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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事件之后，中國更加積極地推行“聯美反蘇”的政策。在對美政策上，中國快速提升與美國在各個領域的關系，雙方發展到戰略合作關系；而在對蘇政策上，中國不但升級了對抗的政策和行動，而且連中蘇邊境有沖突時都未曾中斷的談判渠道也切斷了。

這種格局對中國的外交戰略產生了兩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在對蘇政策上，中國的對抗性政策和行動讓蘇聯的亞洲戰略陷入困境，已經暴露出對中國威脅的有限性。揭示出這一事實的意義在于，它降低了中國在安全威脅上的緊迫感，也相應降低了中國在戰略上對中美關系的依賴程度。換言之，蘇聯威脅的緊迫感相對緩和，既降低了安全議題對中美關系的推動作用，但反過來看，也降低了中國在對美政策上的束縛。這實際上讓中國在大三角關系中具備了更廣的回旋空間。從理論上講，中國具備了調整對美政策的客觀條件，關鍵在于中國是否意識到調整的必要，以及如何把握這種調整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美建交之后，中國抗擊蘇聯擴張的進程幾乎都是與中美戰略關系密切相連的。中美戰略合作對中國國家安全的促進作用，成為中國積極發展中美關系的重要動力之一。但正是這種積極的姿態，讓美國政界產生了中國有求于美國的感覺。里根的競選團隊就持有這種觀點。所以從競選階段開始，里根團隊就不斷沖擊卡特政府的對華政策框架，在臺灣問題上的倒退動搖了中國視為中美關系的基礎，中國的對美政策由此面臨嚴峻的考驗。

1、對蘇戰略的微調

在阿富汗事件上，中國采取了極其強硬的對蘇政策，這盡管惡化了中蘇關系，但卻給蘇聯的亞洲戰略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盡管出兵阿富汗使蘇聯的全球戰略擴展到巔峰，但經過整個20世紀70年代的極力擴張，蘇聯的國家財力與資源開始遇到巨大的困難。

最為重要的是，阿富汗事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刺激作用十分明顯，卡特政府結束了主導20世紀70年代美國外交的“緩和”政策，轉而采取強硬的對蘇政策，在有蘇聯戰略部署的地區，都采取了相應的對抗措施。這樣，美國的盟國、合作伙伴以及與美國有共同利益的國家，都被不同程度地調動起來。與之前美國奉行“緩和”政策時的情形相比，這種應力是加速蘇聯消耗的重要原因。

從中蘇間的戰略對比上看，中國在戰略上的劣勢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轉。中國的對蘇政策建立在對蘇聯威脅的認識基礎上。對蘇政策的核心，就是解除蘇聯的對華戰略壓力和威脅問題，對抗性是其最鮮明的特征。從1976年開始，中國就不斷加強蘭州軍區和新疆軍區的軍力。

以對越作戰為開端，中國開啟了一條在自己周邊鄰國境內消耗蘇聯的道路。這種積極而又間接性的軍事回應，揭示了蘇聯戰略上的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中國摸清了蘇聯在對華政策上進行軍事冒險的限度和威脅的有限性，也鼓舞了中國應對蘇聯威脅和壓力的信心。所以中國在阿富汗事件上的激烈反應，既是中蘇戰略惡性互動的結果，也是這種信心的外現。

到阿富汗事件發生為止，蘇聯的全球戰略和亞洲戰略都已經擴張到頂點，蘇聯的影響力與軍事威懾力幾乎已經遍布中國的陸地鄰國，形成了對中國的全包圍態勢。但這種戰略態勢已經是強弩之末，不但難以發揮實質性的威脅效果，反而被亞洲的新盟友拖入戰爭的泥潭，開始承受更加巨大的消耗。

盡管中國在軍事實力上一直處于弱勢，但在極力提升常規武器性能的同時，中國的戰略威懾力量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在設計之初對蘇聯極具針對性的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1980年5月18日，東風5號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成功，使得中國核打擊范圍覆蓋到莫斯科等地，從而具備了對蘇聯戰略目標進行核打擊的能力，擁有了對蘇聯進行戰略威懾的資本。

