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玉（原武漢大學校長）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國家教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直屬院校工作會議，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層以上的干部傳達了會議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處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單位新學期的工作計劃，重點是轉變教育觀念，制定加大教學改革力度的措施。

與此同時，我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先后到法學院、經濟學院、圖書情報學院、管理學院、中文系、化學系進行調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還在物理系召開教師座談會。

我的打算是，在調研的基礎上，利用寒假的時間，制訂《武漢大學第二個十年教育改革綱要》，以便從寒假以后的新學期開始，掀起武漢大學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是日上午，國家教委駐漢工作組組長張文松通知我到東湖賓館談話，宣布免除我的黨委副書記、校長的職務。當天晚上，工作組在東湖賓館召開武漢大學校級干部會議，宣讀了國家教委免除我職務的傳真文件。

時值春節前夕，消息傳出，全校嘩然，業內震驚。校內外為我請愿的信函紛紛寄到北京，質問這是為什么？雖然這些于事無補，但是為我鳴不平的深情，卻使我得到了極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對我所說：“道玉同志，你被免職是因為你的觀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們’不能容你。”

我心想，是呀，我32歲任副教務長，39歲任黨委副書記，45歲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48歲任大學校長，54歲被免職。所以，有人說，我是個超前的人，不僅教育觀念超前，而且任職和離退也都超前了。

過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過相同的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要辭去教育部的任職和拒絕出任武漢市的市長？要不然，你現在也能當上一個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質生活條件要比你現在強多了。”在某些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有些人為了往上爬，削尖腦袋投機鉆營，到處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買官。

其實，這也沒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盡管人性中有一種迷戀權勢的傾向，但我卻重義輕利，重術輕權。我國自古就流傳著：“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這一點，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擺布，想說自己想說的話，不愿鸚鵡學舌。

在一些高官看來，他們是主，群眾是民，他們可以搞特權、耍威風，但是他們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種意義上的臣仆，我討厭這種依附性的主仆關系。古時文人中有一句俗話：“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賞這句話，所以就不愿做官。

當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為要職的安排，對于我來說，這是一種放棄，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東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實，在我的一生中，還有過很多的放棄，如放棄了在前蘇聯學習研究的優越條件，放棄了獲得副博士學位的機會……

對此，有人就說：“劉道玉太傻，不該去響應什么‘反修’的號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門作研究’，他肯定會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副博士學位，憑著他的聰明才智和勤奮精神，或許也評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會名利雙收。”

但是，我認為人生是一個大舞臺，我們每個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個角色，有的是自己選擇的，也有的是陰差陽錯促成的。我認為，在人生的舞臺上，不管你擔任何種角色，只要你盡心盡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問心無愧。因此，我對自己的人生選擇，無論是追求也好或是放棄也好，我都無怨無悔。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對馬克思作了這樣的評價：“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我很欣賞這一句話，也很敬仰這位學識淵博的學術大師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觀點，在教育實踐中也一貫倡導博愛精神。因此，對于我來說，不存在“有過許多敵人”，更不可能“有一個私敵”。

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體力行地實踐教育改革，在改革中兩種觀念上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著極“左”路線不放的少數幾個人，對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順眼，把我當作“敵人”，總是欲除之而后快。

我突然被免職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擊，就是他們這一思想的表現，是對我的報復。其中的一個人，在他整我的目的達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對人說：“我把劉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軟，要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還是這個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指使一個青年教師進京告我的狀，并說如果沒有路費，可以到他那里去報銷。

本來，這個教師是我的學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學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還沒有提升為講師，他感到受壓。于是，他寫信給我，希望調回母校，報效母校。我覺得那所學校的做法太過分了，出于保護學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無對口工作）一起調入了武大。

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決了他的講師職稱，我還親自為他的一本書寫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滿足，緊接著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這樣，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個搞“左”傾的人，充當了反劉的急先鋒。

但是，這個教師恩將仇報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齒。他無法在學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調走，再次改換門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責還是別的什么原因，他在離校前居然來向我告別，并征求我對他的意見。

