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妮|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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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三個月有余，對華的關稅政策如同坐上過山車。

針對醫藥領域的關稅政策反反復復，4月2日，中藥、創新藥被明確列為豁免商品類別。4月8日晚，特朗普又聲稱美國將啟動對藥品的關稅征收。

美國政府揮舞著關稅大棒，驅趕著制造企業向美國回流，來促進投資與就業。

MNC在關稅的壓力下已經做出表態。4月22日羅氏宣布，未來五年內向美國投資500億美元，擴大其在美國八個州24個生產基地超過25000名員工的現有規模。不久前，諾華、禮來、強生都宣布了自己的在美投資計劃。

關稅壓力正在沖擊全球制藥業，但短期整體影響仍屬可控，頭部藥企通過供應鏈調整和庫存管理已基本實現風險對沖。默克（Merck）預計新增關稅將帶來約2億美元額外成本，小幅下調全年收益上限；百時美施貴寶（BMS）則上調2025年營收指引，強調已考慮中美貿易影響，但未計入潛在新增關稅。

羅氏（Roche）和賽諾菲（Sanofi）維持全年預期，其中羅氏透露，僅4種藥物占其關稅風險90%以上，且3種已在美國本地增產，第4種也完成轉移擴產，同時兩家公司均在中美提前增加庫存。

對中國來說，最受影響的是向美國出口被加征關稅的醫療器械和原料藥、仿制藥企業。創新醫療器械的美國市場份額不大，而常規醫療器械在美國銷量比較大，后者會受到更多沖擊。中國原料藥的“中間體”產品出口至美國被加收了20%關稅，中國原料藥企業的競爭優勢會被削減——但因為嵌入制藥產業鏈的程度太深，短期影響有限。

越是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越安全。

一些樂觀者從特朗普的思路分析，也認為美國政府不會把專利和服務貿易的通路堵死。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服務提供商，服務貿易順差從2000年的770億美元大幅攀升至了去年的2950億美元。

這正中研發型藥企下懷，在過去兩年市場環境的磨練下，他們已經形成以賣管線為導向的生存之道。

CXO也是一樣的道理，以研發服務形式對美出口的CRO同樣”被豁免“；至于代生產部分，依賴美系MNC訂單的CXO會收到重創，但藥明康德、凱萊英、九洲藥業等都在通過推進全球多地產能建設來規避風險。

關稅戰的沖擊是全面性的，中國創新藥企目前尚可自保，但難言高枕無憂，一些間接影響可能慢慢浮現。關稅政策在產業端有一定滯后性，但在學術界，第一批受害者已經出現。

科研人員成第一批受害者

目前反應最大的是實驗室的科研人員。由于習慣性認為用美國試劑耗材做出來的實驗結果更穩定，全球的實驗室都很依賴美國進口。

在中美開啟關稅戰之前，美國和加拿大的關稅戰從1月開始升級，美國率先出手，對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

在加拿大某實驗室做博后的Allison（化名）有切身體會，當時實驗室的教授，學院里負責訂購試劑的采購和財務都要求我們開始囤貨。

“目前實驗室的存貨可以支撐一些時日，但后面還沒什么打算。即使提前做準備，關稅的持續影響下，用更高的價格從美國進口試劑是早晚的事。即使短時間內找到替代品，涉及到批次間的穩定性等技術問題，也很難完成絲滑地過渡。”Allison說。

對科研人員的第二重打擊，來自美國政府對于科研經費的“砍一刀”。

特朗普政府對于哈佛大學等學校的管理和內部決策進行政治干預，在被哈佛拒絕之后，美國教育部宣布凍結向哈佛大學提供22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和6000萬美元的多年期合同。哥倫比亞大學一度向特朗普政府做出讓步，也沒有幸免，依然被凍結了資助資金，對科研項目造成嚴重影響。

這導致在美國的科學家產生離開美國，去歐洲或者加拿大的想法。但是加拿大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力度不如美國，科研人員也相對飽和。如果從美國外溢到其他地區的科研人員越來越多，對本地的科研人員是個不小的沖擊，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這么多空位。對科研人員個人來說，就業會變得更緊張，競爭壓力會加大。

