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導讀【史學革命的思維密鑰：當辯證邏輯重寫考據傳統】

在史學研究領域，如何打破傳統范式的束縛？喬治忠教授給出建議：借助理論思維，運用辯證邏輯。王國維 “二重證據法” 存在哪些邏輯問題？乾隆朝史學中官方與學術又有何矛盾？郭、顧二人的研究帶來新啟發。“辯證考析” 新范式應運而生，它能突破局限，解決難題。通過滿文老檔等案例，重探史學起源。以官方、私家史學互動為主線，一場史學思維革命正開啟，改寫著傳統史學認知！

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理論思維與辯證考析

——我的一些治學體驗

廊坊師范學院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心 喬治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項目“新編中國史學史”（23VLS022）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中國史學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研究密切聯系，應當特別提倡理論思維。在現代電子資源、網絡資源大有發展的形勢下，歷史資料、歷史文獻的查閱和掌握十分方便，歷史學者想取得出類拔萃的成果，主要靠學識，靠理論思維的能力。思考本專業的學科理論，即探索史學史是怎樣的學科，其學術地位如何，中國史學史的學術任務和學術內容有哪些，是自覺進行理論思維的體現之一，也是對史學史研究目標的明識。史學研究必須遵從邏輯規范，特別要鍛煉辯證邏輯的運用。形式邏輯是非常重要的思維方法，不可廢止，但辯證邏輯更加完善。學術研究要以邏輯性自律，邏輯性也可用以檢驗他人的著述，學者中如王國維等，就存在違反邏輯的大量論斷，需要予以辯駁。當下，應當大力提倡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既可用于史學宏觀問題研究，也可以用于歷史考據。以辯證思維解決歷史考證的難題，可稱之“辯證考析”，是理論與史料的深層次結合，已經在學術檔次上有別于傳統的考據方法。

關鍵詞：理論思維；辯證考析；史學史；邏輯

理論思維，對于任何學術工作、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而史學史研究關注的是歷史學自古及今產生和發展的全景與全過程，尤其需要以理論思維進行概括和總結。對于歷史學發展中的一些關節點，不僅必須發揚傳統的、一般的歷史考證方法，而且還應當掌握辯證考析的思路和方法，方能破解難點，開拓視野，深化研究。對此，筆者在幾十年的專業研究與教學實踐中，得出不少心得、體驗，謹此略奉芻蕘，就正于時賢。

一

關于學術性的理論思維

理論思維是人類最高層次的思維方式，遠遠超越以經驗和常識進行的思維，正確地運用理論思維，可以迸發出強大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從認識論著眼，人類從感性認識提升為理性認識，是思維能力的一個飛躍，但理性認識還不等同于理論思維。因為對于具體、個別事物作簡單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推理，即可成為理性認識。而理論思維則是總要與系統性的理念相聯系，不能止步于對個別事物的認識。

完整、深入的理論思維，可分為三個遞進的層次：其一是理論思維在進行之始，就具有一定的系統性理論基礎，運用一套比較成熟的概念體系作為思考和推理的工具；其二是理論思維的目標，是要形成對既定認識對象系統性認識，即將大量具體對象的研究予以概括和抽象，形成一個總的認識框架，具有某種系統化的特征；其三是將概括而成的系統認識，反饋于具體問題的研究，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這種“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

這里，需要舉個歷史研究的簡單實例來闡釋一下。清朝乾隆帝是個值得深入研討的君主，撰寫其一生傳記的著作出現多部，撰寫的初始，除了從檔案、《清實錄》等史籍搜集史料之外，必然依據一定的歷史認識理念組織素材，隨之列出論述的大致框架。

20世紀80年代之后面世的幾部乾隆皇帝傳記，都是在宏觀理念上，將乾隆帝定位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總體衰落的后期，而他又是有所作為，頗多功業。但乾隆帝在當時世界性的視野上，則很有局限性。這一類的論述和評論的認識框架，體現了概括和抽象的理論性質。這是完成上文所說的“其一”和“其二”，即掌握相當多的資料同時依據一定的理論基礎，運用了既定的概念工具。關鍵乃是第三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在“思維用來掌握具體”的運作上需要全面和深入，不可遺漏和忽略重要的具體史實，在歷史問題的要點上必須作精到的解析，不可浮光掠影一帶而過。

筆者曾經撰文評論五本乾隆皇帝傳記（周遠廉著《乾隆皇帝大傳》，白新良著《乾隆傳》，孫文良、張杰、鄭川水合著《乾隆帝》，唐文基、羅慶泗合著《乾隆傳》，郭成康、成崇德等多人合著《乾隆皇帝全傳》），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時，通過各書內容的比較，指出各書都有漏略，也有誤解重要史實的缺點，特別指出的是所有這些著述，具有共同的缺欠：

各書均未將乾隆帝的思想作為系統的研究專題，僅個別或附帶性論及，足見主觀上即未加重視。乾隆帝的軍事思想、刑法思想、經濟思想、文化思想，存于其諭旨、文集、詩集、書序、題識及欽定各種官書中，而最有特色的是以審視古今歷史為樞機的政治思想，集中地表現于《御批通鑒輯覽》一書及批語中，反映出他在天命與人事、朝代更替與正統論、君權與君臣關系、用人行政、臣節忠孝、儲貳嗣位等等問題上的見解，建立起一個比宋明理學家更嚴密、更純粹的封建主義歷史政治思想體系。

