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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不過一周，蔣介石就已經在日記中寫下他對英國駐重慶大使和武官的深惡痛絕之情。

他指責他們貪婪無厭，心胸狹小，行事危害盟邦共同利益。1941年圣誕節前夕，他當著英國大使的面，“痛斥”英國對華的傳統政策。此時，他對英國人的反感可說已經接近爆炸點。

蔣介石列舉英國在華的卑劣行為之后，形容英國對待中國如陌路人，對其死活毫不關心。因此，他要求英國即刻改變其心態。事實上，1942年1月初，蔣介石對英國的抱怨，已經強烈到要打算“以牙還牙”去對付英國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中英同盟剛開始就已經接近死亡了。

從同盟關系一開始，中英關系惡化的原因大致有三：

（1）一連串偶發事件使中國相信，一個號稱為“盟友”的英國，和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與“搜刮者”的英國，兩者之間并無實質差別。（2）中英兩國在緬甸和東南亞防務上存在嚴重分歧。（3）中國堅信英國一直處心積慮，想要離間中美兩國間的友好關系。

1、“托爾賽”事件

1941年12月18日，緬甸仰光的英國官員沒收了一艘滿載美國援華物資的船只“托爾賽”號輪船。這次事件在英文著作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理，有的一筆帶過，有的一字不提。典型的例子是美國陸軍官方歷史學家在討論該事件時，宣稱蔣介石在1941年12月26日已經以友善態度解決了該事件。

這種心態讓他們忽略了這個事件對中國領袖們造成的嚴重心理打擊，和在政治上產生的長遠后果。

準確地說，“托爾賽”事件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一連串類似事件中的第一個案例。這些船只上所載運的貨品，都是中國長期以來最盼望得到的美援軍火。它們也是同盟關系建立以后，中國陸軍從美國方面收到的第一批實質性援助。因此無論在象征意義還是實質意義上，對中國都非常重要。

英國第一次沒收船只的行為發生在1941年12月18-19日之間，但是由于仰光和重慶間的通訊不通暢，因此中國政府直到12月25日才收到初步報告。這個時間差非常重要，因為在12月24日，當英國大使向中國解釋英國急需物資，并請求中國允許英國使用儲存在緬甸的美援物資時，蔣介石當即爽快答應了英方請求，并且慷慨表示，英國的戰爭就是中國的戰爭，不要有彼此之分。

蔣介石隨即指示何應欽盡快把物資轉移給英國人使用。在當時，英國大使應該已經得知“托爾賽”沒收的事件，但是蔣介石并不知情。然而不到48小時之后，蔣介石卻接到來自仰光的報告，原來英國早在征求中國同意之前數天，就已經自行侵占了該批物資。

不用說，蔣介石為自己的受騙而大為震怒。他嚴厲指責英國的行為有如強盜，為君子所不齒。他提出警告稱，假如英國不立即停止此類海盜行為，必將產生嚴重后果，甚至導致兩國斷絕邦交。與此同時，蔣介石又指令駐仰光的中國官員，著手準備向美國政府退還一切在緬甸庫藏的美國援華物資，然后關閉辦公處啟程回國。他還聲稱，中國今后將不再與英國從事任何軍事合作項目。

當另一艘船只又被扣留的消息傳到重慶時（1942年1月1日)，蔣介石更為憤怒，并立即致電羅斯福抗議。雖然羅斯福的回電(1月3日)坦承英國行為明顯違反美國政策，但并沒有承諾采取任何行動來改善情況。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英國的強盜行為和自私自利的做法，已經超過了德國和日本對中國所做出的最壞行為。更令他無法忍受的是，他們對有色人種的居高臨下態度。幾天以后，同樣嚴厲的言辭出現在他給宋子文的電文中。

在一份給英國大使的備忘錄中，蔣介石毫不留情地指斥英國的沒收行為是出于蓄謀，充分表現出無需尊重中國。蔣介石甚至形容此類行為只能出自敵國，而非友邦。

蔣介石提出的解決之道非常簡單：英國必須把所有扣留的物資退還給中國，并保證今后永不再犯；在此之后中國愿意依照蔣介石原先(24日)的承諾，撥出其中一部分供英國使用。但是即使這么做了，蔣介石還是發泄得意猶未盡，并再度召見英國大使(1月4日)，當面予以譴責。最后連蔣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從未如此嚴厲地訓斥過一位外國使節。

