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2025年是“廣場協議”簽署40周年。作為美日貿易摩擦白熱化時，日本被迫向美國妥協的產物，這份協議的簽署被公認為日本經濟發展“急轉直下”的重要節點，也是導致日本在90年代末開啟了“失去的3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給世界各國都留下了足夠慘痛的歷史教訓。

如今，歷史似乎正在以驚人的相似性重演。美國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飾其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言行，大有復制“廣場協議”，吸血他國喂飽自身的意思。

其主張的所謂“對等關稅”，源于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操刀的“海湖莊園協議”。這份被特朗普政府視為經濟政策“圣經”的經濟方案，與當初的“廣場協議”幾乎如出一轍，同樣試圖通過關稅和匯率調整等手段，迫使其他國家作出有利于美國的經濟讓步。

隨著國際社會對第二次“廣場協議”山雨欲來的擔憂加劇，4月17日，日本央行前行長、青山學院大學客座教授白川方明在《日經亞洲》撰文指出，與當年的日本不同，如今作為美國主要施壓對象的中國，早已深知“廣場協議”或類似協議的“致命性”，絕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他在文中分析稱，“中國長期深入研究日本的經濟發展歷程，尤其是其從高速增長向穩定增長的轉型經驗。中國從中汲取的一個教訓是，簽署類似‘廣場協議’的文件，對穩健的經濟管理而言，將是一個致命錯誤。這一認知似乎已深深融入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

白川方明進一步強調，抵抗外部脅迫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更是國家主權的體現。更重要的是，與日本不同，中國在國家安全方面上并不依賴于美國，這使得美國更難以通過威逼手段迫使中國就范。

當地時間1987年4月27日，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一名銀行職員在公告板上展示新的匯率，此時美元跌至戰后最低水平。視覺中國

1984年，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美元升值問題纏身的美國，試圖對日本施加進口限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要求日本降低144種商品關稅、解決通信器材貿易失衡問題、擴大進口美國商品等。為了降低對美貿易順差，日本承諾擴大美國產品進口并推進金融自由化等。

為了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在美國政府的策劃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等五國的財政部長及央行官員，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了“廣場會議”。會議達成了關于協調各國貨幣政策、促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的協議。

然而，這份協議僅維持了不到兩年，由于聯合干預造成美元過度貶值，1987年2月，加上加拿大的六國又在法國匆忙簽署《盧浮宮協議》，以阻止當時的美元幣值下滑，穩定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市場。

白川方明認為，美國經濟自80年代末開始復蘇，但這與“廣場協議”并無關聯，而是益于美國創新型IT企業的崛起，服務貿易順差正是美國經濟實力和活力的象征。

“對美國來說，‘廣場協議’最終變得毫無意義，而且美國也沒有為此付出任何代價，”白川話鋒一轉，“但對日本而言，代價是慘痛的。”

他分析稱，“廣場協議”簽訂后，為了兌現提振內需、減少貿易順差的承諾，東京實施了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國內經濟泡沫急劇擴大，最終由于房地產泡沫的崩潰，造成了日本長達幾十年的長期經濟停滯。

白川寫道，“回過頭來看，‘廣場協議’是日本經濟的一大絆腳石。”

細究日本當時接受這份不公平協議的原因，白川認為，其一是日本政府當時對經濟規律的理解存在偏差，貿易失衡不僅僅是表面上的進出口不平衡，本質上與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I-S）的結構性趨勢相關——日本存在正缺口（儲蓄大于投資），美國存在負缺口。

其二，也是白川認為更為關鍵的一點，日本在國家安全上依賴美國，根本無法直接拒絕美國的要求。這同樣是如今的中國不可能重蹈覆轍的重要原因。

回到今天美國挑起的這場全球關稅戰，白川指出，美國似乎仍然無意解決I - S缺口這一本質問題，執著于通過制造業回流來減少商品貿易逆差，但實際上這并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因為他認為，恰恰在非制造業領域方面，美國最具競爭力，而制造業產出的增加必然意味著非制造業產出的減少。

如何改變當前局面？第一種可能是理性勸說特朗普。白川坦言，這一可能希望渺茫。更令他失望的是，美國商界領袖鮮有公開反對其政策的聲音，就連學者發表觀點時也變得愈發謹慎。

第二種可能，則是寄希望于市場負面反應倒逼特朗普改變政策。白川認為，從現實角度看，這或許是改變其政策的唯一途徑，而且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確實迫使特朗普暫緩了對等關稅90天。

盡管“去全球化”的討論近來甚囂塵上，但白川強調，有一個事實毋庸置疑：各國相互依存的格局將持續下去。他表示，無論當前局勢多么艱難，人們都必須竭力避免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災難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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