乾隆帝在《御批通鑒輯覽·自序》中，稱該書“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完全是一副思想教主的姿態。不抓住乾隆帝生平思想的這一要領，就不能深入理解和正確評析他的某些舉措和行為。

歸根結底，必須高度關注清朝官方的史學運行，乾隆時期是官方史學最為繁盛的階段，乾隆帝不僅在政治歷史觀上超越以往所有帝王，在天文、地理學術見識上也超過當時許多的著名學者，特別是明確否定了自《周禮》就大加張揚的“分野”之說。

在乾隆四十七年改修成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中，毅然廢棄“分野”，采用西洋人協助測定的“晷度”，即經緯度來標示地理位置。隨之又在若干史籍纂修中推行，此可謂科技史上的一次跨越。但是，這一舉措并未全面發揚光大，乾隆帝懶于進行全國“晷度”的廣泛測定，也生怕過于觸動舊的傳統思想體系，反倒在新修《盛京通志》中仍設“分野”類目，以鼓吹清朝“龍興”的祥瑞星象。這里，體現出乾隆帝在其歷史地位制約下的思想局限性，而政治利益對學術認識造成扭曲，此乃不能忽視的歷史之痛。

上述問題足可以看出，在歷史研究中提高理論思維的認識深度，擴大學術視野的廣度，細密而全面掌握史料素材，鍛煉敏銳捕捉史實要點的能力，應當是每個學者不斷努力的方向。

理論思維在政治的、經濟的等等實務中，同樣不可缺少，而這里我們只討論歷史學學術性的理論思維。學術研究的理論思維，完全不同于信仰的闡揚，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對于一個系統理念的信仰，人們在闡揚中會具有理論性論說的外觀，但較難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這就與學術性理論思維以創新為宗旨的路徑不能等同。至此，我們應當對學術的特點、性質有一個清晰的闡釋。

學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認識水平高度發展后產生的。人們在認識自然界、認識人類自身及思考自然與人類關系的進程中，將抽象思維水平日益提高，見解日益系統化，并且不可避免地出現思路與結論的差異與分歧。當各種具有某種系統性的見解以成熟的概念進行思辯、傳習以及用文字記載下來，就形成為早期的學術。

因此，學術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的抽象思維、理性認識發展的產物。實際上，學術事業一經產生，即使某種學術與某種社會利益密切關聯，也是以闡發其主張之確當性的邏輯思維方式出現，顯示為一種理性的自覺和自立精神，而不是盲從與附庸，不是朝三暮四或隨波逐流。自覺地追求和闡明理念的創新、正確與合理，盡力擺脫盲從與狹隘功利性的桎梏，唯以求真、求是為宗旨，這是學術精神中最具特色和最可貴的要素。

學術性的理論思維，乃是人們針對各種專門問題所作出的以追求認識正確性與深刻性為目標的研討過程及其成果，它以較為系統的理性見解實現于社會。人類的所有重要行為的是非、得失以及人們的價值觀，或早或遲都將在學術研討中審視和判斷，學術性審斷是持續和發展的，不容易最終定論，而對比于其他非學術性審斷，則帶有最終審斷的價值。理論思維當然不限于學術領域，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現實問題、文藝活動問題等等，都少不了理論思維，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年輕的從事史學史專業的朋友，從現在起就需要有重視理論思維的鍛煉。因為當今的學界，史料資源狀況已經大大改觀。老一輩的歷史學學者，可以將掌握較多、較珍稀、較特殊的歷史資料作為一生治學的優勢，要查閱一些不大經見的史籍、史料，在過去不是容易之事，我在讀研究生時期（20世紀80年代），本校圖書館的藏書很不夠用，常常需要跑北京或其他地區圖書館查資料，手續麻煩，而且受到很多限制。現在，歷史資料、歷史文獻的電子資源、網絡資源相當豐富，而且還在擴展之中。這種局面發展的結果，致使學者想要取得出類拔萃的成果，如果還是象以往那樣拼史料，將是越來越顯不出優勢。學術創新更多的是要靠學識，靠理論思維的能力。

二

中國史學史的學科理論

作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習者，如果自覺地運用理論思維，首先應當思考本專業的學科理論，即探索史學史是怎樣的學科，其學術地位如何，中國史學史的學術任務和學術內容有哪些。諸如此類的理論性問題，研究史學史專業的學人，如果全然不加思索，那實際上是或多或少缺乏理論思維的意識，甚至對于本專業的治學目標也比較模糊。我在攻讀本專業研究生之時，受導師楊翼驤先生的教學課程啟發，就已經思考上述問題，隨后逐漸具有清晰的認識，經過幾度修訂補充，提出了系統性論述。

作為一種學術門類，史學史是研究歷史學發生、發展和各個時期史學活動狀況及其與各種社會因素相互關系的學科，它有著清理史學遺產、闡明史學演進過程、揭示史學發展規律的任務。中國史學史就是把歷史學演進的范圍大體規定在中國的范圍之內，清理我們祖國自古以來的史學遺產，闡明中國史學的演進過程，揭示中國史學發展的特有規律。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三大任務和八項內容解析如下。