目前最焦慮的還是實驗室的負責人，他需要對進行中的課題項目、對團隊負責。這些科研人員也不可能在幾個月之內收拾好手上的課題，也不會草率地辭掉工作，在其他地區找到新的機會。“大家都能感覺到形勢變差，尤其是在美國的朋友，但是都沒有下一步的想法，即使行動也不會那么快開始，目前還是觀望期。”

產業端穩住能贏？

學術界面臨的問題，在產業界面前都不是大問題。

進口試劑的成本在研發成本中的占比較低，如果有可替代的國產試劑當然更好，但如果國產不可替代，藥企不會為了幾百美金把幾百萬美金的事情搞砸。

還有一種隱憂在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4月發文，禁止中國、伊朗、俄羅斯等國的研究機構訪問他們的數據庫。

業內人士認為，對學術界、高校應該會影響比較大，但從學術轉化到產業的成果有限，此外工業界藥企用到NIH的數據庫比例與頻率相比學術界要低很多。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司法部于2025年4月8日生效的一項最終規則，即禁止或限制與中國或其他受關注國家（古巴、伊朗、朝鮮、俄羅斯和委內瑞拉）有關聯的個人或實體訪問批量美國敏感個人數據。但該規則豁免了幾類原本將受到禁止或限制的生命科學交易，包括監管審批數據豁免、臨床研究數據豁免、聯邦資金豁免和被動投資豁免。

這一項新規代表美國政府收緊了對敏感數據跨境傳輸的監管，但還好存在豁免制度。短期來看，中國藥企以后合規的工作量會增加，但至少有章可循。

至于技術脫鉤后，FDA對中國臨床數據的認可度是否會有所改變，也是一種遙遠的擔心。

一位創新藥企BD表示，“現在國內License out的管線偏早期，在臨床一期或者更早，推進到二期或者三期才license out的案例較少，后期臨床主要交接給海外藥企去做。原本會早期進行海外臨床的biotech還會繼續，因為在談BD交易時更有優勢。但是原本沒有進行海外臨床的biotech，目前也不會為了防范風險，貿然拓展海外臨床。”

對于研發型藥企來說，弊端沒有那么明顯，優勢反而更多了。“我們的感受是，MNC在這段時間對中國管線的需求有增無減。”

如果MNC將生產外包給三星、龍沙或者藥明康德等CXO，疊加關稅后成本會高于自主生產，所以MNC不得不把生產轉移回美國。加大在美國的投資，當然這是一項需要耗資巨大、耗時多年的大工程。

生產端成本提高，就要進一步控制研發端的成本。雖然BD交易的授權款動輒上億美元，但實際上比自研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退一萬步，如果美國大藥廠減少和中國藥企的BD交易，還有歐洲的MNC。不久前在北京亦莊新建的國際醫藥創新公園（BioPark），禮來、輝瑞、拜耳、美敦力、滬亞生物和阿斯利康6家知名外資藥企新設了研發或創新主體。可見，MNC對中國市場依然十分看重。

在等待中保持警惕

“特朗普造成的動蕩，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在4年任期結束后絕對還有余震的。就像物價上漲不會因為政策的回撤迅速回落。”Allison感慨道。

震蕩是不可避免的，而大多創新藥企的資源有限，貿然調整是一種損耗，做好眼前的事情反而是最好的辦法。現在形勢還不明朗，目前對biotech還沒有影響，所以普遍的狀態是沒那么樂觀，也沒有那么悲觀。

從2023年開始，嚴峻的環境已經迫使中國藥企調整以BD為導向的發展，恒瑞、石藥等傳統大藥企也是如此。雖然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但越是復雜的外部情況下，借船出海的優勢越明顯。

上述BD人員總結道，“如果我們當初滿足于原料藥和仿制藥的出口，今天也踏不出BD這條路。永遠沒有人知道未來5年-10年這處避風港還在不在。但是我覺得中國公司就是這樣的，被堵住前路就另謀一條路。目前來看BD這條路是可以走的，那就繼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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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妮：nora4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