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領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簡稱紅二十五軍）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出發，踏上了長征之路。彼時，他們與黨中央長期失聯，卻歷時10個月，轉戰近萬里，于1935年9月15日抵達陜北地區，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完成長征。

紅二十五軍堪稱一支傳奇的紅軍隊伍，在長征途中創造了諸多獨特成就：它是五支長征紅軍里，唯一在長征途中建立根據地的隊伍，唯一人數不減反增、發展壯大的隊伍，也是最先到達陜北的隊伍，被毛澤東稱贊為“中央紅軍之向導”“為革命立了大功”。

近日，曾任紅二十五軍軍長的程子華之女程海燕接受了紅船融媒的專訪，她說：“紅軍長征期間，紅二十五軍孤軍北上，一路歷經千難萬險，而長征時這支部隊平均年齡只有十五六歲，因此又被稱為‘娃娃軍’，但是他們經歷獨樹鎮、庾家河兩場生死之戰，最終率先抵達陜甘地區，為中國革命大本營定址西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立下赫赫功勞。”在采訪中，程海燕深情講述了父親在長征期間的革命故事。

▲程海燕

年輕的軍長

1932年之前，鄂豫皖蘇區是僅次于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影響力極大。然而，蔣介石親率50萬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重兵“圍剿”，致使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突圍，西進川陜。此后，留守當地堅持斗爭的紅二十五軍處境愈發艱難，更為棘手的是，因失去電臺，與中共中央徹底失去聯絡。

1934年，鄂豫皖蘇區在敵人的圍剿下根據地被分割成小塊，不斷縮小，紅軍不斷傷亡，難以得到人力物力補充，面對根據地的危險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著名作家矛盾的弟弟）委派在當地擔任省委宣傳部長的成仿吾向中央匯報工作，要求派軍事干部，加強省委和紅二十五軍的領導。

程海燕講述道，成仿吾到上海后，并不知道黨組織在哪里，因為中央當時已經都搬走了，找不到黨的關系，成仿吾想到了魯迅，請他幫忙，在魯迅的幫助下他到了蘇區，跟中央匯報了工作。

“1934年6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我父親談話，介紹了鄂豫皖蘇區的情況，并告訴他：中央決定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建立新的根據地。這樣，部隊才能得到發展，把敵軍主力引走了，減輕鄂豫皖根據地的壓力。轉移的地區應該是敵人力量薄弱，群眾受過革命影響，地形便于作戰，有比較豐足的糧食和物資條件的地方。”程海燕說。

1934年8月，程子華受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派遣，到達鄂東北地區，傳達中央的指示。

“父親接到黨中央的指示后，通過中央紅色交通線到了鄂豫皖根據地。沿途他看見房屋都被燒毀了，雞犬無聲，耕牛絕跡，農民無路，水草撈盡，樹皮剝盡。還有沒有掩埋的尸體，可以想象當時圍剿非常慘烈。”

1934年9月，程子華到達鄂豫皖蘇區，彼時紅二十五軍正在前方打仗。在等待的40多天里，程子華和鄭位三、程坦、劉華清了解了當時蘇區的現狀以及歷史。

1932年，紅四方面軍被迫撤離后根據地形勢急劇惡化，在敵人的圍剿下，蘇區不斷縮小，紅二十五軍也大幅減員。紅二十五軍也曾設法在根據地邊沿創建新的根據地，但是在反“圍剿”的情況下，幾次都沒有成功，到遠處去又不了解情況。

“我父親在太原國民師范讀書時，聽說過伏牛山上有土匪，他認為土匪能待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根據地的情況后，父親就提議可以在那里建立根據地，這樣他們就達成了共識。”程海燕說。

1934年11月11日，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縣花山寨舉行常委會會議，會議上決定，省委率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為創建新根據地和發展紅軍而斗爭，并以平漢路西鄂豫邊界的桐柏山區和豫西的伏牛山區為初步目標，到鄂豫陜去建立根據地。同時決定，由中央派來的程子華擔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原軍長徐海東改任副軍長，吳煥先仍為軍政治委員。

▲紅二十五軍軍長程子華

“紅二十五軍的組成比較特殊，戰士大多是鄂豫皖根據地在戰斗中犧牲者留下的孤兒，長征時這支部隊平均年齡只有十五六歲，因此又被稱為‘娃娃軍’。當時我父親29歲、吳煥先28歲、徐海東34歲，這是一支非常年輕的隊伍。”程海燕感慨道。

