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紀公司可能同時簽 100 個藝人，只要有一個紅了，剩下的 99 個就算‘陪葬’也不虧?！?/strong>

何炅在某綜藝節目中的這番言論，曾讓無數觀眾倒吸冷氣。

娛樂公司用頭部藝人的高收益，覆蓋新人的培養成本，而那些不紅的藝人只能“耗到解約、支付高額違約金”，公司又能因此大掙一筆。

在樂華娛樂旗下藝人王怡人“出道 6 年零工資”事件曝光后，何炅的這番話被網友稱為“精準預言”。

何炅揭開的不僅僅是娛樂公司的“遮羞布”，更是讓所有人看到了明星背后那雙“無形的操控之手”。

王怡人事件：零工資背后的行業潛規則

王怡人在組合出道六周年之際，通過粉絲付費平臺“泡泡”透露：自己從未獲得工資，甚至需要家人和粉絲接濟生活。

作為樂華公司進軍韓娛的EVERGLOW 組合的成員之一，王怡人多次被拍到穿著平價快時尚品牌走在街頭，和樂華華娛樂所謂“不差錢”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

在粉絲面前光鮮亮麗的偶像，背后竟然分文未進，被迫“為愛發電”，網友評論：“這不就是不要錢的牛馬嗎？”

面對粉絲和網友的質問，樂華娛樂的老板杜華在節目中回應：公司前期投入尚未回收，藝人需償還成本后才能參與分成。

這冰冷的語言背后，暗藏的是更為無情的雇傭關系。

據網友估算，EVERGLOW組合出道初期投入超千萬元，包括歌曲制作、MV 拍攝、海外推廣等。

而公司對新人的年均培養成本超過百萬元，若藝人未創造足夠收益，公司將持續進行所謂的“墊資”，直到藝人“不虧本”或者藝人主動“違約”為止。

既然如此，藝人不就成了公司的“長期打工人”？

娛樂公司真能用一個“頂流”，養活幾百號“小透明”嗎？

樂華模式：王一博撐起的 “帝國”

可能你沒聽說過樂華公司，但你一定聽說過王一博。

這位“頂流”養活的可不止“小透明”，他甚至能養活整個公司。

從綜藝節目的常駐嘉賓，到走向春晚的大舞臺；從現象級電視劇《陳情令》的爆火，到數字專輯《無感》超過1700萬的銷量。

王一博的“頂流”地位難以撼動。

而樂華娛樂對旗下藝人王一博，更是有著非常嚴重的依賴。

2024 年，公司營收 7.65 億元，王一博個人貢獻超60%，簡直就是“王一博概念股”。

更為夸張的是，《陳情令》播出后從 2020 年到 2022 年，僅僅他一人就為樂華帶來 10.83 億元收入，相當于每天進賬約 100 萬元。

樂華通過一種“全約綁定”的模式，將王一博這棵“搖錢樹”的商業價值最大化。

他的音樂、影視、綜藝、廣告等所有商業活動均由經紀公司獨家代理，未經公司同意不得私自接活。

公司有權決定他的造型、行程、言論，甚至禁止藝人戀愛、結婚等私人事務。

他的每一筆收入，公司至少抽取 30% 分成，部分項目甚至高達 50%。

不僅如此，如果有一天他需要解約，必須支付巨額賠償，金額通常是年收入的 5-10 倍。

這樣的“魔鬼條約”也適用于公司中許許多多的“十八線小明星”。

據網友調查，樂華旗下 90% 的藝人收入非常微薄。

NAME 女團成員曾在直播中坦言“不敢生病”，BOYHOOD 組合因資源不足多次“賣慘”求關注。

這種模式導致樂華的財務數據“冰火兩重天”：2024 年凈利潤 4432 萬元，據網友猜測：因為“十八線藝人們”相關業務產生的虧損，就超過8000 萬元。

有業內人士指出，樂華的成功靠的是“幸存者偏差”，多數公司想要模仿這樣的模式，卻在“造星賭博”中血本無歸。

從王怡人的“6年無工資”再到王一博的“樂華搖錢樹”。

這些規則的背后，其實是韓國娛樂工業的“舶來品”—— 練習生制度與收益分成規則。

韓國模式：中國娛樂圈的“影子”

例如韓國 SM、JYP 等公司的練習生需經歷 2-7 年封閉式訓練，期間無工資，公司提供食宿。

出道后，藝人需償還培訓費用，分成比例通常為公司 70%、藝人 30%。

若中途解約，違約金高達數億韓元。

Super Junior 成員韓庚曾透露，他在韓國當練習生時，每天練習 20 小時，骨折兩個月才發現。

不僅如此，韓國女團少女時代成員林允兒曾透露，她們的合約期長達 13 年，公司抽成 60%；BLACKPINK 成員 Jennie 因“行程密集”多次暈倒，卻被公司要求“帶傷工作”。

最近還有媒體爆出：韓國許多未成年女練習生，因為過度減肥和高強度練習，導致月經停止。

鹿晗、黃子韜、張藝興等歸國頂流，都曾經歷韓國公司的“剝削”。

鹿晗與 SM 公司解約時，因合同條款苛刻，一度面臨高額賠償；張藝興在韓國期間，收入被公司抽成 90%，回國后成立工作室才獲得更多自主權。

這種“高強度、低回報”，甚至“無視身體健康”的模式，正在中國娛樂圈蔓延。

樂華娛樂要求練習生承擔部分培訓費，出道后用收入抵扣；華誼兄弟、哇唧唧哇等公司則通過“保底工資 + 分成”吸引新人，但保底工資往往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看完這些案例我們能清晰地發現，韓國模式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中，并未改變其“資本至上”的本質。

絲芭傳媒旗下 SNH48 成員黃婷婷在 2022 年提出解約時，被法院判決支付 350 萬元違約金。

趙嘉敏因考上中央戲劇學院提出解約，公司以 “違約” 為由索賠 2000 萬元。

法院最終判決她賠償 35 萬元，但這場耗時 5 年的訴訟嚴重影響了她的學業與職業生涯。

諸如此類的“造星”代價不不勝枚舉。

結語

從一位位少男少女為了實現自己的舞臺夢，到出道多年最終“顆粒無收”。

在燈光和華服的裝飾下，我們終于看到：所謂“追夢”，可能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資本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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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娛樂產業，不該建立在“空手套白狼”的殘酷邏輯之上。

練習生制度、超長合約、高額違約金…… 這些從韓國舶來的“糟粕”，正在吞噬藝人的尊嚴與權益。

當資本將藝人視為“商品”，當流量成為唯一的評判標準，娛樂圈的“水”只會越來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