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史學集刊》，原題為《從沃土到瘠壤: 明清淮北地名變遷與水患成因》

據統計，淮北鹽城、淮安和漣水在1550-1950年這400年間所發生的水災次數在5000年間發生的水災總數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88.9％、71.5％和95.6％。

近年來，學界公認，1500-1900年間是洪澤湖流域洪澇的多發期，且農作物栽培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稻麥兩熟的耕種制度，演變成以玉米、番薯類為主的糧食種植。近年來，學者對這一變遷的原因做了“科學的”分析，但其結論則令人不敢茍同。比較流行的解釋是“小冰期”一說。各種相關的論點基本源于竺可楨的歷史氣候研究。竺可楨認為：“中國地貌工作者，近年來在天山東段海拔3650米高處，發現完全沒有被侵蝕，看來好像是最近新留下來的終磧石，這可能是第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寒冷時代所遺留，即西歐人所謂的現代‘小冰期’。”

竺可楨

竺可楨把中國歷史上的低溫期定在公元1400-1900年的500年間，即便在其間最溫暖時段，“氣候也沒有達到漢唐期間的溫暖”。這一研究自有相當的科學依據，但近年各類歷史物候學者把諸多歷史事件歸因于氣候變化，則過于牽強。

竺可楨同時認為，“在這五百年間，我國最寒冷期間是在十七世紀，特別以公元1650-1700年為最冷”。眾所周知，這段時期是所謂的清初“盛世”，特別是“康熙之治”時期，“小冰期影響”說無法解釋清初災害降低的現象。有學者彌縫說，康熙時期，氣候雖然寒冷，但康熙勵精圖治，緩解了因自然災害帶來的社會經濟損失。既然勵精圖治可以解決小冰期的負面影響，那么，“小冰期”的負面影響如還存在，似可歸咎于統治者沒有勵精圖治。還有學者提出所謂的厄爾尼諾影響說：“洪澤湖流域洪澇災害變化同事件存在一定的統計對應性關系，在事件年及其次年是洪澤湖流域洪澇的多發年份。”厄爾尼諾不僅影響地球，甚至影響太陽系，它顯然不是靶向毒物，為何單單對極小范圍的洪澤湖流域產生如此劇烈的影響？

揆諸史實，淮北的水災和農作物種植結構的演變，實非上天之過，主要是因封建統治者對水利的決策失誤所造成的。

一、保運朝政與淮北水患

明清在淮北治水，支出約占全國治水經費的八成。但這些大規模的治水基本是為政治服務，大多要犧牲某個區域或多個區域，以維護朝廷視之為命脈的核心利益。

在1400-1900年之間的所謂“小冰期”，淮北水災確實數量驚人。據《明史·五行志·水潦》，僅明萬歷年間(1573-1620)，黃河就多次決溢。在明代276年時間里，黃河決溢和改道456次，平均7個月一次；清代1644-1840年，黃河決溢361次，平均6.5個月一次。但有清一代，黃河流域發生旱災201次，平均一年多一次。水患與旱熯在同一地區循環往復，這恐怕不能用厄爾尼諾影響下的降水多少來解釋。

史載，黃河遠在小冰期或厄爾尼諾影響之前，就已多次肇災，如漢興三十九年(前168)，“河決酸棗，東潰金堤，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后四十有余年……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巨野”。其后，河決之患不絕于書。“金明昌(1190-1196)中，北流絕，全河皆入淮，元潰溢不時，至正中受害尤甚，濟寧、曹、鄆間，漂沒千余里。”

萬歷時代，黃河在河南省的河道寬達二三十里(合3600～5400丈)，但到徐州附近，為了束水攻沙，黃河河道寬度被縮至80余丈。這些地方的黃河兩岸，并無磚石建成的大堤，而是土性較松的黃土。這里的黃河特別容易潰決也就可以理解了。萬歷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沖，蓋緣海濱汊港久堙，入海止云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城)、安(東)、高(郵)、寶(應)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因此，淮北的水患是人禍，而非天災。明代進士劉堯誨寫道：“淮揚多水患，而說者以為天數，豈非妄哉。”