（一）三大任務

1.清理史學遺產，乃是史學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

我國是史學遺產最為豐富的國家，多種體裁、多類內容的史籍浩如煙海，古代散見于經部、子部、集部諸書中的歷史評論、史學批評、史學議論多不勝收，近現代發表于報刊的史學撰著絢麗多彩，這些皆為卓有中國特色、富于理性精神的文化財富。清理這些史學遺產，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盡管前人已經取得很大成績，但仍然是今后史學史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工作。清理史學遺產包括這樣一些內容：搜集、發掘各種類型的史學著述以及相關資料；分析歷史著述的內容和形式；考察史籍的史料來源、撰述過程、可信程度；探尋歷史著述蘊涵的史學觀點、思想傾向等。這是一項有考訂、有分析、有評價的綜合性工作，因此可能取得很顯著的研究成果，但它對于整個史學史研究來說，大部分是屬于一個個“點”上的工作，與歷史文獻學、斷代史研究的某些選題，有時是類似的和交叉的。

2.闡明史學演進過程，是在清理史學遺產的基礎上進行的，其任務是將歷史學的產生、發展和各個時期的基本狀況，予以條理化、系列化的敘述與評析，這就要求把清理史學遺產的各個知識“點”聯結成包括時間先后在內的有序的線索。

這不等于是各個“點”的簡單相加，而是充滿了對不同或相同時期史著、史家、史學現象的對比分析和總結概括，指出其間的聯系以及與社會環境間的聯系，剖析活躍在史學發展中的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評述史學的社會作用，對于有代表性的、開拓性的史家和史書，予以重點的研究。總之，要表述出關于史學發展進程的連續的實景、系統性的知識和精湛的評析。闡明史學的演進過程，才使史學史研究真正具備獨立學科的性質，從而與目錄學的史籍解題、人物傳記中的史家介紹以及其他相鄰學科區別開來。

3.揭示史學發展規律，是史學史研究的重要任務。

歷史學是一種學術、一門學科，它反映的是既往的社會文化活動，因而史學的發展要受到社會整體條件的制約，還會受到政治、哲學等上層建筑及其他社會意識的影響。但歷史學的系統一經形成，它的發展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有它內在的動力，而且參與到整個社會的運轉機制之中。揭示史學的發展規律，就是要探討史學發展的社會條件與內在原因，剖析歷史學在不同階段的運行機制，這需要在史學史研究相當深入的基礎上，通過中外史學的比較研究來逐步解決。

這三項任務不是互相分離的，前項是后項的基礎，后項是前項的指導，各項任務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只有對史學遺產作出一定程度的清理，才能較好地闡述歷史學的演進過程；對史學演進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才能探討史學發展的規律；在對史學規律的探討中，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史學從古至今的演進。

縱觀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先秦時期是史學產生與初步發展階段；秦漢時期至東漢末年，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得以奠定；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史學多方向探索發展途徑的階段；隋唐五代以及兩宋時期，中國傳統史學達到發展成熟的階段，而同時出現較多的矛盾；元明兩代，史學的發展有了調整和新的探索；清代在整個傳統文化總結和清理的背景下，史學也表現為大清理、大總結的特色；20世紀初，中國史學開始了向近代轉型的進程，此后的史學發展，呈現思想、理念、治史取向的多元化狀態；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乃是近代史學發展的新生面。

（二）八項內容

中國史學史的學術任務，是對研究者提出的由淺至深的階段性目標。任務明確之后，可以將中國史學史研究應當關注的內容，以分類分析的方式歸結為歷史觀、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學、官方修史及其相關的制度與舉措、史家的史學活動、史學評論、史學與其他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史學發展的社會運行機制八個方面。

1.歷史觀，是對歷史的概括性看法，其系統化即為歷史哲學，回答諸如歷史是否發展進步，歷史變化發展的原因和動力，歷史的變化發展有沒有規律性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嚴格說來，歷史觀在整體上不屬于史學史的研究范圍，但是，在歷史上曾經形成思想潮流的歷史觀，如中國古代的“五德終始論”、“正統論”等，對史學的發展極有影響，史家的歷史觀也制約著他的史學活動，這些都是史學史研究不應回避的。因此，史學史將歷史上對史學造成很大影響的歷史觀以及重要史家的歷史觀，作為本學科的研究內容之一。

2.史學思想，是對歷史學本身的一種認識，涉及歷史學的性質、功能、治史目的以及與此相關的方法論問題，例如撰史目的是作為“名山事業”還是經世致用？史學的功能有哪些？史家必備的條件和素質是什么？關于歷史記載求真與求用的關系等等。這些多為理論層面的問題，但古代的史家和學者，其見解和論述往往是零散、片段的，有的甚至沒有直接的論述，而是通過歷史著述間接地表現出來，這需要通過史學史的研究加以發掘和整理。

史學思想與歷史觀是不同的范疇，前者的認知對象是史學，后者的認知對象是歷史，史學界存在著將這兩個概念含混使用的現象，是應當糾正的。

在史學史上，各種史學思想也有一個從零星的、個別的認識到逐步完善化、系統化的發展過程，而史學思想一經形成體系，即成為一種史學理論。史學思想的概念內包含著史學理論，史學理論是系統化表述出來的史學思想，因此，史學史應當將各種史學理論的形成、發展的進程及其原因納入其考察的范圍。

3.歷史編纂學，是關于編撰歷史著述的具體方式、方法的學問，它所解決的是史書如何更好地表現客觀歷史內容的技能問題，這既涉及史書的編寫形式，又涉及史書的內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鑒別和篩選，史書的結構安排，史文的斟酌修飾等等。這其中有些常被人視為歷史文獻學、“史料學”的內容，而從史學史角度出發，乃將之視為編纂史書整體工作的一部分，皆歸屬于歷史編纂學。