由此，中國除了以往憑借外交遏制蘇聯對華動用武力的方法，還具備了憑借自身軍事力量嚇阻蘇聯動武的手段。

從1980年9月開始，蘇聯在國際上的孤立境地和在戰略上的困境就已經顯露了出來。這一情況顯然已經被中國的決策層捕捉到，并對安全形勢的判斷產生了積極影響。

1980年10月15日，在總參召開的防衛作戰研究班全體會議上，鄧小平已經開始修正“戰爭不可避免”的論斷。

“多爭取一點時間，延緩戰爭的爆發，是可能的。綜合全局來看，甚至比五年多一點時間還有可能。我們的政策是，爭取拖長，爭取更多一點、更長一點的時間，延緩這個戰爭的爆發，這樣對我們有利…”

盡管對戰爭威脅的判斷有改觀的跡象，但鄧小平依然沒有放棄既有的外交格局，他依然強調：“現在這件事情，還是我們提出的口號，也就是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叫做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10月25日，鄧小平在與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進一步明確了自己已對戰爭威脅的判斷。“我們過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這里包括對世界大戰的估計問題，我們還是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

就在一年前的駐外使節會議上，這一論斷成為框定對外政策爭論的定音之錘。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進入1980年下半年，中國在對蘇戰略上的劣勢得以改善，但它導致的僅僅是領導人部分地修正關于戰爭威脅的論斷。

直到1980年下半年，也就是中美關系已經因為里根競選言論而陷入爭吵的時候，鄧小平依然堅持“一條線”戰略的思路，沒有要改變的意愿。

1980年10月30日，鄧小平會見荷蘭首相安德烈亞斯·范阿赫特一行時，還專門談到了中國的外交戰略構想：

“當前國際形勢確實是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很需要中國、日本、歐洲、美國以及這一條線上的第三世界各國合作，協調行動，而這只有在共同認識的基礎上才可能。我們從全球戰略出發，提倡歐洲和美國建立平等伙伴關系，加強協調行動。…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應當加強合作。”

盡管鄧小平依然愿意通過“一條線”戰略應對蘇聯的戰略壓力，但當這種合作意愿顯得比較明顯或者強烈的時候，不但已經開始損害“一條線”戰略的核心構想，即中美間的戰略合作，而且開始沖擊中美關系中的敏感問題，即美國的對臺軍售問題。

2、美國大選期間的對華輿論影響

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卡特政府，盡管沒有阻止《與臺灣關系法》的出臺，但卻在建交過程中了解了中國對美政策的基本構架，所以尚能運用自身在行政上的靈活空間，在“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的原則框架內推進對華政策。

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里根，在美國政界一直以極其強硬的反蘇姿態示人，在對華政策上則表現出親臺灣當局的傾向。這對中美關系構成了兩種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強硬而堅決的反蘇立場，使得里根無法忽視中國在對抗蘇聯問題上的戰略價值。另一方面，親臺灣的政治立場又使他對美臺斷交一直持反對意見。

早在1976年大選期間，里根就認為，“打開中國的大門使我們獲得極好機會來挫敗蘇聯的擴張主義”，“我自己也認為，確實，我們應該促進同中國大陸的關系——我認為，這種關系對蘇聯的冒險活動是一種威懾力量。但是同時，我并不認為，我們應該為了這樣做而放棄和拋棄一個盟友。”

這種同時與中國政府和臺灣當局發展官方關系的主張，實際上是后來里根政府時期對華雙軌政策的源頭，也正是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的“兩個中國”政策。

在1980年總統大選過程中，里根及其競選團隊猛烈攻擊卡特政府的對華政策，不斷發表沖擊中美關系基礎的言論和主張，其核心就是強調要恢復美國與臺灣當局的官方關系。

據里根競選團隊顧問李潔明(James R，Lilley)的回憶，里根及其對外政策首席顧問艾倫(Richard Allen)都認為，“美中關系中最主要的課題就是聯手對付蘇聯：只要我們和中方合作對抗蘇聯，臺灣問題的重要性就會減低。”

這種觀點實際在中美戰略關系和臺灣問題上替中國做了輕重緩急的假想。有了這種排序，里根顯然希望以保持中美戰略關系，換取中國容忍美方在臺灣問題上的主張。

于是，1980年1月，里根團隊發表聲明稱，要“為美國同臺灣繼續保持政府與政府的關系，確立比較具體的基礎”。春天，里根在一次籌款會上說，他將給予美國在臺協會以官方地位。5月份，里根更加明確地談到，應該既在北京設立使館，也在臺北設立官方的聯絡處，這樣，“臺灣”就可以與美國保持政府間關系了。這樣，里根的雙軌對華政策設想越來越清晰，同時也導致與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矛盾也越來越清晰。