同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周恩來副主席的指示，紅二十五軍2980余名將士高舉“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幟，在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軍政委吳煥先的率領下，開始實行戰略大轉移，由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出發，毅然踏上了長征之路，向桐柏山和伏牛山前進。

紅色交通線

“父親當時是通過中央紅色交通線，到達的鄂豫皖根據地。這條紅色交通線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共中央機關與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聯絡的南方交通線。該交通線由上海的中共中央經香港、廣東汕頭、潮州、梅州大埔等地，再轉福建永定、上杭、長汀到達中央蘇區紅都瑞金。”程海燕介紹稱。

當時，由于黨中央在上海，而兩大主要根據地中央蘇區及鄂豫皖蘇區，與上海相隔上千里。為了保障人員往來和物資輸送，毛澤東和朱德提出要建立一條交通線，負責運送人員、物資、彈藥、藥品、黃金等蘇區需要的物資。后來由周恩來親自負責構建紅色交通線。

“周恩來對交通員的選拔標準極為嚴格。交通員必須是老黨員，具備出色的記憶力，能夠準確認人，擁有豐富的斗爭經驗。此外，槍法要精準，身體素質良好，而且睡覺不能說夢話。由于工作的高度保密，有些交通員如果獨自生活，會以小店店員等身份作掩護，就連他們的家人都不知道其真實身份。在當地，只有第一書記知曉誰是交通員，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紅色交通線對于蘇區的作用至關重要。蘇區所需的人員、黃金、彈藥、物資，甚至是食鹽等，都依靠紅色交通線運輸進去。在人員護送方面，南方線從未出過差錯。然而，交通員的工作充滿危險，時常面臨叛徒出賣，許多人也因此犧牲。

其中，伯公凹（地處閩粵交界處的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的群眾幾乎家族式的參加了交通站的工作，不足30人的村莊有10多人為革命獻出寶貴的生命，涌現了“伯公凹七烈士”紅色交通員英雄群體。

程海燕講述道，當時共設有三條交通線，南方線、北方線和長江線。北方線和長江線最終都通往鄂豫皖蘇區，南方線則是通往瑞金的中央蘇區。在顧順章叛變后，北方線和長江線相繼癱瘓，僅剩下南方線仍在發揮作用。南方線曾先后護送了300余名中央領導從上海安全抵達蘇區。

“我父親曾兩次走過這條紅色交通線。1931年父親前往蘇區時，走的就是這條南方線。后來，他從瑞金出發去鄂豫皖蘇區，同樣也是經由這條路線。去年中央紅軍長征出發90周年之際，我們還參加了重走‘中央紅色交通線’活動，去感受父親曾走過的路。”程海燕感慨地說道。

1931年初，程子華由交通員帶路，從上海出發，經汕頭、潮州、大埔、閩西根據地（龍巖市），4月份到達江西東固紅軍總部。1934年6月間，周恩來受中央委托找父親談話，派他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

程海燕回憶道，父親曾回憶說，去鄂豫皖的途中，在白區行動時不敢白天趕路，只能趁著夜晚在山區小道中前行。有一次，在通過一個關卡時，國民黨士兵要檢查每個人手上是否有拿槍磨出的繭子。父親此前有一只手受過槍傷，手上留有痕跡，當時他機智地用受傷的手拿著扇子，這才蒙混過關。

到了火車站，不知何故，父親被攔住不讓上車。因他與交通員沒對好口供，不敢貿然相認，父親只能示意交通員先上車。就在火車快要開動時，國民黨士兵沒查出問題，才放了父親。上車后，父親沿著車廂找到交通員后，找地方坐下。他當時打扮成商人模樣，過了一會兒，便到廁所換上事先準備好的其他衣服，然后把商人的衣服塞進下水道扔掉。

就這樣，程子華通過紅色交通線，從瑞金出發，經過大埔、潮州、汕頭、上海、漢口，于8月末抵達鄂東北縣委所在地卡房，與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東北縣委書記鄭位三會面，傳達了周恩來要紅二十五軍主力作戰略轉移的指示。

鏖戰獨樹鎮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紅二十五軍2980多人從羅山縣何家沖出發，實行戰略轉移。紅軍輕裝出發，只帶了3天干糧，2雙草鞋。

部隊先進入桐柏山區，到達這里后，發現桐柏山區距離平漢鐵路太近，又面臨漢水，戰略回旋余地不大，難以立足發展。此時國民黨軍前堵后追，企圖將紅二十五軍圍殲于桐柏山區。中共鄂豫皖省委認真分析形勢，果斷決定率領部隊向伏牛山挺進，相機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