我國自古代以來，歷史編纂學的成就異常豐富，有精細的搜集、鑒別、選擇史料的經驗，有多種形式的史書體例，這使歷史編纂學在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

4.官方修史及其相關的制度與舉措，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史學現象。早在先秦，中國官方就有了自覺的記史體制，至遲從東漢起，官方已從記史發展到同時修史，官方修史活動連續不斷，修史機構和修史官職逐漸成為國家官僚機器的組成部分，官修史在史學遺產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官方形成較為穩定的史學思想與修史規則，這是西方古代史學所不具備的特點。中國的官方史學，包括歷代史官建置、史館機構，官方史學思想，對修史的規范性規定（其中含有針對私家修史活動的干預），官方歷代修史的具體過程和具體措施，官方運用史學和歷史知識于政務的舉動等等。

這些內容，不僅史學史研究無可回避，而且也是中國斷代史、通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所必須關注的，缺少這種研討，上述各項歷史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5.史家的史學活動，構成了史學史的發展過程，是史學史必須研究的內容。而史家的史學活動，乃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歷史觀、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學等類內容具體、生動、活化的體現，研究史家的史學活動，也需要從歷史觀、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學等方面予以分析。將其單獨列為一項內容，是因為對史家的研究不僅僅是分析和概括，還必須進行那些具體過程與客觀細節的“寫實”。

研究史家的史學活動，應包括史家所組成的團體及形成的流派，同時，史家的史學活動是與他的政治活動、其他學術活動聯系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割裂。因此，研究史家史學活動與研究官方史學活動一樣，是史學史中特別具有綜合性、寫實性的方面，是能夠生動、真切地反映史學演進狀況的內容。

6.史學評論，就是對歷史著述進行諸如材料真偽、結構優劣、成就高低、影響大小等方面的判斷和論證。史學評論的問題涉及歷史觀、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的各個方面，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為了恰如其分地評價史籍，有時還需要進行必要的考證。在史學史上，史學評論對促進史學的發展進步起了重要的作用。史學史學科不僅本身有著評論歷史著述的工作內容，而且還要對前人的史學評論進行闡述和總結。

因此，史學評論既是史學史學科的一個研究手段，也是史學史研究的一項內容，即我們要以史學評論的方式研究史學著述，也要重新研究過去史學發展中出現過的史學評論。

7.史學與其他社會因素的聯系和相互影響，應是史學史研究所關注的內容。史學史研究必當汲取哲學史、思想史以及歷史學各門專業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同時也將自己的成果置于其他關聯學科的知識系統中檢驗與定位，如《史記》的文學性是全面評析司馬遷史學成就時不可遺缺的因素，那么《史記》中文學性與史學性之間的關系、西漢時期文學對司馬遷的影響，都是史學史研究應當問津的內容。至于劇烈的社會動蕩、聲勢較大的社會思潮，都對史學發展施加了顯著的影響，史學史研究對于諸如此類其他專業研究的問題，需要予以適當的把握和重新審視。這里，史學史不能不經審視就直接襲用其他專業的現成結論。

8.史學發展的社會運行機制。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現象，越是在古代，史學活動越是與政治文化及其他社會因素交織一起，處于相互作用之中。歷史學發展的原因，歷史學發展的各個階段的取向，歷史學功能的發揮，史學潮流的形成和轉變等等，這些重大的與根本性的史學史問題，都必須置于整個社會背景、各種社會因素的內在聯系中才能夠探討。而探討史學在與各種社會狀態相互聯系中的運行機制，是深化史學史研究所必備的。

史學怎樣才能在社會中產生、存在和運行，運行方式是什么，這種運行狀況給史學的發展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這要比分析具體史學現象與某種社會因素之間的聯系更為深入、宏觀，更加“長時段”，將涉及歷史學發展的規律性問題。

以上八個方面，反映出中國史學史內容的類別結構，但互相不能絕對地分割，而是有機地結合于一起。在中國史學史的學科建設中，學術任務與研究內容的這兩層結構，是其學術體系的基本體現。真正理解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和內容，在學習與探討中就會具備清晰的思路和坐標，轉化成為一套得力的研究方法。

史學史在歷史學科中處于什么地位呢？一般認為，史學史是從歷史學科中縱向分立出來的一門專史，或為學術史的一個分支。這種看法并不錯誤，但遠遠不夠，這未能觸及史學史學科的深層本質和重要機制。簡單地將史學史看成與經濟史、軍事史類似的專門史，而又不能象經濟史、軍事史那樣緊密連接現實社會的行政需要，因而容易導致被輕視、被邊緣化之處境。

史學史的任務具有對歷史學全部學術遺產進行系統化、寫實性清理和總結的功能；史學史的內容包括史學評論，即對于既往一切史家、史籍、史學成果、史學觀念和史學流派予以審視與評定。因此，史學史是從歷史學科分出來而又凌駕于整個歷史學之上的學科，是對整個歷史學所有宏觀問題、具體問題的反思。

這個重要機能，成為守住史學求真、求是的最后閘門，具有保障史學健康發展的重要作用。無論學界還是政界，很少有人認識及此，本專業的學人應當大力宣講這一學科理念，普及這項鮮為人知的知識。

