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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變不久，蔣介石就決定邀請美國選送一名高階級軍官，到中國戰區統帥部內，以聯軍參謀長身份，協調各同盟國派駐在中國戰區的軍隊。眾所周知，史迪威將軍最后獲得此項任命。但是事實上，美國軍部最初考慮的人選并非史迪威，而是莊穆（General Drum）。

1、莊穆犀利的報告

莊穆將軍之入選美國（陸）軍部部長史汀生最初屬意莊穆將軍的理由，是因為他是當時美軍最有作戰經驗而又表現杰出的軍官。莊穆軍人生涯中一個顯著特色是，他并不具備中國或亞洲背景。他的入圍間接證明了，軍部最早物色人選時，也只重視候選人的專業條件，而不拘泥他是否具備中國背景。

史汀生部長打算賦予莊穆將軍的職責也相當單純。它們包括：協助美國軍部與中國戰區之間的溝通，代表美國參加在中國舉行的盟邦會議，并在戰區統帥蔣介石的指揮之下，協調在中國戰區組建盟邦軍隊。

莊穆將軍獲知他的可能任務之后(1942年1月2日)，即刻把全部精力投入對新職的了解上。他多日努力后的成果是向史汀生部長呈交了一份長達9頁的報告。

這個報告的重點有二：

（1）中國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2）中國戰區需要多少美國援助才能有效地扮演這個角色？這兩個焦點可謂非常貼切。

莊穆認為，中國的繼續抗日是同盟國贏得戰爭的必要先決條件，而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也必須包括足夠的物資和行動，來維持中國的武裝力量。這些努力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中國的陸軍和空軍，以便對日本進行猛烈攻擊。

但是莊穆報告也毫不掩飾地批評了美軍當前對華態度的松軟無力。他的調查結果使他相信，美國現行的目標既模糊不清又搖擺不定。部分目標似乎沒有經過慎重考慮，也不能保證其是否能夠實現。

假如說莊穆的這些評語已經像一盆冷水潑在史汀生和馬歇爾頭上的話（因為他們正是軍部對華政策的制定人和執行者)，那么莊穆接下來所說的話就更令他們難堪了。因為他認為，美國應該先理清自己的思路，擬訂出一些具體方案，爭取獲得英國和中國的合作，并且訂出明確的進度表來逐步推行這些方案。否則美國根本就不應該虛耗精力，派送一個代表團去中國。

莊穆對軍部作為的具體批評更是淋漓盡致，毫不留情。

首先，他指出同盟國建立“中國戰區”毫無實質意義，只不過新瓶裝舊酒，旨在羈縻蔣介石而已。除非中國戰區能夠拿出真正的武力作戰，否則該戰區對贏得戰爭并無幫助。他同時表示，除非他本人能夠獲得充分授權，否則他到中國去也無法產生實際效果。

因此莊穆建議大幅增加中國戰區和西南太平洋戰區及印度的合作，并向蔣介石提出保證，美國將會把美國軍隊及基地放在印度，盡一切努力向中國提供武器及空軍支持。

其次，莊穆認為，在馬格魯德代表團之外，再派遣一個新的(或是擴大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前往中國，并不能產生任何實質效應。他坦白指出，此時此地，唯有實際行動才能收到決定性效果。

如果美國無法告知中國，它到底有什么具體計劃要實現的話，就不應該去變動現狀。用他的話說：“不管現在或是將來，假如中國人懷疑我的派赴中國根本缺乏實質意義，那對美國將是一個重大損失。”

第三，他認為美國軍部所提各種指望中國軍隊參加對日本決戰的方案都毫無意義。他特別指出，中國軍隊抵抗日本的先決條件，是美國承諾會向中國提供先進武器和空軍支持，同時盟邦也必須盡力保障緬甸通路的安全。

莊穆這些看法讓他作出以下的嚴峻結論：

“我堅決相信，如果在以上所討論的各項步驟尚未被采納前，美國政府就貿然派遣我去中國，這不但不能達到任何效果，反而會造成傷害。中國人會把它看成是虛應故事的善意姿態。因此，我去中國的派遣令應該暫時擱置，先把我們的計劃研究成熟，并取得各方同意，然后再議。”

這些話對軍部領袖無異于一記悶棍。

2、莊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終止

莊穆的觀點給國防部長馬歇爾和陸軍部長史汀生兩人帶來了極大頭痛。

對馬歇爾而言，莊穆的觀點和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相左，馬歇爾在1月8~9日的會談中明確表示，他打算派送一個高規格的軍事代表團赴華，并想讓一個美國軍官去指揮所有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

但他不準備讓美國作出任何明確承諾，將向中國戰區派送大量物資或人員，當然更不會為了中國而去保衛緬甸路。對莊穆建議美國應該先爭取和英國及中國簽訂正式協議一事，馬歇爾更是表現得極不耐煩。他一心只想先派遣一些美國軍官到中國去，隨后無論發生何種情況，都由這些美國軍官去隨機應變，既無需事先規劃，更不要先自綁手腳。