隆慶末、萬歷初任總河的萬恭多次明確地反對加固黃河南岸河堤，認為為了保運道，讓河水淹沒黃河南岸地區(即淮北)是最合理的選擇。他寫道：“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議者，是倡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偪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他再三強調，讓黃河南徙是維護運道安全的保障，“黃河南徙，國家之福也”。他非常正確地指出，若消除淮北的水患，讓黃河從銅瓦廂改道即可：“若不為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廂一決之，使東趨東海，而河南、徐、邳永絕河患。”值得注意的是，1855年黃河“自行”改道，就是從銅瓦廂沖決的。這說明明代河臣非常清楚淮北水患的真正癥結，即淮北水患是人為控制的結果。

湖底平均海拔高于東部地面五六米的洪澤湖堤高家堰同樣易決易潰。洪澤湖作為服務漕運的巨型水利設施，在湖水越過志樁標線或漕船過淮后，往往開壩泄水。就淹沒百姓的效果而言，掘壩減水與湖堤潰決幾無二致。要知道，作為中國第四大淡水湖的洪澤湖本質上是一個人工大水庫。一般說來，蓄水用的水庫多建在山谷中；如三面臨山，只要在谷口修一道壩堰即可，這樣不會造成大面積的土地被淹。明代修筑的高家堰，在基本上沒有什么落差、地勢極為平坦、極不適合修建水庫的淮河中游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人工湖泊，且僅有東部一道堰，湖的西面、北面、南面均無實質性的堤堰。在以后的近30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河臣們不斷地加固加高高家堰，事實上是在不斷地擴大兩淮地區的災源。

洪澤湖大堤高家堰對淮北的影響，可參見浮山堰造成的惡劣后果。南朝梁武帝(502-549)時，并沒有所謂的小冰期或厄爾尼諾影響。梁軍在淮河浮山一帶筑堰，以水淹攻當時魏軍據守的軍事重鎮壽陽。浮山在壽陽下游約220公里處，地勢相差8～10米。公元516年春，大堰建成，長9里，下寬140丈，上寬45丈。大堰直接造成“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隔戍稍徙頓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當年秋，淮水暴漲，僅存4個月的大堰潰決。“淮堰壞，死者十余萬口”。據初步估算，浮山堰形成的水域面積約為6700多平方公里，積水覆蓋了今五河、泗縣、鳳陽、蚌埠、靈璧、固鎮、鳳臺、壽縣以及潁上、霍邱等縣市的大部或一部分，總蓄水量在100億立方米以上。浮山堰在高加堰西部五河地區，此處淮河河底低于洪澤湖湖底7尺有余。浮山堰蓄水幾淹沒了壽縣城，洪澤湖蓄水時顯然也要淹沒大片的淮域地區。

淮河進入安徽省，從洪河口到洪澤湖，通稱為中游，流域面積為13萬平方公里，長490公里。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為中游起點，落差僅為16米，比降為0.03‰。實際上，淮河中游許多河段是倒比降。據民國初年實測：“計楊莊舊黃河底高于海平面十米突……洪澤湖底真高亦十米突。……洪湖底，乃高于上游盱眙淮底二尺許，盱眙淮底又高于上游五河淮底五尺許，由五河至壽縣一帶三四百里間之淮底，幾無傾斜。”

洪澤湖底的海拔一般已達到10米多，最低凹的部分也在8.5米上下。湖底東部的一帶洼地，海拔六七米。里下河平原海拔只有3米左右，比湖底低6米多。根據后來設立的水位標志推算，萬歷初年潘季馴修筑的高家堰堰頂高程在12.2米左右；康熙十七年(1678)靳輔加修高家堰，堰頂高程約14米；后來逐漸加至19.0～19.5米之間。嘉慶年間，南河總督黎世序稱：“上年洪湖蓄水一丈七尺，尚不能暢出刷黃。”道光初年，更要蓄到一丈八九尺，甚至“非蓄水二丈不功”。后蓄水2丈仍嫌水位太低。道光十四年(1834)江南河道總督麟慶指出：“蓄清刷黃，治河通義。特今之黃河，底已淤高，故湖水昔存九尺而暢出，今則二丈而不敵。”也就是說，以洪澤湖底海拔10米、蓄水2丈(6.4米)計，即淹沒高家堰以西皖北地區海拔16.4米以下的地區。而洪澤湖以百億立方米計的湖水水位更高于東部蘇北平原10米左右。