三

史學評論和審視中的邏輯判斷

歷史研究離不開邏輯方法，歷史考據也好，歷史理論的概括也好，都一定會運用邏輯思考方法，同時也受邏輯規范的制約。從史料的解析、史實的考訂到歷史問題的推理和概括，都不能隨意做出違反邏輯性的結論。較好地掌握邏輯性規范，不僅可以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自律，更可以用來判斷學界他人議論的正誤、是非。我們舉出王國維《古史新證》中的一個實例，從邏輯規范上分析之。王國維說：

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這里聲稱所謂的“地下之新材料”，能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其邏輯是否合理，且待后文分析，而他得出概括性觀點說“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其邏輯性是極其片面的，顯示了所謂“二重證據法”純屬信古派的思想方法。因為古書記載“未得證明者”，應當是大可懷疑，久疑無解而且揭示的疑點越來越多，則否定其真實性乃自然而然的結論，安能毫無道理地聲稱“不能加以否定”。他還把這種武斷的說法具體落實，斷言：“然則經典所記上古之事，今日雖有未得二重證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殺也。”在其心目中，儒學經典之書是不容許懷疑的，保守、信古的觀念十分濃烈。至于說古書“其已得證明者”，除了要追問“證明”的方法和結論能否成立之外，還應當審視其到底證明了其中什么內容，在邏輯上不允許證明了該書其中一點，就肯定全書。

在同一著述中，王國維還說：“《史記》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辭證之，雖不免小有舛駁而大致不誤，可知《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而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這里在邏輯上已經陷入極為荒唐的泥淖，《史記》即使在殷商世系記述上有所根據，也不可因此而斷定在夏代世系的記述上也同樣準確。同樣，《史記》記述楚漢戰爭中“霸王別姬”情節，乃是并無事實根據的謠傳，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其書中對項羽的所有記述。

具體史實的鑒別，只能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決不可隨意比附推想，這是一般人都能認清的道理，王國維這樣的大學問家，居然會如此邏輯混亂，原因何在？更甚者，作為現代先秦史學界之名儒大家的袞袞諸公，大多皆認可王國維的這種說法，原因又何在耶？

王國維成名論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及《續考》，其中自以為得意之筆，是對于“王亥”的考訂，他發現殷商卜辭記述對于“亥”的祭祀，“乃祭禮之最隆者，必為商之先王先公無疑”，并且因《山海經》一書有關于“亥”的神奇敘述，即認定“夫《山海經》一書……其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于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

王國維的這項論述，隱含嚴重的邏輯謬誤，卻得到大批人士的吹捧，造成中國歷史學界嚴重的惡果。連托派、假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古史尚未達到一知半解程度的李季，也聲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湊熱鬧，說什么顧頡剛等人的疑古理念，“碰著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們的法寶碰碎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積重難返。有一篇題為《學術轉型視野下的〈山海經〉與民國古史研究》文章，聲稱“王國維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是“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結合甲骨卜辭和文獻記載，考證王亥確為殷商先王，表明《山海經》一書確實包含可靠的歷史材料”。

王國維的邏輯，是卜辭中多有殷商祭祀先公先王的記載，其中“亥”的地位十分顯眼，而《山海經》也有“亥”的故事，于是《山海經》的內容就“非絕無根據也”。現代學界許多人就認為“《山海經》一書確實包含可靠的歷史材料”。細加分析，王國維實際在他的邏輯中偷偷加入了一個前提，即卜辭中的殷商先公先王全部都是絕對真實的歷史人物，由此才能得出他的結論。我們試將思路倒過來推論，前提是認定《山海經》是充滿荒唐神話的書籍，決非真實歷史記述，而甲骨文卜辭中居然存在《山海經》所說的“亥”，那么卜辭中所祭祀的所謂先公先王，也會存在荒唐不實之說。兩種思路所設定的前提不同，那么，哪一思路在邏輯上占據優勢呢？

兩相比較，王國維暗藏的甲骨文卜辭絕對可信之觀念，是沒有證據的，而《山海經》的內容，則一看就知道是神魔鬼怪傳說，所以我剛說的思路要優于王國維的論述。司馬遷早就指出：“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很明顯，這里的語義是不相信這類記述怪物之書，要堅持史家求真的原則。可悲的是近現代的史學界信古守舊勢力，智商和見識遠遠落后于兩千年前的司馬遷，更完全喪失基本的史學求真務實準則。

近代以來，史學界試圖從《山海經》上謀求名利者屢見不鮮，弄得烏煙瘴氣，象卷入無數穢物的沙塵暴一樣，污染著本應清朗的學術空間，而其依據，大多也是以王國維的謬論作護符。例如名為考古家的信古派徐旭生，居然稱贊《山海經》“從史料觀點來看，為我國有最高價值書之一，而有此等價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這樣的荒誕胡言，恐怕令王國維也要驚掉下巴了。

總之，以邏輯角度檢驗自己撰述，審視他人論斷，是研究歷史學非常重要的方法，在閱覽一篇論文之始，只要發現其文的核心論述不符合邏輯規范，不用做另外的審視，就可以將之列入批評與否定范圍，因為邏輯錯謬是整體性的錯謬，是真正的硬傷。有邏輯性硬傷的論著，總會同時存在史料運用上的片面和舛誤，從邏輯分析窺破癥結而繼續追究，能夠產生事半功倍之效。當然，欲付諸實際的學術批評，還必須做綜合的、全面的研究，但這下一步的綜合研究，已經由邏輯性的審視提供了批評的方向。我在2010年發表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批評和否定，就是這樣的思路進程。

