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組織與單位

　　大同訂婚后強奸案二審宣判后，網上突然多了很多“STR專家”，抓住之前媒體報道的上訴書中提到受害者“處女膜完整”、 “送檢的女方內褲、陰道擦拭物、衛生紙上可疑斑跡中均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堅決認為沒有在受害者下體檢測出男方DNA，就意味著雙方根本未發生性行為。

　　其實這種說法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過關，而且這些突然冒出來的STR專家，幾天前恐怕連STR是什么都不知道。

　　STR是指 short tandem repeats，短串聯重復序列，也有叫做微衛星，或者 simple sequence repeats（縮寫SSR），是指基因組里兩個或多個核酸序列重復。DNA的序列是ATCG四種堿基來構成的，比如在人類基因組的某個位置上出現了AGAGAG這樣的重復，這就是一個STR。

　　STR的特點是人群內有極大的多樣性。比如上述我們舉例虛構的一個以AG為重復單位的STR，可能在我身上是3個重復，AGAGAG，在你身上就是4個了，是AGAGAGAG。由于這樣的多樣性，遺傳學家可以利用STR來構建一個區分不同個體的遺傳學圖譜。

　　STR圖譜在現實中最大的用處便是法醫學的DNA檢測。

　　人類基因組上已知的STR位點超過一萬個。但實踐中，法醫DNA檢測不用去測一萬個STR位點，實際上連100個都不會測。這是基于概率。

　　假設某個STR位點A，人群里具有特定“基因型”A1的比例是10%。這樣我們測100個人，可能有10個人是A1，沒法判斷具有該基因型的血跡具體來自何人。可是如果我們再加入一個與上述STR位點完全獨立的另一個STR位點B，該位點具有某個特定基因型B1的比例也是10%。兩個位點都測一下，基因型是A1B1，概率就只有1%（10%*10%）了。

　　在法醫學歷史上，美國最早只用13個STR位點，因為根據概率，這已經是千萬人里都不會有重復的了。推算出13個STR位點可以確定一個人獨特的基因組圖譜，還和中國有點淵源，因為那是現在復旦大學校長，遺傳學家金力教授早年在美國的研究成果。

　　美國FBI負責維護的DNA比對庫叫CODIS（DNA聯合索引系統），里面的主力DNA檔案就是STR，2017年以前都是13個STR位點，17年后擴展到20個。

　　STR可以精準地對應到個人，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現實中采集到的樣本都能構建出完整的STR圖譜。

　　因為DNA會降解，也可以被破壞。實際上考慮到DNA檢測可能出現不理想情況，美國的CODIS允許錄入不完整的STR，只要有8個STR，對應基因型在人群里的概率小于千萬分之一就可錄入國家級數據庫（CODIS有國家、州、地方三個級別）。

　　性侵案里，司法、法醫機構同樣要考慮DNA檢測在現實中的局限性。

　　性侵案件里檢測DNA，其實是檢測有多少DNA從一方轉移到另一方身上，這個過程本身是沒有絕對標準。

　　大家一般想到的會是男性罪犯射精留下的體液。“理想情況”下，如果罪犯留下大量體液，法醫能及時采到樣本，中間沒有出現清洗等能清除罪犯體液的情形，STR檢測找到罪犯的DNA難度不大。

　　可是罪犯犯罪時從來不會去考慮給法醫創造理想情況。有些罪犯可能使用避孕套，還有一些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射精或射精很少（注意中國強奸罪的標準是插入，不是射精，因此即使沒有射精或者沒有證據顯示在受害人體內射精，仍不能免罪，也不屬于強奸未遂）。

　　性侵案對受害人的創傷也意味著不少受害者事后可能會清洗，影響之后DNA檢測的靈敏度。也不是所有受害人都能做到盡快報案。這些當然不能說是受害人做錯了什么，在性犯罪中，有錯的永遠是且只是犯罪者。只是罪案中的法醫檢測不得不面對各種客觀條件限制。

　　在美國，大多數地區有針對性侵案的72小時規定，即只在案發后72小時從受害人身上采集DNA。之所以有72小時的規定，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因為這是阻斷大部分性傳播疾病的窗口。而嫌犯DNA檢測出的時間，實際個案差異很大，但還是遵循離犯罪時間越近越有可能成功獲取DNA信息的規律。

