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駿祺

秦漢之后先民一千余年的治黃史便是血與淚的奮斗史，與一朝一代政治斡旋與權力相爭對比下，前者更是足以彪炳史冊和汗青頭白的熱淚歷史，同樣也是百年中國、泱泱大國鐫刻在這片大地上的歷史印章、是深入華夏子民骨髓與天災爭與人禍斗的不屈不撓。

氣候學家竺可楨對五千年氣候的重要學術研究，為黃河千年泛濫與汪洋帶來了客觀因素基礎的探究：氣候變暖、降雨量增加，先秦以后，我國大致存在三個氣候溫暖期；西漢、唐至北宋和清末，這三個階段的年平均溫度都高于現在的年平均溫度。無獨有偶，黃河下游地區改道最頻繁的時期也集中在西漢、五代至金末、清末三個階段。在漢代的423年中，渭水流域共發生洪澇災害109次，平均每3.9年發生一次，輕度澇災發生48次，中等澇災發生37次，大澇災發生25次，特大澇災發生9次。

人禍帶來的不僅是戰爭的流血犧牲和妻離子散。政治變動、軍事行為也為黃河沿岸的居民帶來無妄之災。班固《漢書》有言“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西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河后，20多年“不事復塞”,皆因武安侯田蚡“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的荒謬言論。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郚后，泛濫于濟、汴之間60年之久，也主要緣于王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的一己私心。

東漢瑯琊王景嘔心瀝血、無比

勤勉地主持治理黃河事宜。《水經注》有言：“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經此一役，黃河仿若被徹底馴服，一條自滎陽至利津的嶄新河道穩固成型，此后近八百年間，黃河安瀾，滔滔東去，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王景也因此青史留名、流芳千古。

可奈何，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碾至北宋時，黃河卻成為朝廷之上的“明爭暗斗”。北宋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在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決口，河水北流。《宋史·河渠志》記載:“八年六月癸西，河決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堤。”決口后，河水被分成北流、東流兩條流向。關于黃河下游自商胡場開始東流北流之后，宋朝內部出現“治東”還是“治北”的爭論。各方勢力圍繞黃河治理爭論不休，陷入黨爭的泥沼無法自拔。治理北流東流之爭勢均力敵，形成兩股勢力，身為帝王也因兩黨之爭而對黃河之禍患并不盡力。自此以后，黃河下游北流、東流并存，與北宋王朝相始終。

天子的不管不顧，重臣的倒行逆施，將桀驁不馴的黃龍驅向淮河故道。縱橫交錯的河網經絡錯亂，支流如斷裂的根莖般漫漶四溢。濁浪裹挾著代表苦難黃沙，化作貪婪的饕餮巨口，膏腴千里的平原在泥沙淤積中退化，昔日的青蔥沃野漸次蛻變為不毛之地，北宋王朝也因這場黃河之禍，國力大損，根基動搖，最終不可逆轉的走向覆滅之深淵。這帶來的巨大災難也深深加重了黃河兩岸的人民的苦難與堅強。

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為阻止金人南下，在今滑縣西李固渡人為扒開大堤，以抵擋金兵。《黃河志：卷1》所記：“是年冬，金兵南下，宋東京留守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黃河從此南流，經豫、魯之間，至今山東巨野、嘉祥一帶注泗入淮，形成黃河長期奪淮的局面。”但這一次人為改道并沒有實質性作用，反而導致黃河下游又一次改道開始，侵奪范圍擴展到潁水流域。淮河水系慘遭重創，生態支離破碎，沿岸百姓世代遭受水患、饑荒、疫病的輪番折磨，無數生命在苦難中凋零，繁華的淮揚之地一落千丈，淪為貧瘠荒蕪之所。

人禍帶來的痛苦并沒有因為一朝一夕的改朝換代而由此終結黃河流域黎民百姓與黃河泛濫的夾縫生存、斗爭歷史。

自南宋人為改道后，一直到清中期，黃河下游就處于相當紊亂的時期，雖然其總體流路是以奪淮入泗為主，但是其侵奪的范圍卻遠遠大于南宋之時乃至以前，從泗水流域擴展到了潁水流域。轉變來到明朝之時《明史·河渠志》載：“嘉靖二十五年后，南流古道始盡塞，或由秦溝入漕，或由濁河入漕。五十年來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準。”這一轉變原因便是潘季馴治河，潘季馴采取束水攻沙的策略，也就是靠近河道修建堤防，通過增加水流挾沙能力來減少沉積。這樣的做法雖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但終止了自金以來黃河下游多股并存的局面。

這段歷史長卷中的治水智慧，恰似星河輪轉，每一筆都體現著先人與黃河自然博弈的悲愴詩行。西漢賈讓 “治河三策” 為圭臬，主張分流洪水，為河水預留泛濫空間，以柔克剛，順應自然。東漢王景 “筑堤理渠” 之舉，堪稱綜合治理典范，防洪與灌溉兼顧，既保河岸安全，又促農桑豐收，以水利之利滋養民生，實現人與自然的微妙平衡。明潘季馴 “束水攻沙” 為核心，憑借工程手段強行改變黃河走勢，短期內成效斐然，卻因過度縮窄河道，加劇 “地上懸河” 風險，飲鴆止渴，后患無窮。清代陳潢在永定河建水庫調節流量，開創蓄洪之先河，為應對洪水峰谷變化提供緩沖空間，化水害為水利。

細究歷代黃河治理之失，人為干預失誤堪稱重災區。系統治理思維不可或缺，治理黃河須通盤考量上中下游全局。黃河的治理史，實為一部中華民族認知自然、調適文明的演進史。從大禹疏浚到小浪底調沙，從“城摞城”悲歌到黃河沿岸鳥雀飛翔，黃河治理的滄桑巨變，折射出人類從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從恐懼黃河到與黃河共存、從生存掙扎到高質量發展的文明躍升。今日之黃河，不再是被堤防禁錮的“憂患之河”，不再是帶來災難和人禍的“苦難之河”這或許是對“黃河寧，天下平”最生動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