殷商甲骨文卜辭中祭祀的“亥”，究竟是不是真的歷史人物？郭沫若早就做出了天才的考析，他的《釋支干》一文，約4.5萬字，1929年成稿，1931年發表。文內利用甲骨文、金文和多國文字為論據，且引用大量圖片、符號，顯示出知識的淵博與學識的精深。

干支紀年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紀年方法，是優秀的文化遺產。但這個紀年法還有一個古老的“歲陽”、“歲陰”的寫法和讀法，可條列如下：

歲陽：甲—閼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強圉（yǔ），戊—著雍，己—屠維，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yì），癸—昭陽。

歲陰：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落，午—敦牂（zāng），未—協洽，申—涒（tūn）灘，酉—作噩，戌—閹茂，亥—大淵獻，子—困敦，丑—赤奮若。

司馬光《資治通鑒》就特別使用了歲陽歲陰紀年方式，顯示出他尚古、戀舊的文化意識。這里的問題來了，攝提格、單閼、大淵獻、赤奮若等等寫法、讀法，是中國的漢語嗎？漢語上根本就無法解釋。

郭沫若在《釋支干》中破天荒地指出：十二個地支的歲陰讀法如攝提格(寅)、單閼(卯)、大淵獻(亥)、赤奮若(丑)等等，以讀音結合甲骨文、金文字形與釋義，與西亞的十二星座的古巴比倫、古斯美爾語言讀音一一對應，這不是個別讀音的近似，而是整個語言、語意和文字的系統性吻合。“亥”(大淵獻)乃為巴比倫、希臘古來傳揚十二星座之說中的射手座，因此殷商所祭祀的先王亥，乃是天上星神而已。殷商統治者為了湊足其政權輪回祭祀的體系，往往拉上幾個神祇或怪物充當祖宗，至于他們的祖宗是真是假、是妖魔還是人類，那是無關緊要的，祭祀機制的運行才是其政權的所需。

郭沫若的這一考定，等于一錘打斷了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論述體系的脊梁骨，表明王氏考證的殷商世系僅僅是祭祀中的世系，不完全等于歷史上真正存在的祖宗世系，其中頗多神鬼和被捏造充數者。至今先秦史界信古者，無法面對郭沫若《釋支干》的論斷，只能裝聾作啞地躲閃與回避。

邏輯方法中值得注意和經常顯現的，是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的思維方式。形式邏輯固然是分析問題的有力工具，但有著較大的局限性，那就是與形而上學思想方法關聯，往往用孤立、靜止、絕對化和割裂整體的眼光觀察問題。辯證思維吸收和包括了形式邏輯所有的優點，同時能夠從事物的整體系統上考察，又予以分層次地對比分析，特別重視對事物的內在矛盾深入分析，以發展的眼光進行判斷，比形式邏輯有更大的視野，更大的維度，越是面對復雜和大范圍的問題，越能顯示出優長之處。

當然，諸如上述王國維的一些考證，連形式邏輯規則也未過關，而我們治學，則需要既掌握形式邏輯，也力求運用辯證邏輯，才能在理論研究和歷史考證都取得新的學術突破。以下，將著重討論將辯證邏輯運用到歷史考據的問題。

四

歷史學研究的辯證考析

樸素的辯證思維古已有之，但將“辯證邏輯”提上日程，到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才算開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創立之后，辯證思維達到科學的層次，“辯證邏輯”已經具備嚴整的思維結構。

辯證邏輯的規則，首要一點是必須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深入分析事物的內在矛盾，揭示其本質和發展演化的動因；第二要在整體的普遍聯系中做出考察，層層剖析，既要求全面性又要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第三，作出推理與判斷的進程中，不脫離已有的和現實的社會實踐，“邏輯的發展完全不必限于純抽象的領域，相反，它需要歷史的例證，需要不斷接觸現實”。按照形式邏輯的規范，凡歷史考據都必須有嚴格的、直接的證據，過去許多歷史學者強調“拿證據來”，認為“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胡適題詞），這是符合形式邏輯原則的。

辯證邏輯建立在唯物辯證法的原理之上，在理論思維、理論研究中的作用極為巨大，這一點人所共知，但除此之外，辯證邏輯也是歷史史實考證中的利器，這一點也不可忽視。以辯證邏輯運用于歷史考證，可以打破形式邏輯的局限，從事物的發展變化中與整體的史料關聯中，發掘出隱含的證據，這種證據無論看似三分還是算作五分，卻都是具有整體性質的證據，堅實確切，于是可以取得形式邏輯方法不可能達到的學術突破。以下，讓我們結合實例加以闡釋。

其一，考述東晉時期的著名史家孫盛的史學作為。

孫盛撰有《魏氏春秋》、《晉陽秋》、《異同評》、《魏世譜》、《蜀世譜》等史著，可惜都已佚失，僅在《三國志注》等文籍中有所引錄，材料支離，難窺全貌。我們所能了解的是：《魏氏春秋》、《晉陽秋》是時間接續的兩部編年體史著，前者20卷，以曹魏為中心記述三國時期歷史，后者32卷，記述西晉、東晉直至孫盛逝世前幾年的歷史。《異同評》8卷，又稱《魏氏春秋異同評》，是考辨史籍記載資料的異同，雖獨立成書，目的仍為撰著《魏氏春秋》判定取舍。《魏世譜》、《蜀世譜》記述了兩國君主宗室、主要大臣將領的事跡和家世后裔，兼涉及軍政形勢，而其內容一直延續至晉代。

