正時則處以死罪，比康熙的法律更為嚴苛。另外，將罪犯家屬由解送鄰盟改為發遣內地，使蒙古人脫離草原。至于隆刑峻法未能徹底禁止此等劫掠之風，乃是因為：在部分游牧人群看來，掠奪與貿易都是獲得額外的生活資源的手段——并非自己生產、采獵，而是由他人處交換或強奪來獲得資源；由更深層的社會意義來說，掠奪與貿易，都是廣義“社會交換”的一部分；兩個或多個群體（或個人）透過不同性質的“交互作用”，作資源的輸送、轉移與互換，同時也在這一過程中強化個人與群體的社會位置與權力階序。不過，雍正皇帝透過嚴厲的法律條例對蒙古社會秩序予以重塑，這的確為清朝加強對蒙古諸部的控制提供了強力手段。

賴惠敏著《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

赴京俄商返程時攜帶的牛馬和邊境地帶俄國人的牲畜亦是喀爾喀人搶劫的對象，甚至在搶劫時射殺俄國人。清廷將此等案件視為影響中俄外交關系的重大問題，因而除將劫匪悉數嚴加治罪（要犯在恰克圖梟首示眾）、加倍賠償受害者外，還將審判結果、查明之受害事主不滿之處緣由等情況一并詳細咨行俄國官員。因此，從嚴從重處置蒙古搶劫犯的律例亦成為清廷力圖維系清俄友好關系，以便集中精力解決清準矛盾之利器。

附識：本文的撰寫得到賴惠敏先生的不吝賜教，在此特致深謝！

[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2期，作者：王惠敏，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

編輯：若水

歡迎大家關注本微信號！

獨立精神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官方微信平臺

Journal_of_T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