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300多年前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現(xiàn)代國際體系重要的起源，但當時的“主權國家”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為后來的殖民主義和不平等的國際關系埋下了伏筆。1955年的萬隆會議在繼承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交往范式的同時，拓展了“主權國家”的內涵，強調所有國家主權平等、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主張“全球南方”國家更大程度地參與全球治理。萬隆精神為促進發(fā)展中國家團結、互信與合作提供了寶貴經(jīng)驗。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 者

李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教授
丹麥奧爾堡大學國際關系兼職教授

彭潤年 (John Pang)

馬來西亞亞太“一帶一路”共策會高級研究員

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又稱亞非會議，是第一次由新獨立的亞非國家組織的國際會議。29個與會國代表齊聚一堂，決心在全球事務中發(fā)揮影響力。這次會議旨在通過促進團結、合作和和平共處來塑造這些新興國家之間的關系。此外，它還尋求促進南南經(jīng)濟和文化合作，凝聚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歧視的共識。

萬隆會議最顯著和最持久的影響，是通過了最初由中印兩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些原則對指導戰(zhàn)后國際關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為1961年的不結盟運動奠定了基礎。

要評價萬隆會議的當代意義，可以將其基本原則與300多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準則進行比較。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起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它標志著歐洲三十年戰(zhàn)爭（1618-1648）的結束。在經(jīng)歷了曠日持久的宗教和領土沖突后，當時的歐洲列強希望恢復穩(wěn)定，在這樣的共同愿望助推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基礎，強調了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的準則。

雖然《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署經(jīng)常被譽為現(xiàn)代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的奠基時刻，但它的“主權國家”概念遠未具有普遍性。條約規(guī)定了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原則，但僅限于歐洲基督教國家之間。在這樣的體系下，非洲、亞洲和美洲的廣大地區(qū)被天然地剝奪了平等權利。這就為后來殖民擴張?zhí)峁┝死碛?，因為在歐洲列強眼中，殖民是“白人的責任”，是“教化世界的神圣使命”。事實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忽視了結構性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限制了殖民地國家在擺脫殖民統(tǒng)治后充分行使主權的能力，特別是在全球經(jīng)濟和政治體系中。

圖片來源：新華社

相比之下，萬隆會議的目標是破除殖民時代結束后仍然存在的國際等級制度。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默許殖民主義，萬隆會議則公開譴責它，提出國家主權與種族平等和自決權不可分割。通過對比，不難看出萬隆會議的雙重特征：它既繼承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交往范式，又拓展了“主權國家”的內涵，使它不再是一個具有選擇性、等級性的概念。對“全球南方”國家來說，主權不僅僅是領土問題，它本質上還與不受經(jīng)濟剝削的發(fā)展權利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當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不涉及的一個方面。

萬隆原則將經(jīng)濟正義和團結納入其全球秩序愿景，反映了“全球南方”的共同愿望。它呼吁南南合作，指出沒有經(jīng)濟主權的政治主權是“空中樓閣”。萬隆會議還發(fā)出了集體抵制剝削性貿易條件等倡議，反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默許的經(jīng)濟帝國主義。同樣，萬隆原則還強調和平共處，主張在一個被美蘇陣營對抗裹挾的世界中保持中立，解決了冷戰(zhàn)時期意識形態(tài)的兩極分化問題。它提供了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愿景，在這個世界上，政治體制各不相同的國家都可以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共存。萬隆會議的目標不僅是政治解放，而且是將東南亞等“全球南方”國家結構性地納入全球治理機制中。

在后冷戰(zhàn)時期，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明顯背離甚至拋棄了傳統(tǒng)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原則。為此，美國創(chuàng)造了一些新概念來掩飾自己的干涉主義行為，比如“負責任的主權”和“保護的責任”。最明顯的例子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由于未獲得聯(lián)合國安理會明確的軍事行動授權，這場戰(zhàn)爭被廣泛譴責為非法侵犯主權。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原則的侵蝕也引發(fā)了烏克蘭和中東的危機，破壞了傳統(tǒng)的地緣政治平衡，加劇了國家間的緊張局勢，并因挑戰(zhàn)國家主權和無視合理的安全關切而引發(fā)了分裂和沖突。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萬隆會議為1967年東南亞國家聯(lián)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礎。萬隆會議上強調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成為了1976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組成部分。東盟早期的外交政策受到萬隆精神的影響，使東南亞國家能夠在不直接卷入超級大國競爭的情況下應對冷戰(zhàn)緊張局勢。與萬隆會議的理想一致，東盟旨在促進后殖民國家之間的團結，確保東南亞地區(qū)不受外部干預，同時促進區(qū)域合作。萬隆會議對南南合作的重視也影響了東盟的經(jīng)濟倡議，如東盟自由貿易區(qū)和東盟經(jīng)濟共同體。此外，萬隆會議呼吁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加強外交接觸，這有助于塑造東盟以共識為導向的談判和爭端解決方式。

盡管各成員國的政治制度、發(fā)展階段和文化認同存在差異，但在萬隆精神的護航下，東盟在過去幾十年里保持了經(jīng)濟增長，成為世界上最具經(jīng)濟活力的區(qū)域之一。東盟匯集了多種文明和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土著信仰體系，這是該地區(qū)過去幾百年來文化交流、移民和互動歷史的反映。這種多元化塑造了東盟對待區(qū)域主義的態(tài)度，形成了一種相互尊重、互不干涉、求同存異、和諧共處的共生模式。

萬隆會議為促進發(fā)展中國家團結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以萬隆精神為支撐，中國積極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萬隆會議的遺產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促進中國、東盟和“全球南方”其他國家加深互信與合作關系，提供了歷史和政治基礎。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fā)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Reviving the historic legacy"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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