我接待了他，心平氣和地對他說：“中國知識分子十分重視道德文章，我認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養。盡管你做出了對不起我的事，但是作為你的老師，我還是不忘傳道之責，至于聽不聽由你。怎樣做一個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贈送給你三句話：不以勝敗論英雄，不以好惡判是非，不以得失分親疏。”

接著我解釋說，這三句話是我的信條，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總是要爭取勝利而避免失敗，但是對勝利與失敗也必須作具體的分析，那種靠整人起家，踏著別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勝利，是“勝”而可恥；而那些因為說了真話而受到打擊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敗，雖敗猶榮。

是非是有客觀標準的，并接受實踐的檢驗，是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的。親與疏也應當建立在正確的價值觀念之上，不能因為得到了某人的好處就親近他，或者反過來就憎恨他，如果這樣，那豈不是把人降為普通動物一樣了嗎？

類似的情況，在我的經歷中還有很多很多，真是不勝枚舉。有的人，受到我的培養而成才，但他卻忘恩負義；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棄我；還有的人，因犯錯誤受到我的保護而擺脫困境，但他卻又寫書惡毒地誹謗我。

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勢時，他緊跟你，但是一旦氣候變幻，他們馬上變臉，或揭發批判，或劃清界線，對此，一些好心的人問我：“你對那些無情無義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過？”人本來就是形形色色的，從個人總結識別人的教訓來看是應當的，但后悔卻是不必要的。

我的信條是：寧可人負我，而我決不負于人。我還認為，愛是奉獻，是以不求回報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愛心當作了商品，這是對偉大愛的褻瀆。因此，我對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覺自愿的，是無怨無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學生田安邀請我到通山縣九宮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在那里寫書，于是我同意了。說實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長、校長和高教司司長的15年間，沒有過一個寒暑假，沒有游覽過名山大川，甚至連校工會組織教職工分批到廬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職以后，我真正品嘗到蘇東坡被貶謫黃州時所發出的“無官一身輕”感嘆的滋味！

一天，我攜帶一箱圖書和文獻資料只身上山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勝地過暑假，一切費用完全自理。那時，旅游條件比較差，道路還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車顛簸得很厲害，沿著崎嶇的山路，到午后1 時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宮山的天池，在一個縣鄉鎮企業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來。

8月5日，學校派車把高偉送到九宮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現使我驚愕不已。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我問：“你怎么來了，出了什么事？”

她說：“幾天前，學校黨辦打電話找你，說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訴他們你出差去了，沒有寫信回來，現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對他們說，劉道玉已經免職了，還找他干什么，沒有什么好談的。可是，昨天他們又來電話說是李鐵映要找你談話，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們商量一下，看去還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長已6個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沒有任何領導人給我做工作，為什么現在要找我去談話呢？我們分析意圖有二：

一是對我免職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內外的強烈的反響，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他們請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鐵映出來約我談話，目的可能是安撫，變被動為主動。

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為我被免職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風聲。我們認為，我被免職與李鐵映同志無關，因此無論從組織原則抑或從禮貌上說，我還是應當去。于是，我和高偉乘火車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負責人安排我與教育部的主要負責人見面，當我得知其中有實際上的一把手參加時，我提出不愿與他見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參加，因為免我的職就是他一手包辦的，而且是借機發泄對我進行改革的不滿。

關系弄得很僵，一個想參加，另一方不要他參加，相持不下。怎么辦呢？最后，朱開軒副主任多次給我打電話，說明那位負責人是誠懇的，是專程從北戴河趕回來見我的，希望我消除誤會，有話當面說清就是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再堅持，還算是顧全大局的了。

談話的場面十分尷尬，似乎誰也不想首先發言。沉靜片刻之后，還是那位一把手先開了口，他說：“道玉同志，我們之間有太多的誤會。其實，我們對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對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我插話說：“不是什么誤會，而是你對武大的改革成見太深，你不是說：‘學分制在美國失敗了，蘇聯不搞學分制也出了優秀的人才嘛！’這怎么能說你對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對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職務呢？校長可以不當，是非必須澄清。

還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關于高等教育宏觀管理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可是，會后你派人搜集我發言的錄音帶，其用意何在？這是極不光明正大的，這篇發言在《高等教育學報》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發表了，還用得著你去搜集嗎？這是違法行為，粗暴地踐踏了學術研究政策。”