將這幾種史著整體性綜合探研，可以發現孫盛撰著編年史的全盤規劃，即編纂通貫三國至東晉的編年史，以《魏世譜》、《蜀世譜》的編輯來梳理資料，以《異同評》考訂歧異的記載，形成編年史為主體和多種附屬撰著，孫盛可以說是最早具備編纂通貫性編年史并且有周密規劃的史家，其中《異同評》創舉了史料考異方法，早于司馬光700多年。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規劃，以及撰寫《資治通鑒考異》為附屬著述，都得自于孫盛修史活動的啟示，由此可知孫盛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這個事例表明，將資料聯系起來作整體的研究，是理清歷史真相的重要思路。

其二，考證后金努爾哈赤政權開始記錄滿文“汗的檔子”的時間。

這項研究對于歷史文獻研究、清史研究、史學史研究都有重要意義。努爾哈赤創立的滿文“汗的檔子”，即有著“滿文老檔”稱謂的歷史文獻，具有清入關前政權歷史檔案的性質，包含十分珍貴而且無可替代的史料，編纂形式大體上是采取按時間順序記述史事，標志著一支少數民族（滿族）特色的史學萌芽。然而學界長期以來沒能夠妥善考訂其開始記錄的時間，學界曾有后金天命六年（1621）開始記載，此前內容都屬于追記的說法，被廣泛認同。

我發現這個說法思慮不周，就在這個“滿文老檔”中，記載了天命四年七月初八日，努爾哈赤命令其所有大小官員各自發誓效忠于汗，將誓言寫成書面文字，然后將之呈交上來，“汗閱后記在檔子上，以后你們變心犯罪，即根據誓言審斷。”緊接著，滿文檔冊上也果然記錄著各級官員誓言的主要內容，這足以表明，至遲在天命四年（1619）早已有了汗的檔子，而且已被努爾哈赤用為駕馭部眾的有力工具，即在記載制度上已相當成熟。因此，對于滿文檔冊起筆記錄的時間，應從天命四年之前來考察。那么，在缺乏直接記載資料的狀況下，最有可能的估測是哪一年呢？

設置記錄“汗的檔子”制度，是努爾哈赤政權重大的改革與開新作為，最可能似乎應是正式成立后金政權的天命元年（1616），此年開始有年號，此年設置了不少機構，此年努爾哈赤舍棄原稱的“聰睿恭敬汗”名號，定尊號為“abka geren gurun be ujikini seme sindaha genggiyen han”，意為“天任恩養眾國英明汗”，這一年開始用滿文給統治者作記事性的“檔子”，完全具有順理成章的可能性，關鍵在于怎樣來加以求證。

我的考析思路是這樣的：第一，天命元年之前一年是乙卯年（1615），此年滿文檔案的內容極為特殊，其中有9條記事，12條對努爾哈赤思想、作風、軍政特點、多年以來的執政舉措予以總結評述，還插入這樣一段話：“額爾德尼巴克什把聰睿大英明汗所建立的一切善政取來予以記錄，這是經常的書。”這里包含許多歷史信息，說明最早記錄滿文檔案者，額爾德尼是最重要的人物，“這是經常的書”則透露出后金政權已經將滿文記史定為制度，不使之中斷。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出現“聰睿大英明汗”字樣，而努爾哈赤稱“英明汗”，乃是下一年天命元年（丙辰年，1616）之事，可見乙卯年（1615）的記檔不是當時所記，應是天命元年立尊號之后追記。而“聰睿大英明汗”又是舊稱號與新尊號的結合，反映了多年的舊稱號一時難以完全改口、新稱號尚為口生的狀況，故這樣的狀況不會離天命元年正月之初定立新尊號后太久，所以開始記載滿文檔冊的時間，就在天命元年之內。

第二，乙卯年滿文檔案之出現此后天命元年定立的尊號，不是孤立現象，在乙卯年六月的記事中出現“英明汗”稱謂，在十一月記事中又出現兩次“英明汗”，甚至在乙卯年之前一年甲寅年，也出現了“大英明汗”的稱謂，當然寫為“聰睿恭敬汗”字樣者更多，兩者稱謂在無意中交叉使用，都可以旁證乙卯年以及乙卯年之前的檔案，都是天命元年開始追記的。

第三，滿文檔冊中乙卯年之前的記事皆呈現為追述口氣，有些史事原委本末被綜合記述于一處，有如紀事本末體，而且前后時間跨度頗大。例如《舊滿洲檔》“荒”字檔于癸丑年（1613）記述努爾哈赤之子褚英，追述了多年以來他與眾貝勒、大臣發生矛盾及失寵經過，最后于本年被拘禁，乃是對多年事態發展的綜合總結；記述努爾哈赤的一些見解以及每日仰臥二、三次思考部下的生活問題等習慣，都是無年月可考的內容，于是才會將許多此類“善政”集中地、總結性地追述于天命元年之前一年即乙卯年（1615），這也證明天命元年乃是正式定立記錄檔子制度之年。

其三，考析中國古代史學正式產生的時間。

開始用編年體方式記錄歷史，標志中國上古從具有歷史意識向具備史學意識的跨越，應當視為史學活動得以鞏固和發展之樞機，亦即中國歷史學的產生。周宣王之前，“國人暴動”、周厲王奔逃是西周政權經歷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機，造成一個“共和行政”的特殊時期。從“國人暴動”到“宣王中興”，西周建國以來未曾有過的大事件竟然連續發生，具備了可激發出系統性、連續性記載史事的社會條件，按時間順序連續記載史事的做法應因之而出現。