由于洪澤湖水位不斷提高，在淮河中游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湖泊群。其中較大的有焦岡湖、黃湖、殷家湖、沱湖、天井湖、城西湖、城東湖、瓦埠湖、高唐湖、花園湖、女山湖、澗溪湖等。這些湖泊的形成年代大都在18世紀前中期。康熙年間，分布在運河西堤以西的湖泊有氾光湖、白馬湖、甓社湖、邵伯湖等17個湖泊。

明代重開會通河，在濟寧附近建運河水柜，即在運河所經線路的地勢最高處建立人工大水庫，且四周大部沒有堤堰。永樂九年(1411)，宋禮重開會通河時，水柜昭陽湖周圍不過10余里，80多年后，擴大了7倍。到萬歷三十二年(1604)泇河通航后，微山湖、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等都成為水柜。康熙六十年(1721)夏，康熙帝諭九卿等：“山東運河，全賴眾泉蓄泄微山湖，以濟漕運。……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截水灌田，以為愛恤百姓。不知漕運實由此而誤也。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不難濟運矣。”康熙帝的這一最高諭旨，長期為地方官員無條件地嚴格奉行。乾隆年間，微山湖的面積竟達2055平方公里。實際淹沒的地區無以估算。環湖地方官員像嶧縣縣丞、滕縣和沛縣主簿，均以在微山湖“蓄水之多少，為該職之稱否”。

魏源指出：“山東微山諸湖為濟運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員惟恐誤運，復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環湖諸州縣盡為澤國。而遇旱需水之年，則又盡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東之水，惟許害民，不許利民，旱則益旱，澇則益澇，人事實然，天則何咎？”南河總督黎世序寫道：掌管微山湖蓄水事宜的泇河廳，總是不斷抬高水位，“但求蓄水之多，而不顧地方被淹之苦”。這些掌管蓄水事宜的官員，實則控扼周圍百姓的性命，“名為惜水如金，實則有心操切。名為留有余以備不足，實則但顧運而不顧民。至湖水長至一丈七八尺，數州縣田沒水底，該河員故作咨嗟可憫之語，實則乃深喜之”。官員們深喜的原因，是百姓一旦被淹，多被迫逃亡，他們的田地就會被官府作為荒地拍賣。

每年農歷五月至九月，是漕糧北運時期。為維持運河航道的暢通，此時洪澤湖、運河均要閉閘蓄水。這個時期大致相當于公歷的6月至10月，“淮河流域于每年夏季七八月之交，多傾盆大雨”。據對1913年至1927年淮河流域月均雨量的統計，每年6-8月份的雨量約占年降雨量的56.4％。因此，漕運進行時，淮水上游支干各河來量極大，無法宣泄，使得整個淮河中游成為滯洪區，只能任其淹沒洪澤湖以西的鳳陽、泗州、潁州等地區。

總之，明末清初黃河決溢和洪澤湖多水患與小冰期并無實質性的關聯，與厄爾尼諾關系也不大。西漢武帝時，丞相田蚡為一己之利，編造謬論，把黃河決溢歸咎于上天。妄稱：“江河之決皆天事。”一些趨炎附勢之徒大加附會：“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明末清初的淮北洪災主要是因封建朝廷蔑視民生、視民為蟻、治水事務以服務政治需要所致。

南京大學歷史系馬俊亞老師著《被犧牲的局部》已在南翔書苑上架，區域史的代表作！所謂的“黃泛區”歷史上到底因何形成，民生之疾苦是如何被系統性漠視的？淮北之痛，應當有人來記錄。

