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如果他們開始購買更多東西，那么我國的企業將不需要過度依賴外國市場。

有錢了，人們自然就會提高消費，提高生活品質。

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但如果我們從數據來看，就會發現這一道理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上圖是最近七年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從圖中我們可以很清晰看到，從2017年到2023年，我國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基本都維持在39%上下波動，2017年，這個數字是38.68%，到了2023年，這一數字是39.2%。

作為對比，2017年我國GDP總量是84.74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是6.07萬元人民幣；2023年我國GDP總量則是129.43萬億元人民幣，對應的人均GDP則是9.17萬元人民幣。

可以發現，過去七年時間里，我國GDP總量和人均GDP都在增長，但具體到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過去七年，稍有波動，但幾乎都在39%左右徘徊，沒有變化。

如此我們的問題是：財富總量在增長，人均GDP也在增長，但為什么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卻沒有增長。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GDP增長可能并不靠居民消費來驅動。

那么GDP增長來自于哪里呢？

基建投資、地產投資、各種產業的投資和擴大以及出口。

最后，我們再回到開頭那個問題上來，有錢了，人們自然就會提高生活品質，提高消費；而過去幾年甚至十年來的增長，都不是建立在消費之上的。

這也可以從側面來說明，人們并沒有變得很有錢；或者說，一部分人變有錢了，消費增長了，但卻被更多收入下滑，消費減少的人對沖掉了。

GDP和人均GDP穩步增長，但這個過程中，居民消費卻一直很平穩。

2014年至2023年間，我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現輕微波動。其中，2014年比重為36.54%，隨后幾年有所增長，2016年至2018年保持在38.67%至38.7%之間。2019年回升至39.08%，但2020年又下降至37.75%。之后，比重逐年上升，2022年為37.5%，2023年達到39.2%。

消費不足，會帶來一個什么問題？

這從今年的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特朗普的理由是對華貿易逆差太大，我國從美國市場中獲取的貿易順差太多，而衡量貿易順差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儲蓄率。

一般來說，儲蓄率越高的經濟體，貿易順差也就越大。

要想理解這一點其實很簡單，我們只需要簡單理解為：因為都存錢了，所以內部消費不高，出口居高不下，貿易順差自然就會加大。

按照這個邏輯，我們還可以繼續推導。

我們是制造業大國，生產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制成品，當內部消費不足，而產能又如此龐大的時候，我們就只能依賴外部市場，依賴出口來消化龐大的產能。

而且這一趨勢在過去十年來沒有什么太大的變化，最終也導致了美國對華提高貿易壁壘。

這是歐美誤解我們的根源，什么產能過剩、傾銷，都是由此而來。美國前貿易代表甚至說，全球無法接受我國每年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根本上，他們說的不是什么貿易順差的問題；根本上，他們說的是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太低的問題。

作為對比，隔壁的越南人均GDP還不足5000美元，但越南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卻高達65%；哪怕是印度，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也有60%左右。

同樣是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新興經濟體，他們的居民消費都要遠高于我們。

當國內消費不足以消化如此龐大的產能時，我們就只能依賴出口來消化這些產能，最終也一步步導致了今天的關稅貿易壁壘。

未來，我們要想擺脫對美國乃至歐盟的出口依賴，那么唯一的辦法就只有讓國人有錢消費，做14億人的生意，來降低對外部出口市場的依賴。

很多人說，在這一輪貿易分歧之中，我們不能退，事實上我們也的確不能退，但在不能退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要構建自己的護城河，而這個護城河，就是將14億國人哪怕是發展成3億中產，也足夠我們度過當下的危機。

美國是不是甲方，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爭議性問題。

從消費來看，美國占全球人口4.2%，但每年的消費額卻能夠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而我國，則生產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制成品，如果互補，雙方當然是皆大歡喜；但如果美國要打壓，我們最好的選擇就是做14億人的生意，而這個前提條件，就是讓更多人變得有錢。

GDP過去幾年不斷增長，但居民消費增長緩慢，這表明增長的GDP和發展成果仍然沒有相對公平的惠及全體人。

這也是我們接下來需要做的一件事。

如果美國3.5億人就可以消費全球三分之一的消費額，那么沒有理由我國14億人不能夠誕生更多富足的消費者，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全球效率最高的工廠，更應該做全球的消費者。

當下來看，很多人包括企業都在出口轉內銷，但這里的關鍵在于，我們得有消費能力才行，因此最終還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

當下消費不足的結構性問題，馬克思其實已經說得很明白。生產過剩的核心在于貧富差距大，即收入分配不均衡。

一個人再有錢，一天最多消費兩瓶紅酒，最多吃四頓飯，再多也吃不下喝不了了；而我國如此龐大的產能背后，如果僅僅依賴那一小部分人去消費，是消費不了的。

最終，我們還是要重視發展中產，將中產作為一個消費群體中的中流砥柱，來支撐產能和消費的平衡。

而不僅僅是產能上去了，GDP上去了，但居民消費占比沒有上去。

這個時候，生產出來的商品就只能依賴出口，最終又會引發其他國家的關稅壁壘。

除此之外，過去我們很大幫扶都出現在企業，而不是消費者。

不管是減稅還是補貼，亦或是以舊換新，本質上幫的還是企業；這背后的邏輯是，只要企業還在，那么就業就在，就業還在，就會有消費。

但我們忘了，企業本身并非最終需求方，消費者才是最終需求方，企業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在下行周期里，企業哪怕是得到了減稅和補貼，最終可能也不會增加投資擴大產能。

沒有新投資和新產能，就業就增加不了，最終反而會危及消費支出。

未來我們的思路，也應該從對企業的幫扶上，轉變到對個體、對消費者的幫扶上。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仍然還有很多。

有錢消費，說起來只有四個字，但真正做起來，牽扯的面不僅廣，而且還非常深。

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例，收入分配就涉及到兩個環節，第一個是生產環節，它就關乎勞動者權益保護、工會的力量帶來的最低工資、勞動保障、醫療保障等等。

第二個就是二次分配，要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也不能簡單發錢，而是要通過制度設計來達到調節收入的效果，當下來看，最好的辦法可能還是降低社保繳費。

目前我國個人與企業的社保繳費總計24%左右，且社保基數一般按當地平均工資的三倍封頂，超過部分不計入基數。

這就意味著，對于月收入幾千元的人而言，他們實打實地交了24%，而對于高收入者而言，實際比例可能僅為幾個百分點。

理想的收入分配調節采取的是累進制度，收入越高稅率越高。以社保繳費為例，如果對低收入群體降低10個百分點，那么對一個月拿5000塊的人而言，他的收入就會增加10%，即500元。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例子。

總的來說，過去那個只顧埋頭生產，不抬頭消費的時代，可能真的過去了。

一方面是外部因素關稅壁壘越來越高，迫使我們出口轉內銷；另一方面也有來自內部的內卷壓力，迫使我們提高收入增加消費。

最終，經濟增長的目標一定是提高收入，而提高收入的結果就是人們可以更高的消費。

過去，我們的經濟增長沒有體現到這一點上來；未來，我們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則必須要提高。

原因也很簡單，在內外壓力之下，特朗普的關稅壁壘，可能也是讓我們轉型的一個積極因素。

正如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所說：“應對貿易戰，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國人有錢消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