在美國大選過程中，中國針對里根及其競選團隊的對臺政策、對華政策不斷進行輿論抨擊和警告。

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倒車開不得》，指出：“如果按照里根聲稱的政策，美國和臺灣建立‘官方關系'，這就意味著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原則基礎被徹底破壞，中美關系將倒退到兩國人民都不愿看到的狀態。”

這些抨擊與警告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決策層對里根對華政策的擔憂心態，但從結果上看，顯然沒有達到嚇阻的作用。6月20日，里根的對外政策首席協調人艾倫表示，里根認為美中存在著一種共同利益，不想采取將會損害美中關系的行動。但他想研究一下同臺灣的關系具有一種官方性質的可能性。這與重建關系不同，與兩個中國的政策也有些不同。

盡管這種表態想盡力否認里根對臺政策與“兩個中國”政策的聯系，但依然不是中方所能接受的對華政策原則。

3、“聯美反蘇”政策的副作用

另一方面，從中美關系的結構來說，中國在“聯美反蘇”政策上的積極態度，使中國在大三角關系中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對美政策中的回旋余地大大壓縮，失去了對美要價的籌碼與此同時，卡特政府在1980年的對臺軍售舉措，也表明中國在對美關系中的外交回旋余地和要價籌碼受到了限制。

建交談判時，美方在對臺軍售問題上的解釋是，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終止的通知期內，美國暫停對臺軍售，經過一年的通知期后，美國將繼續對臺軍售。1980年1月3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記者會上宣布，美國政府決定向臺灣出售2.8億美元的武器。對此，中國方面的反對姿態顯得耐人尋味。

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簡短的、介紹性質的文章，指出美國宣布售臺武器“這一官方行動是在美國政府于一年前宣布中止同臺灣的一切官方關系，以及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已于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廢除的情況下采取的”，“人們記得，中國政府早已表明它反對美國政府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的立場”。

文章既沒有長篇的辯理，也沒有嚴厲的譴責與警告，只是簡明地陳述了中國政府的反對態度。從背景來看，此時剛剛發生了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中美正在圍繞這一議題加強雙邊戰略合作，中國對中美戰略關系持有十分積極的態度。

所以兩者比較之下，中國很難會因為美國對臺軍售而拿中美關系作為施壓籌碼，甚至連雙邊關系的友好氛圍都不能破壞，只在美國對臺軍售的過程中表明反對的立場，為今后的外交交涉做好鋪墊。但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中國較為低調的反對方式和力度并不意味著可以換來美國方面的默契或者涼解。美國政府與國會之間圍繞對臺軍售問題的持續爭論加劇了中國的警惕。

美國國會的親臺灣議員對此次軍售清單表示不滿，認為其無法滿足臺灣的防務需要，認為行政當局沒有遵守《與臺灣關系法》的有關規定，即總統在做出對臺軍售時應密切與國會協商。

由此將爭論擴大到對《與臺灣關系法》的理解上。到最激烈的時候，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七名參議員于5月7日聯名致函卡特，要求美國設法向臺灣提供先進戰斗機等軍事裝備，幫助臺灣自衛。緊接著又于5月14日就美臺關系舉行聽證會，亞太小組主席格倫稱，“美臺關系已經‘走上正軌’，‘一個穩定、繁榮的臺灣對東亞和美國是重要的'”。

但是，在中美外交糾紛期間，對西方依賴感的降低會讓中美經濟合作無法充分發揮黏合劑的作用。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會見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時，專門談了中美關于臺灣問題的摩擦，將經濟調整與中美關系聯系到一起。

“現在中國正在調整國民經濟，調整也是為了應付國際上的某種變化，這個調整就是把國家的經濟放在更加自力更生的基礎上。”

鄧小平這樣講，很可能是為了說明中國無求于美國。但從更深層次上看，經濟調整造成的緊縮態勢，暫時降低了中國在對外經濟領域的直接需求，起碼在中美產生摩擦時無法發揮凝聚或修復雙邊關系的作用。