二、城鄉淪為魚窟

淮北廣大鄉村常年被淹沒浸漬。康熙五年(1666)，在靳輔大筑高家堰以前，泗州等地因大堰阻攔，“泗東半沉水內”。乾隆乙亥(1755)夏，鳳陽宿州、靈璧、虹縣大水，“白浪滔滔沒煙樹”。

邳州南瀕黃河，金鄉、魚臺等十多縣之水匯入微山湖，湖水南溢侵入邳州境內，“蓋自明迄今，稱澤國者二百年矣”。在海州，無休止的潰決造成的生態破壞可謂觸目驚心。如順治十五(1658)、順治十六年(1659)，沭陽大水。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十八年(1661)，淮水、沭水并漲，一望皆水。

沛地，嘉靖二年(1523)秋，黃河決堤，引發大水。“堤堰崩圮，沖壞廬舍，平野中清碧接天，民多流亡”。嘉靖八年(1529)，“水盛溢，舟入市。鄉邑漂沒，民皆筏居”。嘉靖三十二年(1553)秋，“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上灌南陽，而單縣決口復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

黃河水從蕭縣經宿州符離溝，南流入泗州境會淮水為患，由歸仁集東奔涌而下，逐年沖決。蕭縣、碭山、宿州、睢寧、靈璧、虹縣等縣，“離河甚遠……然大水驟至之際，禾苗盡空”。(48)吳檉稱，微山湖、馬場湖附近，“每見湖水泛濫，田、湖莫辨”。為了濟運，河官們事實上蓄水于民田，而非僅蓄水于湖。

由于水患極其嚴重，田地被長期浸淹，百姓幾乎忘了“田”與“湖”的區別。明人張瀚寫道：“自淮入河，為害桃源、宿遷、邳州。嘉靖初年，黃河之水澎湃橫流，尚畏深險。數年后，河道頓異，流沙涌塞，僅存支派，浮舟甚難，行人摳衣可涉。……行民間田野中，蕩為江湖，舟人亦稱曰湖中。”

據民國前期地方官員稱：“睢寧當明清之交，本屬澤國，舊稱五湖七港，至今農人赴田耕作，名為‘下湖’。”海沭地區的方言中是沒有“田”“地”之類的詞匯的，當地人把農田稱作“湖”，下田稱為“下湖”。

河湖在淮北屢決，甚至有外堤和城墻護衛的縣城、州治乃至府衙都難逃被淹圮的命運。從地名學上即可窺見淮北所受水患的一斑。康熙十九年(1680)，唐宋名城泗州永沉洪澤湖底。泗州城在沉沒前即已屢屢被淹。泗州舊志中有徐城、下相、婁林等縣名，至乾隆時，“皆不可考”。泗州的村落多以城名，如川城、城子湖之類，“意皆古縣鎮也”。數百年里，洪澤湖底淹沒的何止是一座泗州城!整個淮北地區的城市鄉村，在明以后，多經歷著與泗州相同的命運。

梁城，“在鳳陽府西南。……今淮河中有梁城灘”。羊城，“相傳古虹州城，陷為湖”；香城，“相傳徐偃王夫人禱祀處。……今為村落云”；義城，“在陡湖，舊志云晉置縣”；淮平縣，“金元置州附郭，未詳所在”；雁門關，“徐王建國，關口代設巡司，今沒于水”。由于洪水的蹂躪與毀壞，這些古代城池均已不復存在，唯有泥墻草頂的鄉間小村落，還繼承著古代城市的名稱。

經常遭遇水患的安徽靈璧縣，萬歷十八年(1590)，水積城中逾年，曾準備遷城。史志稱該縣“市集不足志也”。睢河北岸的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元明間號稱繁華”。到乾隆時代“所存者，頹垣破屋，居民逃亡殆盡，即生聚亦復難言也”。明人曾以詩記被淹城池：“舊跡名猶在，城根尚蜿蜒。路碑殘月日，屋瓦舊人煙。禱雨留神樹，耕田得古冉公。”

