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若不帶著對權力的自省，便只是特權階層的奢侈品。」

“何同學又又又翻車了？”

4 月 11 日，科技博主何同學在微博上分享的一段“成長心得”引發網絡軒然大波。這位擁有千萬粉絲的網絡創作者表示，過去面對網約車司機的好評請求時，會口頭答應但事后遺忘，如今則會直接拒絕，除非服務“真的很好到我想打好評的程度”，并稱這是“鍛煉真誠和勇氣的方式”。

（何同學發布的微博原文）

一條看似平常的個人感悟，卻在幾小時內引爆了公共討論的火藥桶。屏幕這端，有人在為“真誠”鼓掌；屏幕那端，卻有無數依靠好評維生的勞動者，正默默承受著這種“真誠”帶來的焦慮。

這一表態如石擊水，瞬間激起千層浪花，網友們紛紛模仿其微博進行諷刺：

（網友模仿何同學原微博進行諷刺）

隨著討論持續發酵，何同學多個平臺賬號評論區被質疑聲攻陷，B站賬號一夜掉粉過萬。面對輿論風暴，何同學選擇刪除涉事微博，至今未公開回應。

爭論中，支持者堅持消費者有權對服務作出自主評價，批評者則指出，所謂的“真誠拒絕”，是對基層平臺勞動者的漠視與傲慢，更暴露出對平臺經濟權力結構的無知。

（網友的不同看法）

平臺經濟時代，評價系統已不再僅是服務反饋，它直接影響勞動者的生存與收入。當個人的“真誠”置于這一權力結構中，我們不得不追問：消費者的“真誠選擇”與基層勞動者的生存需求如何調和？當“個人成長”的美麗敘事被嵌入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其道德正當性還能成立嗎？

1

權力坐標中的真誠：誰掌握定義的權力

“面對庫克唯唯諾諾，面對司機重拳出擊。”

這句網絡諷刺揭示了爭議一個側面。網友翻出何同學與蘋果CEO庫克會面的視頻對比發現：與全球科技巨頭掌門人互動時，他恭敬而謹慎；而面對網約車司機時，他卻能輕松以“真誠拒絕”為名行使“勇氣”。這種對比讓網友質疑，在不同權力關系中，“真誠”的標準為何如此靈活？

（3月何同學與庫克在西湖邊會面）

何同學的行為展現了一種“向下的勇氣”——在權力階梯中，他選擇對站在自己之下的人展現所謂的“真誠”。這種敘事中包含兩個值得質疑的前提：

將“真誠”簡化為“直接表達個人感受”，忽略了社會關系中真誠的復雜性與責任性；真誠從來不是孤立的個人美德，而是考慮他人處境的雙向尊重。

將基本的禮貌與人情味降格為“討好型人格”，為拒絕弱勢群體的請求尋找道德正當性的幻象。

薩特的“自欺”理論指出：當人們拒絕承認行為背后的真實動機，轉而為其構建正當化理由時，便陷入自我欺騙的泥淖。何同學將拒絕網約車司機好評的行為美化為“個人成長”和“鍛煉勇氣”，恰恰符合這種自欺模式——用個人修行的修辭掩蓋了在權力結構中的無意識特權。

這種選擇性真誠，實則反映出多重權力差異：精英創作者與基層勞動者、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擁有數千萬粉絲與難以發聲草根。在這種權力天平嚴重傾斜的結構中，基層勞動者面對強勢一方，幾乎沒有表達“真誠”的特權；對他們而言，直接表達可能意味著生存機會的喪失。

現實中，人們往往在最安全、最無后果的場合展現“勇氣”，在最具風險的關系中選擇妥協。這種“勇氣”不過是權力的傀儡，而非真正的自我挑戰。

（滴滴實習生體驗客服工作被乘客罵）

康德的“道德律”強調：道德行為應能普遍適用于每個人。如果每個人都只向弱者展現“真誠”，而向強者保持“討好”，那不過是在以道德之名掩飾自己的怯懦。

向弱者展示勇氣，無異于在無人之境射箭自詡神勇；真正的勇氣，不是對弱者說“不”，而是在權力的天平傾斜時，仍能看見彼此的尊嚴。

2

評價的重量：平臺算法下的工作現實

“既然一個好評讓何同學感到被PUA，那么何同學要求'一鍵三連'又算什么？”

在這場復雜的社會戲劇中，“評價”成為了核心關鍵詞——何同學評價司機，網友評價何同學。表面上看，這都是價值判斷與反饋的表達，但它們在不同權力結構下產生著截然不同的后果。