一旦馬歇爾發覺他和莊穆之間的會談不會得到任何結果時，他很快失去應有禮貌，隨即硬邦邦地拿出殺手锏說，軍人應該永遠服從國家的命令，國家叫他們去哪里，他們就必須去那里。當莊穆對這種說法表示保留時，馬歇爾立刻宣布他反對莊穆的任命。史汀生跟著同意馬歇爾的判斷，認為莊穆缺乏一個忠誠軍官應有的品質，那就是無條件地接受國家對他的命令。

就這樣，莊穆拒絕接受軍部當時的主流思想，軍部領袖也因此立即中斷了他的提名程序。但是莊穆提名過程有它深刻的歷史意義。雖然它是一個不了了之的提名過程，但是它把當時美國軍部的思路和措施生動地描繪出來。特別是莊穆的報告和晉見馬歇爾對話的記錄，更能幫助我們摸出許多后來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脈絡。

3、美國人的“文字游戲”

就在軍部著手物色新人選的同時，它也開始擴大了中國原本對這個軍官職務的界定。當馬歇爾咨詢史迪威對這個職務成功率的把握時，史迪威的答復是，只要他能得到指揮權，他就有把握把工作做好。軍部次長麥克洛即刻致函給宋子文（1月16日)轉達軍部新的立場，認為在緬甸戰場，由于中英美三國軍隊將共同在一起作戰，因此最理想的安排是由一位美國軍官同時指揮這三個國家的軍隊。宋子文為了慎重起見，在1月18日特別把信件譯本和原文全文轉呈給蔣介石，讓后者可以完全了解美國的意圖。

次日，宋子文又把史汀生部長本人寫的一件備忘錄轉呈給蔣介石。依照史汀生的說法，美國軍官的權力應該是在蔣介石的授權下，指揮所有托付給他的中美兩國軍隊。針對史汀生的備忘錄，宋子文自己也致信蔣介石作出解釋，他說把指揮權交給美國軍官，純粹是為了避免中英兩國在緬甸戰爭中產生摩擦，同時也是為了防止英國要求直接指揮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此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授給美國軍官一事只適用于緬甸，而不適用于其他國家，如越南或泰國。

蔣介石對美國這個節外生枝的要求的立即反應是異常不快。不過他不愿意在同盟締結之初就正面提出反對，更何況他也急于參加緬甸保衛戰。他的對策是隱忍不發，只針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不愉快防范于未然。因此聲明，這位美國軍官在行使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的職務時，可以有權“聯系”緬甸的中英美各國軍隊，但他必須是隸屬中國戰區指揮系統的一分子。

換言之，蔣介石采用“聯系”一詞，來沖淡“指揮”的意思。他同時還說明，這個美國軍官之所以能夠獲得這項權力，完全是因為他是中國戰區的聯軍參謀長，因此當然必須服從蔣介石的命令。

蔣介石采取的立場并不難理解。美國政府的信件并沒有指明中國軍隊需要美國指揮官來領導，也沒有聲稱美國軍官一定會比中國軍官更善于指揮中國軍隊。相反地，美國政府只是用了一個巧妙的借口來處理一個敏感的問題。

美國的說法是：鑒于大批的中英美軍隊可能會在緬甸這么一個狹小戰區內作戰，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系統。但是鑒于中英兩國之間互相憎恨，它們任何一方都無法接受對方軍官作為它們部隊的指揮官。因此折中辦法就是讓美國軍官擔任指揮官。

中國當時的假設是，緬甸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戰場，由三個盟邦通力合作，各自貢獻數量大致相當的兵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把軍隊交由美國軍官指揮以增強合作，也顯得合情合理。中國人也許還作了更進一步假設，那就是，如果美國政府不打算派送相當數量的美國兵力到緬甸戰場的話，他們也絕對不敢如此大模大樣地要求指揮中國軍隊。

盡管如此，蔣介石依然采取了更周密的防范措施，以避免發生意外。比如說，他明確表示，這個美國指揮官的指揮權必須處于他聯軍參謀長的位置之下，而聯軍參謀長又必須處于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下，而統帥又正是蔣介石本人。有了這些層層布置，蔣介石大致以為不會出任何差錯。

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軍事常規下，蔣介石盡管可能讓別人在名義上有權，但事實上他一直擁有關于重大事務的最后決定權。蔣介石沒有料想到，緬甸根本沒有出現三國合作的局面，美國人完全沒有出兵的意愿，而英國人不僅拒絕把指揮權交給美國人，甚至還想和美國人爭取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簡而言之，在指揮權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領袖的思路可謂背道而馳。美國領袖充滿信心地以為中國軍隊急需美國人的軍事領導，也會歡迎美國人領導，因為美國軍官絕對比中國軍官更具專業水平和領導才能。