　　大同強奸案二審宣判后，網上一些突然冒出來的STR專家搜集文獻說案發后多天都有在女性下體檢測出男性DNA的例子，以此為據說大同案里沒測出DNA就是沒發生性侵。

　　比如很多人引用一篇2015年發表的關于Y染色體STR檢測的論文：

　　說這篇論文里顯示沒有檢測出精子的樣本里也查出了Y-STR，所以大同案里STR陰性就是根本沒發生性行為。

　　但實際上這篇論文摘要里明明說了，成功檢測出Y-STR（檢測出三個位點或以上為標準）的是30%，要是檢測出相對完整Y-STR（10個或以上位點）的比例只有21%。

　　其實這又有什么難以理解的，2016年愛爾蘭的一項法醫分析顯示超過48小時，陰道、肛門采樣檢測出精子的可能性會大幅降低。

　　DNA檢測仍然依賴于包括精子在內的細胞樣本，由于時間、環境等因素，當這些細胞樣本難以檢測到時，DNA檢測的難度也會增加。

　　英國2017年修訂的性侵樣本檢測建議里，建議性侵發生后，168小時內的陰道樣本， 72小時內的肛門樣本， 24小時內的口腔樣本，適合做DNA檢測。但這種檢測建議只是說在這個時間范圍內更有希望檢測出嫌疑人DNA，既不是說過了這個時間絕對檢測不出，也不是說在這個時間內絕對可以檢測到。

　　包括STR檢測在內的DNA檢測，必然受到實際犯罪情況、樣本保留狀況，以及具體檢測實驗的條件等多個因素影響——有些實驗室用的儀器靈敏度更高，有些則可能差一些。

　　DNA檢測在法醫中的應用是幫助受害者，讓我們可以有更多方式、更大的機會找到真兇，不是用來消滅其它證據，限制受害者尋求正義的機會。

　　大同強奸案里，雖然 “送檢的女方內褲、陰道擦拭物、衛生紙上可疑斑跡中均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但在床單上檢測出精斑、混合DNA，案發后不久的行車記錄儀錄音里嫌疑人承認發生了性關系，警方筆錄里嫌疑人依然承認這一點，甚至在案件審理時，辯護方也沒有否認發生了性關系，只是辯解女方沒有反對發生性關系（參考）。

　　網上那些信誓旦旦雙方沒發生性關系的STR專家們，是你們在場，還是被告在場啊？

　　另外，必須要指出，即使在建立疑罪從無原則很久的歐美，刑事案件有罪的“beyond reasonable doubt”（排除合理懷疑），并不是如今網上一些人宣傳的“口供都不可靠”、“不能僅憑口供定罪”。

　　例如，2021年，美國馬薩諸塞州上訴法院的判例明確了強奸案中，即使是受害人單方面的指控，也可以作為充足的證據來定罪。

　　注意，這不是強奸案特殊處理，而是讓強奸和其它犯罪一樣。

　　排除合理懷疑沒有特別的公式，不是說有了DNA就能排除合理懷疑，口供就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以美國為例，檢方、法官、陪審團都會考慮受害人指控的可信程度，包括是否有動機撒謊，指控內容是否合理等等，辯護方還有機會在交叉盤問時提出質疑，尋找供詞中的漏洞。

　　當某個案件僅憑被害人的指控就定罪，并非有人說XX欺負了我，這XX就被關進了大牢，而是經過整個訴訟審理過程，法官/陪審團確信，雖然只有這單方面的指控，但這個指控足夠可靠，足夠排除合理懷疑。

　　如今有一種非常荒唐的觀點，覺得性侵案很容易誣告。實際上，歐美統計顯示強奸指控里只有2-6%屬于不實指控，和其它犯罪的誣告比例沒有差別。如果你每次進商場從不擔心被喊是賊，你就沒有道理擔心有人誣告你不軌。

　　回到大同強奸案，這也完全不是受害人單方面口供定罪，受害人的瘀傷、房間內窗簾被燒的痕跡、電梯監控里的拖拽、拿走被害人手機，這些物理證據都在驗證被害人的指控。

　　反觀堅信被告冤枉的“網絡速成STR專家”們，他們的證據是什么呢？除了認為被告承認發生的性行為并沒有發生，還有什么？女方收了彩禮？《刑法》、《刑事訴訟法》里哪一條寫了彩禮等于性同意？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這三個字有那么難懂嗎？英文里“不”也很簡單，就兩個字母，No，如果連這兩個字母都不懂，那么也沒必要來扯三個字母的STR了，那個更懂不了。

　　參考資料

　　https://www.fsigenetics.com/article/S1872-4973(14)00231-2/abstract
https://evawintl.org/wp-content/uploads/SAR10-3-1TimeLimitsforConductingaForensicExamination.pdf

　　https://pure.port.ac.uk/ws/portalfiles/portal/42751462/Katie_Jetten_Final_Thesis_For_Submis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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