蒙城，崇禎十五年(1642)，“黃河決溢，城多傾壞”；順治四年(1647)，“大雨連月，城崩陷”。懷遠縣城，南面臨淮，“沉災迭見”，“故于舊城之西，復筑新城”。渦陽縣城北莊子臺，“沒于水”。息縣長陵集，在唐時為長陵縣，19世紀中期距淮河達1.5里，60年后已逼近河濱，“長此遷移，該集之淪陷為河實意中事”。曾是臨淮城的朱店，到20世紀早年，“居民寥落……附近多瓦礫”。昔日的臨淮寺，當時已湮沒無跡。在扁擔河入淮處有百間廟，“崩塌日甚”，廟屋原有100間，1918年僅剩1間，“余均傾圮矣”。聞一多描寫了民國時期百姓被迫全部逃亡后的臨淮關梁園鎮的景象，“他們都上那里去了？怎么蝦蟆蹲在甑上，水瓢里開白蓮；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漂著；蜘蛛的繩橋從東屋往西屋牽？門框里嵌著棺材，窗欞里鑲石塊!”

魚臺縣，“乾隆二十一年河決入城，徙今治”。徙治不到30年，“又阨于水”。在兩漢極一時之盛的徐州，直到唐中葉，“江淮漕運、商賈咸出于徐”。由于徐州為泗水、黃河等河流交匯之地，“金河奪泗，而泗堙。元河奪汴，而汴絕。濁流奔注，淚沒千里。留圮于水，呂淪于沙，城郭徑術，渺不可辨”。明末以后，幾乎年年潰決的黃河徐州段地區被洪水淹沒的城池堪與泗州相比。如銅山縣城“明季城沒于水，官署因之俱圮”。在銅山縣城西南的徐州道署，初建于洪武十一年(1378)，“萬歷末避水患遷城東大察院，尋圮于水”。徐州府署，“天啟四年(1624)圮于水，遷州治于云龍山”。徐屬河務同知署，“天啟四年沒于水”。戶部分司署，“正德間圮于水”。演武廳，“舊在城北九里山，前明萬歷初，因水遷城南鳳凰山南”。皇華亭，“嘉靖中沒于水”。永福倉，“沒于水”。預備倉，“沒于水”。常平倉，“在城北三里，后移南關堤內，又沒于水”。

嘉靖五年(1526)，黃河在沛縣決口，灌入昭陽湖，“水沒豐縣城，徙治避之”。萬歷四年(1576)，黃河豐縣、曹縣段長堤決口，豐縣、沛縣、徐州、睢寧，“田廬漂沒無算”，河水吞沒了宿遷城。萬歷帝批準了督漕侍郎吳桂芳的請求，同意遷移宿遷縣治。萬歷五年(1577)，黃河水沖垮了蕭縣縣城，知縣伍維翰遷縣治于三臺山之南。天啟二年(1622)，水淹睢寧，“廬舍漂沒”，被迫遷移縣治。天啟四年(1624)，黃河徐州段魁山堤決口，徐州城中水深達1丈3尺，“民苦淹溺，議集資遷城”。最后，官民遷州治于云龍山之東。同年，睢寧縣城被水淹盡圮，總河李若星遷移縣治。碭山縣城，“嘉靖肆拾壹年水沒，遷治小神集……萬歷貳拾陸年水沒”。

這類情形在淮安府也極為常見，如桃源有名為“陸城”“吳城”等村莊，而這些村莊“為魚鱉所占者過半”。桃源縣大王廟，“康熙三十五年沒于水”。清河縣治于崇禎末遷至甘羅城，“康熙中屢圮于水”。程晉芳《重修勺湖草堂記》載，乾隆甲午年(1774)秋八月，“黃河決老壩口，灌淮城，草堂沒于水”。漣水縣，經民國前期實測，舊黃河北堤堤頂高于城墻2公尺多，高于城內地面7公尺多，“黃河若不北徙，該城遲早為泗州之續矣”。

1911年淮河中下游地區水災過后，美國紅十字會派出了由西伯特上校(Colonel William L.Sibert)為首的工程師團對淮河進行調查。據他們估計，水災造成了皖北10470平方英里、蘇北2300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淹沒。加上洪澤湖等低洼區由于高水位的淹沒，大約有60萬公頃的土地不能墾種。總的說來，淮河造成的災害，每年大約奪走了1000萬人的口糧。對于把明祖陵的安全視為至高無上事務的明朝，以及視運道為生命線的清朝來說，每年的農業損失無疑很嚴重，再加上魯南與豫東南的損失，水災給淮北農業造成的損失十分驚人。