（小紅書@炎青曉說陳炎青）

同為“求好評”，何同學的“三連”請求與司機的好評請求本質上卻存在根本差異：

內容創作者的"三連"主要影響內容推薦與曝光，通常是多元評價體系中的一部分；而網約車司機的評分則更直接地關系到平臺算法對工作機會的分配

拒絕"三連"對擁有龐大粉絲基礎的創作者而言，單次影響相對有限；而對網約車司機，累積的評分表現可能對工作競爭力產生更明顯的影響

前者屬于內容營銷的常見策略；后者則更多是在特定平臺規則下的職業需求

數據顯示，網約車平臺的評分差異確實與接單機會存在關聯。評分4.9以上的司機接單量比普通司機多出37%，高峰期獎勵多出25%。看似微小的星級差異，正以驚人比例放大為收入不平等。

（圖源澎湃美數課）

有觀點認為：“服務好自然給好評，服務不好拒絕很正常。”這種傳統市場邏輯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現代平臺評分系統已從單純的服務反饋轉變為直接影響勞動者生存的關鍵機制。平臺巧妙地將勞動管理的權力轉嫁給消費者，使每位用戶成為無薪的勞動監管者，評與不評、如何評，都編織著他人的命運之網。

何同學所稱“除非服務真的好到想打好評的程度”，實質上是將高度主觀且模糊的個人體驗感受，升格為他人生存的客觀條件。對于不同的消費者來說，“好到想打好評的程度”是千差萬別的——有人要求服務完美無缺，有人只需基本到位，有人則看重服務態度而非效率。這種高度個人化的標準，當被置于影響他人工作機會的評價系統中，是否仍然完全合理？

（難以定義的“好服務”）

在平臺資本主義的復雜生態中，我們都被卷入一場并非由我們設計的游戲。消費者被賦予了評價權力，而服務提供者則必須在算法規則中尋求工作機會。這種結構性設計的合理性，遠超出了個人行為選擇的范疇，而是平臺責任設計的重要議題。

何同學追求的是對服務評價的自主權，網約車司機需要的卻是生存的機會；當兩者相遇，我們需要的不是簡單的“真誠”，而是對彼此境遇的體認。

3

聲量的責任：我們期待何種精英話語

何同學爭議之所以引發如此廣泛的討論，核心在于他已不再僅僅是一位內容創作者，而是已躍遷為一種文化符號。擁有千萬粉絲的他，每一次發聲都在潛移默化地塑造著公共價值觀。

當影響力達到這種程度，連隨手發布的個人感悟都能引爆輿論，這種聲量已經不再是私人的特質，而是需要審慎對待的公共資源與責任。

（何同學賬號）

公眾對何同學的批評，源于對擁有廣泛影響力的知識型創作者的期待。在中國“士不可不弘毅”的文化傳統中，知識從來不是純粹的個人裝飾，而應與更高的道德敏感度和社會責任感相伴。當那些被認為“看得更遠，想得更深”的人，缺少了對社會結構的思考，人們不禁要問：這種脫離社會關懷的知識還有什么意義？這種缺乏反思的影響力又有何價值？

在互聯網時代，內容創作者與粉絲間形成一種特殊的精神連接——粉絲不僅追隨創作者的專業，更追隨其價值立場；不僅欣賞創作者的才華，更認同其為人。在何同學事件中，知識與影響力不僅沒有帶來對弱者處境的更深理解，反而成為了權力差異的放大器。

然而，在批評個體行為的同時，我們也需要警惕將復雜問題簡單個人化的傾向。網絡空間最危險的陷阱之一，就是它讓我們誤以為復雜的社會問題可以通過道德審判得到解決，讓我們錯把批判個體當作改變結構的有效途徑。

（公眾對何同學的批評開始走偏）

在檢視何同學言行的同時，我們更應自問：在權力不平等的世界里，我們如何避免成為自己口中批判的那種人？在算法控制的平臺上，我們的每一次點擊如何不經意間成為他人命運的決定者？

古語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平臺經濟的復雜語境中，每一次消費選擇都是一次價值投票，既受制于又強化著既有的權力結構。我們既是這個體系的參與者，也是它的塑造者。

在這個既相互依存又充滿權力差異的世界里，最大的特權莫過于忘記自己擁有特權；最深的無知是看不見自己決定他人命運的那只手。真誠若不帶著對權力的自省，便只是特權階層的奢侈品。

真誠不應成為冷漠的修辭，成長不應以他人的脆弱為代價。唯有在權力的自覺與反思中，我們才能站穩尊重自我與關懷他人的天平。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

參考文獻：

[1]網易號網約車評論，《給網約車司機好評真的重要嗎》

[2]扣叔，《那媒介化與符號化的命運》

[3]澎湃新聞，《沖上熱搜！“何同學”言論惹眾怒，一夜掉粉過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