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4月1日，《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正式施行。這是我國首部針對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的全國性法規，明確了公共場所攝像頭的安裝范圍、備案制度以及禁止安裝區域等。

? 在公共場所使用人臉識別設備要嚴格基于維護公共安全的目的，且對公共安全作嚴格解釋，不能隨意擴大；要遵循必要性原則，以最少侵入性方式收集個人信息，存儲期限應最短，超過期限應立即刪除。

? 家庭安裝攝像頭需要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要在維護自身人身財產安全的必要限度內，不能侵犯他人隱私和個人信息，如調整好拍攝角度、范圍或征得對方同意，避免拍攝到他人肖像等信息，否則可能違法。

作為守護公眾安全的“無形衛士”，攝像頭對維護社會秩序、有效預防犯罪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濫裝濫用、隱私泄露等攝像頭失控問題也頻頻刺痛公眾的神經。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整治失控的攝像頭需要解決三方面問題——誰能裝、裝在哪兒、怎么用。

今年4月1日，《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下稱《條例》）正式施行。這是我國首部針對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的全國性法規，明確了公共場所攝像頭的安裝范圍、備案制度以及禁止安裝區域（如酒店客房、公共浴室等）。

“中國的‘攝像頭法’歷時數載終于出臺，標志著公共監控從‘野蠻生長’步入‘法治軌道’。”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石佳友向記者表示，如何界定攝像頭的“邊界”，使其在公共安全與個人隱私之間找到平衡，是法治社會必須直面的課題。

無孔不入的攝像頭

記者注意到，隨著攝像頭技術的普及，攝像頭濫用、偷拍等問題頻發，從酒店客房到公共浴室，從商場試衣間到普通家庭，攝像頭似乎無孔不入，其危害不局限于對個體隱私的泄露，更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

“我們在辦理一起犯罪嫌疑人在酒店非法安裝攝像頭案時發現，偷拍視頻的背后是一條非法安裝、上傳、共享、買賣交易的黑色產業鏈，即上游安裝設備偷拍，中游倒賣賬號，下游購買觀看視頻。”上海市浦東新區檢察院檢察官項群杰告訴記者，案件偵破以后，辦案人員查閱了公安機關儲存的那些高清視頻，發現視頻中的人臉和行為都看得很清楚。

記者通過調查發現，用于偷拍的攝像頭往往被偽裝成插座、煙霧報警器、掛鐘等日常物品，被安裝在酒店、民宿、試衣間等私密場所，甚至侵入私人住宅。這些設備可實時傳輸畫面，導致他人的日常生活、隱私信息被非法記錄并傳播。

與此同時，“黑客”入侵家用攝像頭導致的隱私泄露案例屢見不鮮。有的不法分子非法破解、控制他人架設的網絡攝像頭并出售攝像頭訪問權限進而牟利，有的利用非法獲得的攝像頭訪問權限對他人進行偷拍偷窺，有的將偷拍偷窺內容制成圖片、音視頻進行傳播、販賣……這些偷拍偷窺黑色產業鏈，不僅侵犯了個人隱私，還可能導致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被用于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活動。

給攝像頭使用劃定“安全紅線”

項群杰表示，“《條例》明確禁止在私人空間安裝攝像頭，并規范數據存儲與調取權限，從立法層面劃定‘安全紅線’，給反偷拍加上了一道安全鎖。”

“當前攝像頭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公共空間里攝像頭太多、太亂且質量參差不齊，公眾不清楚其安裝目的、信息存儲及流向。”作為曾參與立法論證的專家，石佳友表示，“應當說，《條例》從誰能裝、裝在哪兒、儲存的數據怎么用三個方面規范了攝像頭的使用。”

一是誰能安裝攝像頭？不是“想安就能安”，應出于維護公共安全的“必需”，且安裝主體僅限對場所負有安全防范義務的單位或個人，其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安裝。安裝后要向縣級政府公安機關備案，備案過程包含信息真實性審核等。

二是攝像頭裝在哪兒？對于公共場所有關攝像頭的安裝，法律有明確要求，涉及公共安全重點部位的可安裝，如反恐怖主義法要求的場所。但像健身房、游泳池等場所，若出于公共安全需要，在符合法律嚴格限定條件下也可安裝，但更衣室、衛生間、浴室等私密場所嚴禁安裝。

三是拍攝的視頻圖像如何使用？相關人員負有保密義務，信息使用及分享等都要嚴格按規定進行，這對整個行業規范意義重大。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馬釗向記者表示，《條例》中對于攝像頭管理、安裝、適用、監督等進行了比較細致的劃分。“整體來說，公安機關負責全國公共安全視頻系統建設、使用的指導和監督管理工作，其他部門各司其職，在自己負責的領域安裝、管理。”馬釗表示，涉及全社會領域公共區域的監督管理，如城市、道路、廣場等由政府負責安裝建設，對于區域性的公共區域監督管理，則由負有經營管理責任的單位安裝，政府管理部門指導。此外，《條例》明確一定區域嚴禁安裝采集設施，所有攝像頭的安裝、使用必須限定在“必要”的范圍內。

公共場所的隱私“黑洞”

“雖然日漸增多的攝像頭維護了公共安全，但令人擔憂的是，在未知情況下，公共場所也存在隱私‘黑洞’，人臉等敏感個人信息被收集。”馬釗表示。

浙江省嘉善縣某公司出于安全考慮，在公司內部的女性員工更衣室角落安裝攝像頭，且未告知員工。該視頻監控畫面與其他開放區域的監控畫面均在人流量較大的休息大廳顯示屏上實時切換顯示，女性更衣過程被清晰記錄。