三、從“魚米之鄉”到“窮山惡水”

淮北曾為中國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這里土地肥沃，極適于農耕，有利于稻、桑、麻的種植，是比較富饒的地區。宋代民諺有“走千走萬，比不上淮河兩岸”之說。任瑗稱：淮安“財賦殷繁，魚米沃壤”。舊志稱鹽城：“士惇禮讓之風，民樂魚鹽之利。”明代州志稱海州為“魚鹽之邦”。海沭地區，“曉市多魚蟹，村莊足稻粱”。

學者們根據淮河流域賈湖遺址出土的古稻谷(米)，提出長江—淮河上游最有可能是中國稻作發祥地的觀點。在贛榆鹽倉城龍山文化遺址等地也發現了栽培稻的遺跡。總之，在距今7000年之時，淮河流域已普遍掌握了稻作栽培技術。

西漢武帝(前140-前87)時，豫南和皖西地區修建了大量的陂塘用于農田灌溉。今天可以普遍見到的淮北漢畫像石，牛耕總是其表現的重要內容。如淮北市白瀆山出土的“田疇與耕牛”。在睢寧雙溝發現的東漢《牛耕圖》，內容為雙牛牽一犁，一農夫扶犁呵牛。這與漢代流行的“用耦犁，二牛三人”耕作制度相比，《牛耕圖》中的耕作方式是一大進步。

建安(196-219)初，陳登為徐州典農校尉，“盡鑿溉之利，杭稻豐饒，遂成沃土”。魏文帝(220-226)時，鄭渾為陽平、沛郡太守，在蕭縣、相縣(今安徽宿縣西北)兩縣邊界，“興陂遏，開稻田”。曹操與袁紹相爭時，沛國相人劉馥任揚州刺史，興治芍陂、茄陂、七門、吳塘諸塌，“以溉稻田，官民有畜”。魏將鄧艾在成年后做過汝南的稻田守叢草吏。宣帝(240-253)時，為了“省許昌左右諸稻田”，鄧艾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400余里，置營佃守。同時他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300余里，溉田2萬頃，淮南、淮北連成一片，“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唐代以前，淮北地區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均是中國的“核心”地區。開元、天寶年間(713-756)，全國各道正倉中，河南道儲糧最多，達580余萬石；義倉所儲，超過千萬石的僅河北、河南兩道。唐人涉及淮地的詩，水稻是其經常描寫的風物之一。朱慶馀《送淮陰丁明府》：“鳥聲淮浪靜，雨色稻苗深。”劉禹錫《送李中丞赴楚州》：“萬頃水田連郭秀，四時煙月映淮清。”白居易《早發楚城驛》：“荷塘翻露氣，稻壟瀉泉聲。”李嘉佑《白田西憶楚州使君弟》：“魚網平鋪荷葉，鷺鷥閑步稻苗。”許渾《淮陰阻風寄呈楚州韋中丞》：“劉伶臺下稻花晚，韓信廟前楓葉秋。”

明以后，由于工程性蓄水和工程性缺水相伴，農民只能靠天吃飯。冬春洪水較少，夏秋往往洪水泛濫。如沛縣，嘉靖八年，黃河決堤，后“平地沙淤丈深”。碭山縣“屢經水患，地多淤沙浮土。雖屢浚鑿成河，然一經水漲，率易淤塞。故河渠之名，變遷不常，緣是以為民病，日益滋焉”。邳縣境“夏秋多水患，有多數地方，僅能種麥一次，麥甫收成，水即淹至，及冬始退盡”。因此，農民只能種植一季越冬的旱作物。這樣一來，淮北的稻田越來越少。