在挑選史迪威的過程中，指揮權問題剛提出還不到三天，美國軍方又陸續擴大派華將領的職權。首先，史汀生通知宋子文（1月19日)，美國政府準備同時任命史迪威為美國陸軍自己的駐華代表，并行使以下的權力：

（1）主導與美國對華租借法案有關的一切事務。（2）指揮所有駐華美軍，并且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指揮中國托付的軍隊。假如這些軍隊赴緬甸作戰的話，則它們的作戰計劃需要英國東南亞戰區司令衛佛爾批準，但它們的戰斗行動仍只受美國軍官指揮。（3）代表美國參加所有在中國境內舉行的國際軍事會議。（4）維持并管理經由緬甸到云南路線運送到中國或已經在中國境內的租借法案物資。

很顯然地，史汀生的新安排大有問題。蔣介石當初邀請的只是一位作為“他個人”聯軍參謀長的美國軍官。現在美國人卻要這個軍官同時兼作“美國軍隊的”駐華代表，并給予許多新權力和責任。這樣做的結果是這位美國軍官在中國戰區的職責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內在沖突。聯軍參謀長是由蔣介石任命，并需絕對服從他個人的命令，任務是去協調中國戰區內盟邦之間的合作，而接受美國政府指派代表的使命則是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史汀生這種安排明顯違反了常理，有思路錯亂的問題，難怪蔣介石感到緊張，并立即要求澄清。

蔣介石在1942年1月22日致宋子文電文中，首先對美國提名史迪威擔任聯軍參謀長一事表示歡迎，但馬上表達看法：這個美國“代表”必須接受聯軍參謀長的指揮，而聯軍參謀長又必須接受中國戰區聯軍最高統帥的指揮。蔣介石表示，只要雙方都遵守這個基本原則，則其他事務就容易處理了。

史汀生在給宋子文的回信，其實還是玩了一個文字游戲，那就是以輕描淡寫的筆觸，讓他自己從原先所持的立場開始抽身退縮。1月15日軍部次長麥克洛請宋子文轉呈蔣介石的備忘錄中，還提到未來緬甸戰爭中會有中英美三國軍隊參加，而現在史汀生只談到“結合中美的共同努力”，和“協調在緬甸的英軍”。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國人只同意，承認這位美國軍官為中國戰區與他們西南太平祥戰區之間的主要“協調人”（聯絡官）。

既然美國政府原來談的“美國軍隊”，現在已經改頭換面地變成“美國的努力”，而原來以為這位美國軍官和英國軍隊的關系是一個上級指揮部隊的領導關系，也變形成為“聯絡”的關系，結果則是原來美國政府向中國推銷的安排中，三分之二的實質內容都在不聲不響中消失不見了。以當時中國領袖們對美國人的信任程度而言，他們如果沒有看出這些字里行間的玄機，并不奇怪。

同一天(1月23日)，宋子文致函史汀生表示同意其來信內容，并稱：“謹代表我的政府向閣下表示，您信件中所作的建議與委員長的意見完全相符。我相信有關派遣美國司令官和他的助手們赴華的具體計劃，可以開始進行。我認為這位美國軍官作為委員長聯軍參謀長…但毫無疑問當然應該接受委員長的指揮。”

在此信中，宋子文加倍小心地再三重復一個重點，那就是史迪威必須接受蔣介石的指揮。

一旦把這一個重點反復說清楚之后，宋子文也告知史汀生，關于如何安排緬甸戰區的英軍指揮權一事，中方認為應該由英美雙方去直接解決，這和美國人在該地指揮中國軍隊是兩件不同的事。同一天，宋子文也向蔣介石保證，這個美國軍官既統率中國戰區的全部美軍，也是中國戰區所有聯軍的參謀長，并須服從最高統帥。

美國軍部對蔣介石1942年1月21日信件的正式復文，是由軍部次長麥克洛于1942年1月23日交送宋子文。此信內容和史汀生同一天給宋子文的信相同。

經過這一道官方手續，麥克洛再度確認了史汀生說過的話，即這位美國將領大部分時間不應該用在操心緬甸事務，而是應該留在重慶和蔣介石密切合作。但是，史迪威抵達中國以后，實際情況的演變將完全偏離此項承諾。

4、美國人為何要這樣做？

在中美雙方就聯軍參謀長職權磋商的過程中，兩國之間來往信件中所表達的重點大相徑庭。中方再三強調這位美國軍官必須接受委員長的命令，美方則對此項堅持從不正面予以辯駁，但也避免用完全相同的字眼去重述中方的意見。