4、波蘭團結工會事件中國的態度

就在1980年中美戰略關系快速深化發展的時候，蘇東陣營爆發了波蘭團結工會事件。波蘭事件初期，鄧小平等人認為，波蘭工人的斗爭是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正義事業，蘇聯這次不敢出兵；中國不會發生波蘭事件。如果是基于這一判斷，或者說，如果中國對波蘭事件的認識保持不變，按照中國以往全球反蘇的布局，中美在這一問題上就很可能達成合作，共同反對蘇聯對波蘭局勢的干涉。

因為美國此時也高度關注波蘭事件，并試圖在此問題上與中國進行戰略磋商，以便強化對蘇聯的施壓，防止其出兵干涉波蘭。

但中國領導層對波蘭事件的認識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從一開始將其視作波蘭人民反抗蘇聯霸權主義控制的斗爭，演變為將其視作對波蘭社會主義制度的沖擊，進而擔憂和警惕中國是否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

盡管此時中波關系仍處于冷淡時期，但能將波蘭的局勢與中國進行類比，顯然說明決策層心中仍將其定位成社會主義國家。此后，中國依然密切關注著波蘭的局勢，并通過官方媒體將其局勢廣而告之。1980年12月13日，中國政府終于就波蘭局勢發表了態度。

中國副外長韓念龍在記者吹風會上表示：

“波蘭問題是波蘭的內部事務，完全應由波蘭人民自己解決，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盡管韓念龍的表態也關注“蘇聯對波蘭進行軍事干涉的嚴重危險”，并警告“如果蘇聯不顧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對，公然出兵干預，它必將為此招致嚴重后果”。

但“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的表態，顯然也表明，中國也不愿看到美國對團結工會的支持，從而使波蘭的社會主義制度承受來自美國的干涉壓力。這種變化實際上排除了中美進行合作的可能。

這種變化說明，隨著中國在“一條線”戰略中獲得更大的進展，全球反蘇的思路也會帶來雙刃劍的效應。

一方面，中國積極反蘇的姿態加速了蘇聯在國際上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反蘇的思路不僅能遏制蘇聯，甚至還會使這種攻勢產生逸散現象，順帶著損害那些與蘇聯關系密切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而損害整個國際共運。這是同樣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所不愿見到的。

進入1981年之后，中國先后三次同波蘭簽訂關于以長期無息貸款方式提供豬肉和以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市場商品的協定。這樣做的一個結果就是，可以幫助波蘭豐富市場、平抑物價，從而在根本上消除導致波蘭罷工的直接原因，以便幫助當時的波蘭政府渡過難關。

總之，無論是為了防止蘇聯出兵干涉波蘭內政，還是為了防止美國對波蘭的和平演變，亦或是為了消除中國在戰略上有求于美國的印象，中國都采取了支持波蘭現政府的政策。中美間的戰略合作沒有向更遠的地域延伸。

總之，隨著中美戰略關系的發展，“聯美反蘇”政策的利弊已經充分顯示出來。中國安全形勢的相對改善實際上降低了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依賴程度。中國在“聯美反蘇”上的積極態度，壓縮了中國在中美關系中的回旋余地，束縛了中國對美政策的靈活性，使中美關系可能面臨危機此外，強硬而積極的全球反蘇思路對中國外交也是一種限制，“以蘇劃線”很容易把那些與中蘇關系牽連不大的國家也卷入到對抗當中。

從長遠來看，中美戰略關系帶來的利與弊，都要求中國調整對美政策。只有理解了“一條線”戰略這種利弊共存的情況，才能理解調整中美戰略關系的原因和內容。總的來講，這種調整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調整后的中美戰略關系，要持續發揮保證中國國家安全的作用，也就是說仍要應對蘇聯給中國的戰略壓力和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中美戰略合作的范圍要按照中國外交的需要，進行適度壓縮，即放棄“以蘇劃線”的全球反蘇思路。

這樣才不會損害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廣交朋友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消除中國有求于美國的印象，就有必要改變“聯美反蘇”的政策和姿態。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在“聯美反蘇”上更加主動，但戰略關系的發展對美國的冷戰政策也有重大的意義，這構成了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展開斗爭的資本。

可以說，中美關系出現的齟齬暴露了中國對美政策中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邏輯也是很容易辨清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對美政策會立即發生轉變，關鍵要看是什么因素會觸發中國決策層來進行政策調整，而調整的機會又何在，這都是由中國與美國方面處理臺灣問題的具體過程決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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