“紅二十五軍從羅山縣何家沖出發不久，蔣介石就調集了豫鄂皖3省的30多個團的兵力圍追堵截，企圖將離開根據地的紅二十五軍一舉殲滅。紅二十五軍采取了聲東擊西戰術，跳出了國民黨軍在桐柏山區布下的包圍圈，計劃取道泌陽、方城以東的獨樹鎮、保安寨地區，向伏牛山區前進。”程海燕說。

“當時省委認為我父親任軍長后還沒有和部隊見過面，就集合部隊由我父親講話，進行動員。父親給部隊講了當時的敵情，說明為了跳出包圍，一路不能走直線。之后由鄂豫邊工委書記張星江帶路，在山里行軍，走崎嶇的小路，從而跳出了包圍圈。”

向伏牛山進發時，到達獨樹鎮附近，程子華、吳煥先率一梯隊到達獨樹鎮，準備由七里崗通過許南公路進伏牛山，卻突然遭遇敵人幾萬步騎兵前堵后追。敵人已經判定紅軍將向獨樹鎮伏牛山挺進，國民黨第四十軍第一一五旅和騎兵團已經搶先一步到獨樹鎮七里崗一帶，封鎖了公路，并設下埋伏正等著紅軍。

“當時天氣特別冷，又遇上寒流，先頭部隊被兩路敵人包圍，父親說當時連槍栓都拉不開。先頭部隊在軍領導的帶領下，拿著大刀和敵人展開白刃戰。第二梯隊徐海東帶領的二二三團跑步趕到后，立即投入戰斗，打退敵人多次進攻，把正面敵人壓了下去，占領了公路兩側的有利地形。”程海燕說起當時危急的情形。

二十五軍想沖開一道缺口，沖過公路。但是，由于敵人的瘋狂阻擊，連沖三次，都沒有達到成功。天黑以后，經研究，認為若后面追敵趕到，形成前后夾擊，對我十分不利，必須迅速繞過當面敵軍。

當晚，在地下黨和當地百姓的幫助下，紅二十五軍繞道通過了許南公路，進入伏牛山區，終于突破了敵人的合圍。

“我父親后來總結獨樹鎮突圍成功的原因，一是共產黨員以身作則奮勇當先；二是戰士的頑強戰斗精神；三是我軍遵守群眾紀律，秋毫無犯，得到了群眾的擁護和支援；四是地下黨組織的支持，例如張星江同志的幫助。”程海燕說。

▲紅二十五軍獨樹鎮戰斗遺址

獨樹鎮戰斗，是紅二十五軍在入陜途中進行的一次關系到戰略轉移成敗的遭遇戰。此次戰斗，紅二十五軍不僅一舉挫敗了國民黨數萬步騎兵的圍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更對其完成向陜北的戰略轉移，為迎接中央紅軍北上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血戰庾家河

到達伏牛山區后，紅二十五軍經過多方調查情況，了解到這里地域狹窄，人口稀少，糧食和物資都很缺乏。同時，豫西“內鄉王”別廷芳在這里統治嚴密，盜匪出沒無常，地主圍寨很多，群眾都在圍寨里，發動群眾、開展工作艱難，也不是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理想地方。因此，中共鄂豫皖省委再次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進軍方向，決定繼續西進。

1934年12月8日，紅二十五軍從豫陜交界的鐵鎖關（洛南縣境內的箭桿嶺）入陜。12月9日，進至洛南縣庾家河鎮（今屬丹鳳縣）。

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鎮一間名叫“春茂永”的中藥鋪里召開了第十八次常委會，研究在鄂豫陜邊地區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問題。

▲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會舊址

“會上認為豫陜邊界地區敵人統治比較薄弱，人民生活貧困，階級矛盾尖銳，加上這里山大溝深、叢林茂密，回旋余地較大，便于活動，符合中央關于創建新根據地的原則，于是決定創建鄂豫陜革命根據地，改中共鄂豫皖省委為中共鄂豫陜省委。”程海燕講述道。

才在庾家河落腳的紅二十五軍還未來得及休整，突然從庾家河東北方向傳來了槍聲，并且越來越激烈。聽到槍聲，立即中止會議，指揮員隨即指揮部隊投入戰斗。

“原來是尾隨而來的敵人迅速將他們包圍了。紅二十五軍進入陜西省南部的商洛市后，國民黨軍第60師一直追著紅二十五軍，在庾家河附近終于追上并交上了火，并展開了激烈的交鋒。”