這個差別應該如何解釋？

一個合理的說法是，美國人當時完全同意中方在這一問題上所表述的立場，因此認為無需多費筆墨去逐字逐句地重復，于是轉而把注意力放在他們對該職務新加上去的職權上。在這個意義上，中美雙方此時的觀點可以說是一致。

換句話說，不管哪一方當時都沒有能力預見幾個月后引爆出來的大麻煩。但是等到大麻煩一旦爆發之后，美國軍方立即對雙方來往信件的文字進行細致過濾，以期能找到新證據去支持他們的論點，甚至指責宋子文涉嫌對蔣介石故意隱瞞他自己對軍部所作過的承諾，不過此一指控并無事實根據。

另外一個解釋是，美國軍部參謀人員粗心大意，根本沒有注意到中方一再強調的，戰區最高統帥和他的聯軍參謀長之間應有的關系。而軍部領袖又把全部精力放在他們在原有的職務基礎上另外附加上去的許多新職權，以致也沒有把相關問題考慮透徹。

我們應該還記得，蔣介石曾經告訴馬格魯德說，他希望和美國締結一個正式的協定，把有關盟邦間的關系考慮清楚后以文字界定。但是美國政府對這個建議毫無興趣，置之不理。依此類推，美國軍部可能又是以同樣漫不經心的態度，不愿意花費精神去規定盟邦間軍事合作的細節。

在這方面，美國財政部和軍部在處理對華事務上，明顯有不同作風。總的來說，當雙方關系牽涉到美國政府的金錢資源時，財政部堅持必須把最嚴謹的條文寫入正式協定，并由雙方簽字始能生效。但當牽涉到中國的軍隊時，軍部就只愿意達成最模糊的諒解，而且堅決反對把它們形成文字。

第三個可能的解釋，就是美國領袖自始就沒有把中國的要求當一回事，只是希望暫時蒙混過去，以期盡快把一個美國高級軍官安置到中國戰區的指揮系統里，讓他伺機擴張美國的影響力。

如果這種情形屬實的話，那么美國就不愿意過早透露它對蔣介石邀請的不同意見，以免打草驚蛇，進而阻擋美國想在中國戰區擴展影響力的機會。反之，如果美國暫時對蔣介石的立場保持緘默，就可以使情況繼續向前推進，使同盟關系得以馬上建立，以后再爭取機會取消或改變與蔣介石約定的安排。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拒絕簽訂任何協議就是一個老謀深算的行為，以免將來綁住了自己的手腳。

當然還有最后一個解釋，那就是美國軍方領袖們對自己信心十足，認為能夠隨意操控中國政府，以致他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粗枝大葉式的安排會產生紕漏。盡管中國人已經再三說明了他們的立場，但是美國軍方就是聽而不聞。相反地，他們認定中國人會毫無怨言地順應他們的指示行事。

以上提出的解釋中究竟哪一個最接近史實，或許要等到研究者能對美國檔案作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獲得確切答案。

不容置疑的卻是，如果美國政府想要避免可能發生的職位重疊或權力沖突的話，它最簡便的處理方式就是同時任命兩位高級軍官：一位是響應蔣介石的邀請擔任他的聯軍參謀長，另一位是擔任美國自己派駐中國戰區的常任軍事代表。設若美國當時采取此項措施，那么這兩位軍官之間的權責就會非常分明。

這種做法對美國而言，唯一的代價是要多選派一位將官級軍官而已。當然，假如美國政府果真選擇這種安排的話，它完全有權選擇自己最屬意的軍官作為代表，無論該員是不是“中國通”，它都可以不必顧慮蔣介石的意見。

不幸的是，軍部從來沒有考慮這個方案。而它采取的卻是一個最不合理而又最可能出差錯的方案。更進一步說，如果軍部真正只想派送一位“美國代表”赴華的話，它大可以婉拒蔣介石對聯軍參謀長的邀請。令人不解的是，盡管蔣介石屢次聲明聯軍參謀長必須接受他的命令，而軍部居然沒有能力預見到以后會發生的麻煩。歸根結底，軍部采用了一個最糊涂的安排，迫使這位美國軍官不斷地在面臨選擇效忠對象時，落入左右為難的困境，同時還導致同盟關系惡化。只能說這種組織安排是一個敗筆。

至于中國方面，一旦他們認為美國人已經完全同意，讓這位美國軍官擔任蔣介石的聯軍參謀長并且接受其命令時，宋子文便在1月30日致史汀生函中，肯定這位軍官作為“美國陸軍駐華代表”等其他的職權。

道理非常簡單：因為從中國的立場來看，宋子文致史汀生電文的目的，只不過是表示“知道”美國政府已準備把何種工作交給它的駐華代表去做。

宋子文1月30日的電文，使史迪威得以帶著雙重身份來到中國戰區。然而就在史迪威抵達中國之初，事情的發展就已顯示，中美雙方政府都過于低估了它們的安排所能帶來的災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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