徐州府，“谷宜麥菽麻，其黍稷八谷，繁殖如他郡，惟稻種最罕”。直到民國前期，稻田因“銅山水利未興，不能播種”。蕭縣“舊不種此”。沛縣等與山東接壤的微山湖沿岸，“土性宜稻，惟夏秋水潦，泛溢可虞。”因此，種稻之事，只能流于紙面，“若仿江南辦法，先筑圩堤，試辦種稻，則足以護水而收成效”。睢寧，“壤土瘠薄，非有膏腴藪澤之饒。夏麥秋禾，畝無溝遂，不宜稻產”。睢寧僅有的稻，“旱產，百無一二”。宿遷縣，“下隰之稻，百不及一”。沛縣“少稻”，注曰：“旱田不宜于稻，洼區間有種者。府志引《說文》，‘沛國謂稻曰稬。’或古昔獨盛歟？”“稬”即“糯”，可見這里曾是糯米的產地。

宿遷、沭陽、贛榆等地，清初漕糧尚征粳米。康熙前期靳輔治河時，“為黃河漫溢，田地皆成沙土，止產粟米”。清廷被迫在這里改為征粟。太和縣，“無水田”，稻“昔曾多有種者”。后來桃源等地相繼改折。乾隆年間，署江蘇巡撫薩載奏：“淮安府屬之阜寧縣，每年額征漕南等米麥九千五百五十石零。該縣濱臨湖海，地土沙潽，產米本屬無多。……歷年糧戶完漕，全系買自縣邑，赴淮交納，恒多未便。”不但稻米無法種植，就是其他物產也幾毀滅。徐州地區“蓋自河水蕩決，黃沙無垠。徐下邑多被其患，向所稱諸物產，或荒淤不復。生民賴貿遷為用，而川渠不常達，陸運艱阻。河既北徙，內產告匱，外物罕通，徐之民益貧困”。

明、清乃至民國時代，中外學者公認淮河為水田和旱田的天然分界線。昔日魚米之鄉的淮北成了黍、麥的低產地。胡煥庸指出：“淮安以南為水田，淮安以北即為旱田，界限非常清晰。”一部地理學著作開宗明義地指出：“淮北是雜糧分布地，江南北是米的分布地。”淮北從高產的水稻生產區演化為低產粗糧產區的原因，不少學者認為明末出現了所謂的“小冰期”；并且認為在明末出現糧荒時，美洲傳入的玉米、番薯正好緩解了這次危機。

包括洪澤湖流域在內的淮北地區，1400-1600年水稻減少最為嚴重，但同樣據竺可楨研究，1400-1600年中國嚴冬次數僅為24次，遠不及1200-1400年的60次。竺可楨認為：“中國每百年之嚴冬次數……第十二及十四世紀而達其極；至十五世紀再行減小，足證自一一○○年至一四○○年，氣候必異常寒冷。”這說明，1400-1600年淮北水稻消失或減少與小冰期無關。

考諸史籍，淮北水稻種植大面積轉向其他旱作物生產之時，即在所謂的“小冰期”以前以及中間，官府在海河流域植稻的事實不絕于書。就在萬歷時期，汪應蛟任天津巡撫，見葛沽、白塘等處田多荒蕪，遂募民墾田5000畝，水田占十之四，每畝產糧四五石。汪上疏稱：“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為田，可七千頃，頃得谷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這個奏疏獲得了批準。天津城南5里有水田200余頃，號曰“藍田”，為康熙年間總兵藍理所開浚，河渠圩岸面積達數十里。藍理曾聘請閩、浙農民傳授技術，當地人稱這里為“小江南”。

清前期，李光地任直隸巡撫時，涿州水占之地，每畝售錢200文，尚無人肯購，請求興修河間水田。一旦開辟成水田，每畝值銀10兩。乾隆年間，直隸總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查勘所至，眾情欣悅”。霸州知州朱一蜚，在乾隆九年(1744)二三月間勸民開井2000余口，用于灌田。一些民間士紳也常自行在北京周邊地區種植水稻。石景山有位修姓莊頭，“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為災”。蠡縣有位富民自行鑿井灌田，“愈逢旱歲，其利益饒”。乾隆九年山西道御史柴潮生奏請特遣大臣一員，由國家撥款數十萬兩，在河間、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除運河、滹沱河外，其余河渠淀泊，凡有故跡可尋者，均重新疏浚。在河渠淀泊之旁，各開鑿小河。小河之旁，各開設大溝。依次建立水門，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泄水。離水較遠之處，每一頃田，掘井一口。十頃田，則堀大塘一口，以供灌溉。并請另派大臣一員，到直隸其他府州，按河間、天津二府的方法辦理。他認為，“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杭稻油油，且今第為興水利耳”。