對于渴望得到軍火接濟的中國而言，英國的行為無疑是一大警訊。它的含義是，只要英國以緬甸防守需要作為借口，它就有權截留任何借道緬甸運往中國的美國軍火物資。這樣的行為讓中國不得不懷疑，英國到底是不是中國的盟友。當然，英國在緬甸的行為，被它在重慶的軍官弄得更糟糕。因為當英國扣留船只的消息傳到重慶時，英國東南亞戰區指揮官衛佛爾，恰巧在和中國軍官開會。不少與會人都聽到他大言不慚地說：“我但愿能夠多偷些唐人（中國佬Chinaman)的襪子。”這種言詞不啻是把鹽往中國的傷口上撒。

2、蔣介石何以憤怒?

不同于上述美國軍方的輕描淡寫的是，中國資料顯示，這些事件對于中國和蔣介石產生了兩個至關嚴重的后果：一是關系英國，一是關系美國。

就英國而言，蔣介石在同盟國成立還不到一個月時，就已經聲稱要和英國斷交，這的確是一件大不尋常的事。更嚴重的是，蔣介石已經把英國的行為與敵國歸為一類，把英國看成和日本是一丘之貉。

蔣介石的這種說法，如果當時被英美人士得知，或許會被認為是過于偏激。但從中國觀點來看，就比較容易了解。我們必須記得，中國已經花了極大的努力去維持它通往西方的道路，目的就是想要取得少量的外援以維持繼續抗戰。

日本作為一個敵國，當然一直在設法阻止這些物資（多半是美國制造的）通向中國，冀能徹底摧毀中國的抵抗意志。而中國在參加同盟國時，本來樂觀地指望供應國（美國）可以更慷慨支持中國。但想不到事與愿違，英國已經在實質上打擊到中國繼續抗戰的能力。英國經由控制仰光港，擅自沒收美國援華物資，等于完全扼殺了中國得到外援的命脈。無論英國使用的外交辭令如何蜿轉，這個殘酷的事實都無法改變。

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的言詞其實相當接近事實，因為英國當前對中國所造成的危害遠遠大過日本。

對美國人而言，英國的沒收行為也應該提醒他們，今后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同盟國之間的關系。縱使美國并沒有參與或是默許英國的這些行為，但它還是免不了被扯進爭端。夾在兩個盟友中間，美國縱有保持中立的愿望，但是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卻難免一再受到中國政府的質疑。

的確，羅斯福總統都曾明確肯定中國對于這些物資的所有權。然而，美國政府所使用的語言軟弱無力，語氣輕描淡寫。在事后既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去收回被截留的物資，也沒有向中國承諾提供新物資作為補償，或至少保證此類事故以后絕對不再發生。相反地，羅斯福只是勸中國政府息事寧人，寬容英國人繼續享用已經截收到手的物資。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對美國人來講已經是增添了許多額外麻煩，但在中國人心中則增加了疑懼，他們認為美國今后在處理同盟關系時，將不會保持公正和平衡。

“托爾賽”事件的長遠影響是它讓蔣介石得到了一個清楚的教訓，那就是從今以后應該如何與英國打交道。這些事故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什么蔣介石在以后和英國人就兩次緬甸戰爭進行交涉時，會采取那么強硬而刻板的立場。他和英國人不愉快的經驗，在不久后發生的第一次緬甸戰爭中又進一步證實他判斷的正確。

而在第二次緬甸戰爭漫長的談判過程中，他對英國人的不信任因而自然變成了主要障礙，讓他堅持英國必須先履行它所承諾有關投入海陸空軍兵力的一切細節之后，中國才肯把軍隊開入戰場。蔣介石的經驗也解釋了，為什么他堅持要美國承諾在第二次緬甸戰爭開戰時，援華物資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量（1萬噸)。他所恐懼的就擔任是英國東南亞戰區總司令的衛佛爾將軍有一個秘密計謀，等到戰爭一開始就出其不意地把大部分的援華物資奪為己用。“托爾賽”事件還讓蔣介石擔心，英國甚至可能會以緬甸戰爭為借口，把儲存在印度的龐大美國援華物資也據為己有。

