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若選擇抵抗的可能結果，這是一個復雜的歷史假設問題，需從多角度綜合分析：

一、軍事角度

1. 短期抵抗的可能性
   東北軍當時約有20萬兵力，但裝備、訓練和指揮體系與日軍存在差距。若堅決抵抗，可能在局部延緩日軍推進，但難以長期固守。日軍在事變前已周密計劃，且關東軍為精銳部隊，東北軍缺乏統一指揮和外部支援，最終可能仍無法避免東北淪陷。

2. 戰爭規模擴大風險
   若抵抗引發日軍更激烈的報復，可能導致戰爭提前全面爆發。日本國內主戰派可能借機擴大侵略，而當時中國尚未完成抗戰準備（如工業內遷、軍隊整編），或使初期損失更大。

1. 國內團結與輿論
   抵抗可能激發全國抗日情緒，加速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調整，促使國共合作提前。但同時也可能加劇國民黨內部矛盾（如地方軍閥與中央的博弈）。

2. 國際反應
   即使東北軍抵抗，國際聯盟（如英、美）在1931年仍可能保持綏靖態度，但中國的堅決姿態或能爭取更多道義支持。不過實質性援助（如對日制裁）在當時環境下仍較難實現。

1. 東北資源的得失
   若抵抗延緩日軍占領，可短暫阻止日本獲取東北的礦產和糧食資源，削弱其戰爭潛力。但日軍可能通過增兵更快控制關鍵地區，最終仍可能實現戰略目標。

2. 長期抗戰格局
   東北若堅持更久，或為關內提供戰略緩沖，使國民政府有更多時間備戰。但另一方面，過早消耗東北軍主力可能影響后續抗戰（如西安事變后的局面）。

1. 內部壓力與誤判
   張學良當時誤判日軍意圖為“局部挑釁”，且受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約束（近年研究顯示蔣張在此事上存在分歧）。即便張選擇抵抗，能否獲得中央支持存疑，東北軍孤軍奮戰勝算較低。

2. 歷史教訓的啟示
   九一八的教訓促使中國在后續抗戰中采取“以空間換時間”戰略。若初期硬拼，可能重蹈甲午戰爭迅速潰敗的覆轍。

抵抗可能在短期內提升民族士氣，延緩日軍擴張，并為全國抗戰動員爭取時間，但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略計劃和當時中國的分裂狀態，東北的最終淪陷恐難避免。歷史的關鍵轉折更依賴于持久戰戰略、國際形勢變化及國內統一戰線的形成，而非單一戰役的選擇。

既然如此，為何民間還有那么多人指責張學良？

關于民間對張學良的批評，這一現象背后涉及歷史認知的復雜性、民族情感的影響以及信息傳播的特點。以下從多個角度分析原因：

一、歷史事件的情感化解讀

1. 民族恥辱的象征
   九一八事變是近代中國遭受外侮的標志性事件，東北的迅速淪陷被普遍視為“國恥”。民眾在情感上需要為這一悲劇尋找責任主體，而張學良作為東北最高軍政長官，自然成為眾矢之的。“不抵抗”政策被簡化為“懦弱”或“賣國”的標簽，掩蓋了當時復雜的政治和軍事背景。

2. 對比其他歷史人物的“英雄敘事”
   在抗戰史中，楊靖宇、張自忠等將領的壯烈犧牲被廣泛傳頌，而張學良的“不抵抗”顯得格格不入。這種對比強化了公眾對他的負面評價，“抵抗者光榮，不抵抗者恥辱”的二元邏輯深入人心。

1. 歷史教科書的簡化敘述
   長期以來，教科書對九一八事變的描述側重于“不抵抗導致東北淪陷”，而較少分析背后的深層原因（如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東北軍內部的分裂、日本關東軍的周密計劃等）。簡化敘事導致公眾將責任單一歸咎于張學良。

2. 影視作品與自媒體的影響
   許多影視劇（如《少帥》）和網絡文章為追求戲劇性，傾向于放大張學良的“紈绔形象”或“決策失誤”，卻忽略其晚年推動西安事變的歷史貢獻。碎片化傳播放大了片面認知，例如“張學良一槍不放丟東北”成為流行梗。

1. 當代民族復興心態的投射
   當前中國社會對民族尊嚴和歷史創傷高度敏感，公眾傾向于以今天的“強國外交”標準審視過去。用現代視角苛責歷史人物，認為張學良“本應不惜代價抵抗”，卻忽視1931年中日國力懸殊、中國內部分裂的現實。

2. 對“軟弱”行為的天然反感
   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背景下，任何歷史人物與“妥協”“退讓”相關的行為都可能被激烈批判。“不抵抗”被等同于“投降”，而歷史情境中的權衡（如避免過早消耗實力）則被忽視。

1. 身份與行為的矛盾性
   張學良既是“東北王”張作霖之子，也是國民革命軍將領，同時與蔣介石關系復雜。他早年吸食鴉片、處決楊宇霆等行為，以及九一八后的“引咎下野”，都使其形象充滿爭議。公眾更易將“道德瑕疵”與歷史責任掛鉤。

2. 西安事變的“贖罪光環”與反噬
   張學良因西安事變被部分人視為“民族功臣”，但另一部分人認為他“將功補過仍難掩前罪”。九一八與西安事變的兩極評價形成撕裂，批評者往往聚焦前者，支持者則強調后者。

1. 學術研究的新觀點未充分普及
   近年研究表明，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多次電令張學良“避免沖突”，而張在是否抵抗問題上存在猶豫（如部分東北軍自發抵抗）。但公眾仍普遍接受“張學良全責”的傳統敘事，學術成果未能有效彌合認知差距。

2. 歷史假設的“后見之明”偏差
   批評者常以“如果當時抵抗會如何”質問，但歷史研究強調“當時之人做當時之選擇”。用已知結果逆推決策合理性，忽略了1931年決策者的信息局限性和現實壓力。

民間對張學良的指責，本質上是歷史記憶、民族情感與信息傳播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批評既反映了公眾對民族尊嚴的珍視，也暴露了歷史認知的簡化傾向。
客觀評價張學良需要：

1. 跳出“非黑即白”的道德審判，還原歷史情境的復雜性；

2. 區分個人責任與時代局限，承認歷史決策的多重約束；

3. 避免用單一事件定義歷史人物，全面看待其功過（如東北易幟、西安事變）。

最終，對張學良的討論應成為反思歷史觀的機會：警惕將歷史簡化為“找罪人”的游戲，而是致力于理解悲劇背后的結構性矛盾（如中日國力差距、軍閥割據、國際綏靖主義）。唯有如此，歷史才能真正“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