農學家認為：如果有了充足的可調控的水資源，水稻可以在多種土壤和多種氣候下生長。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寫道：“水稻是突出的農產品，占中國南部地區人民食物的絕大部分。盡管水稻可以種植到極北的海參崴，但在秦嶺和淮河以北地區僅有極少量種植。蘇北的清江浦和淮安是大片水稻區的極限。”

既然所謂的“小冰期”并不影響海河流域乃至海參崴地區的稻米生產，那么就淮北稻米種植業的消失而言，“小冰期”絕不會是主因。

其實，早有學者通過對淮北地區光熱、降雨等氣象資料的分析，指出淮河流域水稻興衰與歷史上物候的波動沒有什么關系，而是水患所造成的。也就說，淮北地區無法種植水稻主要是因水資源無法利用，而非小冰期或厄爾尼諾所致。

良好的水利設施不僅是稻米生產的最重要保障，還能在某種程度上改善氣候。菲律賓農學家柯拔蘭指出：“灌溉不僅是應用于氣候和米的種類，并且它的應用對于米還有這樣的作用，就是它可以改變氣候本身。”也可以說，淮北水利設施的破壞，造成了氣候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變；而不是小冰期之類的氣候變化造成了淮北水患頻仍。并且，就糧食提供的營養和熱量而言，玉米和番薯絕對無法與稻米相提并論。

結語

大運河的修筑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體現了中國輝煌的文明和燦爛的文化。但封建統治者為維持運道，不惜把黃河水流全部逼入淮河，任由黃河水在徐州、邳州、淮安、海州地區漫流，并在基本上沒有什么落差、地勢極為平坦、極不適合修建水庫的淮河中游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人工湖泊——洪澤湖，把皖北數千平方公里的鄉村鎮市作為蓄洪區，把蘇北廣大地區作為行洪區。此外，還在魯西南高地上建造了為運河供水的大型水庫微山等湖泊。這些因素造成了淮北生態的急劇衰變，把淮北從魚米之鄉變成了窮山惡水之地。長期的洪水淹浸，使淮北大量城池傾圮，市井成河，桑田沉為湖蕩，田廬變為魚窟。淮北人已忘了“田”“地”這些詞匯，只知有“湖”。

明清時淮北的水患以及農作物種植的演變，絕非被污名為素質不高的“潑婦刁民”之過，與小冰期和厄爾尼諾也無實質性的關聯，而是封建統治者一手操持的結果，是赤裸裸的人禍。

封建專制統治者隨意淹沒淮北這樣廣大的地區，說明他們盡管打著“仁政”的旗號，實質上沒有尊重“人”的意識。經常性的蓄水、泄水淹民，充分暴露了他們視民命如草芥的本性；即便救災施賑，也不過是擔心遍野哀鴻變為覆舟之水而已。在這方面，他們絕對無法與近代資產階級相提并論。恩格斯指出：在文明國家，“統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但是，社會，特別是資產階級，有責任保護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命，比如說設法不要餓死一個人”。在封建專制社會，水患到來時，餓死人，乃至“人相食”則是常態。

封建專制統治者不可能賜給淮北陽光和雨露、施舍真正的福利，不可能推動淮北進入近代文明社會。一句話，專制權力只會在淮北作惡，而不能寄望其行善。當近代江南人承受資本主義經濟的種種痛苦時，被視為與江南相差千年的淮北卻苦于沒有這些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視飽受責難的近代工業文明為福音。而當專制權力的統制稍弛，淮北出現市場經濟的空隙時，淮北人便煥發出無窮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