最后，“托爾賽”事件給蔣介石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那就是英國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感。他堅信英國人從來就沒有把中國人當作平等人種看待，即使他們身在中國領土上時，也對中國人毫不尊重。

3、進入緬甸有多難？

抗戰開始后不久，經由越南和緬甸兩條通道運到中國的軍火，已經成為維持抗戰的最后外援來源。但是在1940年夏季，英法兩國先后屈服在日本壓力之下，關閉了這兩條交通管道，使得中國大受打擊。雖然英國在三個月后重新開啟了緬甸通道，但中國的憂慮并未解除，反而促使它加倍努力地去保證通道的通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在珍珠港事件前，曾經數度主動提出要和英國共同防衛緬甸，但都遭到拒絕。原因是英國信心十足，以為它和日本可以長期和平相處，無需中國人來惹是生非。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蔣介石自然更擔心會失去緬甸通道。1941年底，蔣介石親自向英國提出，中國愿意派遣兩個軍(6個師)的兵力入緬甸作戰，被英國斷然拒絕，并表示他最多只愿意考慮接受3個團的協防。12月27日宋子文會見羅斯福和丘吉爾時，又乘機表達了中國對新加坡防務的關切。然而丘吉爾依然堅持，新加坡的防務至少在今后6~8個月之內不會發生任何問題，毋庸中國操心。

面對盟邦這種冷漠反應，中國只好另尋出路，包括考慮另建一條新通道，或是由中國獨力承擔緬甸防務，而不指望得到英國合作。

根據中國政府內部研究，從中國通往印度最好的途徑是假道西藏，其優點是路程短，施工容易，并且遠離日軍威脅。但是西藏噶廈領導人在得知這個構想后立即表示反對。這個發展也隨即引起中國政府的懷疑，認為西藏的反對或許是出于英國人的挑撥所致。因為英國人一直在西藏進行大規模秘密活動，意圖維持他們的特殊地位。盡管如此，重慶政府因為不愿意在抵御外侮的戰爭中進行內斗，所以很快就放棄了此一構想。

盡管蔣介石本人對英國的不滿正在與日俱增，他還是采取了一個溫和立場，敦促英國至少向殖民地人民提出承諾，以將來的民族解放來換取當前的軍事合作，共同抵抗日本。早在1942年1月4日，蔣介石就已經告訴羅斯福和丘吉爾，亞洲的戰爭必須把民族感情和人民心理當成重要因素，因為殖民地地區的戰爭異于其他地區的戰爭。

根據他的分析，在歐洲戰爭中，軍事因素最為重要，因為各地區人民都把反法西斯的軍隊看成是他們的救星。在非洲戰爭中，軍事因素同樣最重要，因為非洲人口稀少而且民族解放意識尚未成熟。但是東南亞情形則大不相同。因為在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社會條件都將深深地影響到未來戰局的發展，尤其是在殖民地人民目睹他們往日的白人主子（英國、法國和荷蘭人），在戰爭一開始就被有色人種（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假如戰爭延續下去，這些因素會對當地人民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基于這些考慮，蔣介石敦勸羅斯福在戰爭情況允許下，盡量把大西洋公約的原則和精神推廣到世界各地，以便對日本的宣傳展開迎頭痛擊。

不出蔣介石所料，丘吉爾的豪言壯語并不能挽救新加坡和緬甸的危機。然而當蔣介石表示愿意接受英國的設限，只派遣三個陸軍團赴緬甸時，英國政府卻仍然拒絕接受。中國政府終于開始相信，英國根本就沒有意愿讓任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

中國的失望最后導致宋美齡在元月底忍不住向馬格魯德將軍（擔任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抱怨說：“萬一緬甸一朝失守，讓歷史記錄一定要明確顯示，中國曾主動提出協助，而英國拒絕接受。”

由于蔣介石深知中國無法舍棄緬甸的陸上通道，而緬甸的安全又與印度休戚相關，所以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這兩個英屬殖民地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困難。

因此，1942年1月底，當他初次接到情報指稱許多印度人公然表示同情日本時，立即呼吁印度領袖務必支持盟邦。當泰國倒向日本并向西方宣戰時，他更擔心盟邦將會被亞洲人拋棄。假如這個趨勢不能趕快加以抑止的話，西方國家在南亞和東南亞的地位將會受到嚴重挑戰。