2022年2月，嘉善縣檢察院在辦理一起盜竊案時發現該問題，隨即開展公益訴訟調查。經調查發現，該行為嚴重侵害女性隱私權，且轄區多處公共場所均未將監控設置情況進行備案，相關職能部門對公共場所監控設備安裝管理存在監管盲區。2022年3月，該院召開聽證會，向相關行政部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其對轄區公共場所中涉及個人私密活動的區域進行排查，同時建議由相關部門明確向社會公布禁止安裝監控設備的場所和區域，杜絕類似違法行為再次發生。

上海某健身房人臉識別案也令人深思，該健身房將會員人臉信息作為唯一入場憑證，甚至連更衣室儲物柜也強制“刷臉”，且未履行告知義務。2024年4月，“益心為公”志愿者向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反映該問題后，檢察官經調查發現，健身房入口處使用了人臉識別門禁系統，將人臉識別作為會員入場的唯一方式，且男女更衣室內都設置了帶有人臉識別功能的儲物柜。然而，上述入口處及更衣室內均未見采集人臉信息的提示。對此，承辦檢察官聯合技術人員調查取證，查實后對接行業主管部門，督促健身房整改并排查類似經營主體。

湖北武漢張某肖像權案則揭示了公共場所拍攝的“隱形侵權”風險。張某在某餐廳就餐時明確拒絕被納入探店視頻，但畫面仍被上傳網絡，給她的生活帶來困擾。張某起訴短視頻平臺后，法院調解由平臺賠償其1萬元。審理該案的法官表示，短視頻平臺發布的探店視頻公開了原告的肖像，該視頻不屬于法律規定可以不經肖像權人同意的情形，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該視頻經過不特定對象的點擊、收藏、轉發，使原告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損害。

在石佳友看來，在公共場所使用人臉識別設備要嚴格基于維護公共安全的目的，且對公共安全作嚴格解釋，不能隨意擴大；要遵循必要性原則，以最少侵入性方式收集個人信息，存儲期限應最短，超過期限應立即刪除。

即便在合法安裝的公共場所，攝像頭“越界”問題仍引發爭議。

“家用攝像頭的安裝越來越方便，使用也越來越普遍。不少家庭出于安全考慮會在家門口、院內安裝攝像頭。私人攝像頭的安裝是否對其他住戶的隱私造成侵權，對其安全埋下隱患，近年來也引發了不少爭議糾紛甚至引發訴訟。”馬釗表示。

那么，隨著《條例》的實施，公民還能在家門口安裝攝像頭嗎？

“家庭安裝攝像頭需要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要在維護自身人身財產安全的必要限度內，不能侵犯他人隱私和個人信息，如調整好拍攝角度、范圍或征得對方同意，避免拍攝到他人肖像等信息，否則可能違法。如果鄰居安裝的攝像頭不當侵害了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可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需提供如攝像頭安裝角度、拍攝范圍等不當的證據。”石佳友說。

從“萬物皆可拍”到“鏡頭有邊界”

多位受訪者均表示，攝像頭應該是公共安全的“守護者”，不能成為公民權利的“入侵者”。

在全國人大代表，中航工業首席技能專家、中航工業陜飛部件廠鉚裝鉗工趙平看來，在整治攝像頭亂象中，檢察機關既是法律監督者，也是公共利益捍衛者。近年來，非法安裝攝像頭、偷拍視頻售賣等犯罪呈產業化趨勢。針對偷拍設備生產、銷售環節，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時可以與相關部門協同，從源頭打擊偷拍黑產。

“檢察機關應嚴懲偷拍產業鏈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重點打擊非法銷售竊照器材、傳播隱私視頻等行為。同時，要推動攝像頭生產、銷售環節的‘全鏈條監管’，實現生產流通可追溯，從源頭遏制設備非法流入市場。”全國人大代表，大連華銳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設計師、電氣首席專家孫元華說。

“在辦案的同時，還要推動行業規范發展。”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沈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張進說。如，針對酒店、商場等場所管理存在的漏洞，檢察機關可依法對相關部門和場所提出整改建議，要求經營者履行安全保障義務，如定期排查攝像頭、建立隱私保護機制等。對未履行反偷拍責任的酒店、平臺，檢察機關可通過公益訴訟督促整改，推動建立行業標準，推動《條例》落實。

石佳友注意到，檢察機關在保護人臉信息等公民個人信息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一方面應依法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另一方面，若相關部門履職不到位，如出現個人信息泄露或隱私被侵害、視頻系統存在數據安全漏洞等情況，可依法行使監督職能并發出檢察建議。”石佳友說。

在馬釗看來，治理攝像頭亂象，政府需出臺更為細化的規定，并設置完整的監管機制、監管部門以及投訴舉報途徑；在企業日常的年審、審核過程中，可以加入對于個人隱私侵權的相關審核和日常檢查機制，提供公開舉報途徑、通道，并定期更新舉報的結果并進行公示。

從“萬物皆可拍”到“鏡頭有邊界”，攝像頭的治理任重而道遠。受訪專家均表示，遏制偷拍亂象需多維度發力，從源頭切斷黑色產業鏈，強化主體責任與公眾參與。隨著《條例》的深入實施，以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通過政府、企業、司法機關與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讓“失控的攝像頭”回歸理性，真正成為公共安全的“守護者”。

來源：檢察日報·法治新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