那位負責人辯解說：“我不是對著你的。聽說武大有個教授在會上發言時很激動，寧肯被開除黨籍也要批評國家教委。我以為這一個教授是對我有意見，因此想找到錄音帶聽聽，以便檢查自己的工作。”

“不，絕對是沖著我來的，后來的一系列的事實均說明了這一點。我認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但決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打擊報復持不同意見者。”

談話當然沒有結果，最后不歡而散。下午，人事司負責人陪同我們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國教師休假活動中心。

按照約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鐵映同志的會見。那是一棟兩層樓的別墅，隱藏在參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綠茵茵的草地和盛開的鮮花。教委人事司的負責人陪同我，穿過了戒備森嚴的層層守衛，最后來到了接待大廳。談話是在我與李鐵映同志之間進行的，他的秘書和人事司的負責人均沒有參加。

我們是第一次見面，彼此寒暄了幾句。他首先打開話題說：“這一次請你來是個人間談談心，主要是想聽聽你對教育形勢的看法，特別是希望你談談教育改革的建議，對國家教委工作的意見。同時，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問題交換一下看法。”

既然已經出了題目，我就本著實話實說的態度講了以下的意見：

首先，我介紹了武漢大學8年以來的教學改革的情況。

總的說來，我們思想解放，改革步子邁得比較大，緊緊圍繞著教學制度改革這個重點，創建了6種新的教學與管理制度，使教學質量大大的提高了，學生的素質全面提高了，畢業生深受社會特別是沿海開放城市的歡迎。

此外，還進行了科學研究體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學校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學術著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收。因而，武漢大學被譽為“高教戰線上的深圳”。

其次，對全國教育改革形勢也談了我的看法。我認為，全國教育改革的步伐嚴重滯后于經濟改革，1985年通過的《教育體制改革決定》基本上沒有落實，教育經費不僅沒有增加，而且絕對值的比例下降了。

教學領域的改革根本沒有列入國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舊的教育觀念、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在我們學校教育中占著統治的地位。

不客氣地說，教育戰線在全國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國家教委保守，主要負責人不放權、不改革、不深入基層。

這種情況正如維新變法先驅者梁啟超所說：“變法不變本源，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國的教育改革形勢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則是令人憂慮的。

再次，關于武大的所謂領導班子調整問題。我認為，這次班子調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組在長達21天中，不僅沒有進行廣泛的民主測驗，而且只找了6個教授個別談話，置全校95%以上師生員工的意見于不顧。

所謂正常換屆，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的任命本無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換屆的話，那也沒有到期，而且與我同時任職的一位61歲的女副校長仍保留職位，卻要免去一個勵志改革、年方54歲的校長職務。對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長我可以不當，但我要求說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關于工作安排問題。我說，既然已經免職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時，我國的干部仍然是終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這種情況，遲早是要廢除的。

我既然勵志改革，那么也就決心從我做起，我愿意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再說，干領導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樣，也有吃膩的時候。我現在膩厭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嘗試另一類的生活。

“關于武漢大學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業心強，工作作風踏實，密切聯系群眾，這些都是必須肯定的。至于武漢大學領導班子的調整，我完全不知道情況，因此我說不清當中有什么問題。李鐵映同志耐心地聽完了我的介紹，中間基本上沒有打斷我的講話。待我講完以后，他針對我的講話，一一作了表態。他說：

不過，既然已經調了就要面對現實，承認現實。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績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將來自有公論，現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覺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繼續在改革中發揮作用，工作實踐將說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選擇，來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國外大使館當參贊也可以。不過，我希望你到北京來，最近準備成立一個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領導小組，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工作，建議你來抓這項工作。怎么樣？如果你現在定不下來，回去考慮后再作決定也可以。”

時針已指向12點了，談話進行了3個小時，似乎應該結束了。于是，我說：“鐵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謝你撥冗接見。至于你談到的工作安排建議，我還需要認真考慮再作答復。”

“好吧！今天就談到這里，以后有事再聯系。”

實際上，這些都是客套話。我所說的“認真考慮”，只不過是禮貌性地、婉轉地回絕了他的建議；他說的“再聯系”，也是客套話，以后我們彼此再也沒有聯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