4、蔣介石訪問印度的緣由

面對這種情況，蔣介石的對策是親自訪問印度，希望能夠推進英印共同抗日的合作關系，說服印度民族主義領袖不要堅持立即取得完全獨立的目標，暫以英國授予自治領的地位為交換條件，共同抵抗日本。

盡管英國無法公然拒絕蔣介石訪問印度，但對蔣介石的用心毫不領情。因此，當蔣介石表示要到甘地被軟禁的住處，親自登門拜訪以示尊敬時，他的要求立即遭到英方拒絕。丘吉爾不但明白反對蔣介石親赴甘地寓所的計劃，并且認為這樣做只會增加甘地的聲望。英國人認為蔣介石此時真正應該做的，是去說服印度領袖向英國輸誠效忠。其他一切問題均應免談。

蔣介石后來同意更換在另一個地點和甘地見面（2月18日)，隨后又在印度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并與許多英國官員和印度領袖交換意見。但是他對促進印度人民參加同盟國的努力毫無進展，他想說服英國人承諾在戰后給印度人獨立的努力，也同樣遭到失敗。

當然，英國政府希望蔣介石能夠贏得甘地和尼赫魯的同意，即刻接受英國指揮，共同合作抵抗日本，也不可能如愿以償。

蔣介石在戰時對印度的訪問，不但是中印外交史上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同時也能夠對蔣介石的世界觀提供若干啟示。假如有人認為蔣介石出訪印度的動機，無非是想借此機會自抬身價，塑造自己成為世界舞臺領袖形象的話，那絕對是一個誤判。

因為當時中國最擔心的是緬甸的安全，而印度和緬甸又休戚相關，因此必須穩定其內部情勢。更何況當時中國國內輿論普遍同情印度的反英運動，這種來自民間的情緒也對蔣介石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蔣介石的訪問印度之行，可說是當時中國官方和民間輿論，反英親印兩股潮流的匯合所致。

蔣介石在訪問印度途中還順道訪問了緬甸，而他訪印的失敗也加深了他對英國人統治緬甸無能的疑懼。在逗留緬甸途中，他親眼看到了當地政府的腐敗和士兵與民眾的喪失斗志。他沿途的所見所聞不但使他怵目驚心，而且使他相信，中國把軍隊送往這樣一個地區作戰必須慎重，因為失敗的幾率實在太大。

英國人直接向中國人表現出來的趾高氣揚、自私自大和種族優越感，他們對印度人民獨立要求的悍然拒絕，以及他們在緬甸所表現出的極端混亂、無能和喪失斗志的景象，都讓蔣介石感到無比寒心，并且相信英國是一個既無能力又無信義的盟友。

4、作為“和事佬”的美國

同盟國成立后幾周內的發展，加深了蔣介石的疑懼。他認為英國圖謀把中國摒除于盟國最高會議之外，其目的是要拉近（甚至獨占)它自己和美國的關系，并離間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不久之后，他告訴羅斯福總統特使居里（1942年7月)說，他向來相信英國人處心積慮地排擠中國，因為他們只想把中國當作等同英國的自治領來對待。

蔣介石的這些疑慮，最能夠解釋為什么他一再經過各種管道，去表明中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立場，那就是，中國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美國在同盟國中的領導地位，但絕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英美共同領導。換言之，中國可以接受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來主導同盟國的軍事行動，但絕不接受由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來共同處理，因為后者的存在和做法明顯歧視中國。

由于英美兩國之間的聯系不斷，丘吉爾與羅斯福又屢次進行秘密會商和簽訂秘密協議，但蔣介石此時仍然相信美國對中國的善意，所以他理所當然地相信，中國之所以被排擠的根本原因是英國人在搞陰謀詭計。不過，中國對英國的戒心也間接增加了中美關系的困難度，因為中國難免過于依賴美國，總希望后者能夠以持平態度處理盟邦間的關系。

結果是，美國人不但要分頭處理他們與英國及中國之間的雙邊關系，還要協調中英之間的關系。由于中英雙方的文武官員都無法和對方進行友善的交流，因此不得不把美國人夾在中間。盡管后者心中或許并不愿意，但是也只好扮演中英兩國之間的信差、中介和調人的角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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