中國上古自殷商時代就具有比較好的記月份、記日期的方法，但紀年方法則有嚴重缺陷。甲骨文、金文中多有缺少紀年之件，若有紀年，也只是時王在位的年數，而在位的君主又缺乏特定的稱謂，謹以“維王”若干年來表示，造成許多青銅銘文的時代難以判斷。

這種不完善紀年方式的缺陷，自然難以形成準確和連續的歷史紀年體系。中國歷史上具備確切的連續性紀年，是從公元前841年開始，這正是“共和行政”的元年，在當時歷法不完善的條件下，只有連續的按時間順序記事，才是確切的連續紀年體系產生的便捷條件。按時間順序連續地記載史事，也就是官方編年體歷史記載的產生，這都是發生在共和行政初年。共和行政的掌權者，很清楚他的執政僅僅是個過渡時期，于是要隨時記載史事以備查究，政治上的這種需要，催化了連續性記事和形成連續性紀年的同時開始。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中國史學產生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周宣王執政后，延續了共和行政時期的按時間順序記錄史事制度，《國語》中對周宣王的記事，特別是負面的記事，具有確切的時間，應當來源于編年體的當時記錄。

有意識地按時間順序記載史事，不論內容怎樣簡單，在史學史上都比口頭講述往事、比保存公文文書的行為有更為重要的史學意義，自覺地、連續地記述歷史，進而體制化，記錄歷史的史學意識便得到了社會性的承認和確立，并且自然形成對于歷史記述在時間上向前追述和向后延續的持續性。因此，中國史學的誕生，要以編年體歷史記錄體制建立為標志。

以上三個史學史研究的實例，都是以辯證思維駕馭史料，解決了歷史考證中相當困難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姑且將這種方法稱之為辯證考析。辯證思維介入歷史考據，并非以理論替代史料的搜集和剖析，恰恰相反，這里對于史料既重視具體條目，又重視史料組合性的整體意義，能夠揭出整體史料所隱含的內容與啟示，實際是更深入、更精細的剖析和運用了史料，而且是理論與史料的深層次結合，已經在學術檔次上有別于傳統的考據方法。

前人在運用辯證邏輯進行歷史考析而作出重大突破性貢獻的學者，應當首推顧頡剛先生。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以動態的、發展的眼光梳理史料和解析史料，他說：“我很想把古史分析開來，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紀事以著書之時代為次，看他如何漸漸的轉變，如何漸漸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記了，使得作偽之跡無可遁形。”“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就是從發展的觀念而得出的命題，這符合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

顧頡剛依據《詩經》等可靠文獻不載有堯、舜，指出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人們尚沒有堯舜的觀念，因此質疑這些歷史人物的真實存在。這種研究方法被稱為“默證法”，即現存文獻未記載其人其事，即可疑其并不真實。曾經有張蔭麟對顧頡剛的“默證法”橫加攻擊，我已經發表論文予以批駁，肯定了“默證法”似乎不太符合形式邏輯，卻“切合于更高級的辯證邏輯”，因為這是立足于對所有現存相關史料的整體性審視。

總之，歷史研究的辯證考析，我作出許多探索，但并非由我創始，限于篇幅，這里不作詳細敘述。

以辯證思維研究中國史學史，更重要的是探討史學發展的內在矛盾，總結和概括中國史學發展的主導線索，這需要輔以中外傳統史學的比較研究。中國與西方的傳統史學，起源有別、山海相隔，各自獨立發展兩千多年，分析其間的共同之處，具有史學史研究的理論意義。

通過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中外史學的比較研究，可以得出關于史學發展的理論性判斷：史學發展的內在矛盾，是撰史求真準則與史學致用觀念之間的矛盾，而中國傳統史學，還具備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條相互聯系、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的發展軌道，這是顯明昭著的特點。史學求真與撰史致用的矛盾，交織于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的進程之中，因此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互動關系，作為考察傳統史學發展的主線。

以往的中國史學史論著也研討古代歷朝官方的修史活動，但這遠遠不夠，還應當確定官方史學具有與私家史學對等的史學地位，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構成兩條相互聯系的發展軌道，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獨到特點，是中國史學之所以連續不斷、繁榮興盛的主要原因。以此思路予以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研究的宏觀結構和具體結論都會出現很大的改觀，導致學科體系的有所更新。這種論斷涉及到中國史學史發展的運行機制，已經觸及揭示中國傳統史學發展規律的問題。

史學史研究要揭示史學發展規律，是一個提高到理論層次的目標，而史學理論研究，也以探索史學發展規律為鵠的，二者在宏觀的深層的研究宗旨上匯合，在運用辯證思維的方法上一致，此乃本專業同仁應有的學科認識。

綜上所述，中國史學史研究是與史學理論研究密切聯系和相輔相成的學術科目，注重理論性的辯證思維至關重要，無論是探討宏觀問題還是微觀問題，無論是進行史學評論還是史實考據，都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首要理路。這里提出以辯證考析方式解決歷史考據中的難題，是一個新的探索，希望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認真討論，以便完善方法，致力推動歷史學的新發展。

注：

①本文來自《歷史教學問題》2025年第2期

②歡迎轉載，轉載請注明：文章轉載自“歷史教學問題研究”微信公眾號，保留公眾號二維碼

③注釋從略，可參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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