激戰中，一顆子彈飛來，從徐海東眼睛下方穿過，又從頸后飛出，他滿臉是血，當即昏了過去。戰場上，正舉著望遠鏡觀察敵情的程子華，被射來的子彈一下打穿雙手，鮮血直流，十分危險。

“父親和徐海東都負了重傷。父親雙臂的腕骨被子彈貫穿，有十個傷口，因傷了動脈，流血過多，昏迷不醒，還發起了高燒，一度生命垂危。父親昏迷了兩三個月，在大山深處，醫療條件很差，連紗布都沒有。當時，紅二十五軍隨軍醫院院長錢信忠用白布代紗布，沒有消毒藥，就將布條煮過，塞進傷口，簡單處理。父親一雙手化膿，過程極其痛苦，曾一度請求截肢。好在經錢信忠院長的悉心照料，父親最終脫離了生命危險。” 程海燕回憶起這些，仍滿是心疼地說，如今回想起來，都覺得揪心不已，也愈發敬佩父親當年的堅韌與頑強。

在庾家河戰斗中，紅二十五軍經過20多次反復沖殺，終于打垮敵軍。這場戰斗極為慘烈，此戰下來，共斃傷敵800余人，紅25軍傷亡200余人。全軍團以上干部除吳煥先政委和二二三團團長張紹東沒有負傷，其余或傷或亡，營以上干部大部分都掛彩。

“早年父親的手就曾挨過槍，此戰后更是雪上加霜，父親雖經及時救治撿回了一條命，但雙手久久不愈，落下了一輩子的殘疾，右手指無法彎曲，左手指握拳無法伸直，兩手腕也是僵直的。”程海燕滿是心痛地說。

庾家河戰斗是紅二十五軍長征途中最險惡的戰斗之一，是關系紅二十五軍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場決戰。這次戰斗的勝利，有效地打擊了國民黨“中央軍”的尾追。使紅二十五軍暫時擺脫困境，為創建鄂豫陜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建立根據地

紅二十五軍經歷了獨樹鎮、庾家河兩場最為慘烈的戰斗之后，兵力銳減，近三分之一的戰士和官兵傷亡。但即便如此，紅二十五軍依然頑強行軍1800多里，抵達了洛南縣地區。

“我軍神速入陜，蔣介石來不及統一鄂豫陜三省軍隊的指揮。原來追堵我軍的敵人，大部沒有進入陜西省境內。陜西是楊虎城的地盤，楊虎城忙于對付北邊的陜北紅軍和南面的川陜紅四方面軍，在西面又受到蔣介石嫡系朱紹良、胡宗南的威脅，一時未能集中很多兵力對付我軍。根本無暇顧及剛到的紅二十五軍。”程海燕介紹說。

鄂豫陜邊區敵人力量薄弱，百姓生活十分窮苦，但有著紅軍活動的基礎，此前紅四方面軍、紅三軍以及陜北紅軍都曾到過此地，當地百姓對紅軍有所了解，因此容易發動斗爭、利用敵人的矛盾。

紅二十五軍一到，便立即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動，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游擊隊和抗捐軍，擴大紅軍力量。武裝群眾，解除民團武裝、消滅國民黨軍，建立蘇維埃政府，建立黨和群眾的秘密組織。

紅軍所到之處，嚴格執行群眾紀律，并將沒收土豪惡霸的財物分給貧苦農民。廣大貧苦農民從苦難中逐漸覺醒，知道紅軍是自己的軍隊。入陜不到五個月，紅二十五軍發展到3700多人，人口近50萬，耕地面積90多萬畝。

1935年4月20日，蔣介石命令東北軍王以哲和陜軍一部，共30多個團的兵力，統由楊虎城指揮，蔣介石親自督戰，向鄂豫陜根據地發動圍剿。

“這時我軍正在進行戰備整訓，我父親還在養傷，只是向政委吳煥先介紹了中央蘇區反對敵軍第三次‘圍剿’時，以先拖后打的作戰方針，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程海燕稱。

無論是中央紅軍還是紅二十五軍，力量都相對薄弱，國民黨進攻紅軍時往往動用數倍兵力，采用人海戰術。省委決定，鑒于鄂豫陜地區山大、公路少、人員稀少，國民黨后勤補給困難，紅二十五軍決定采取速戰速決作戰方針。

我軍游擊師就地堅持，發動群眾堅壁清野，廣泛開展游擊戰。紅軍主力則采用“誘敵深入，先拖后打”方針。正如國民黨所說，“肥的給拖瘦了，瘦的給拖死了。”

紅二十五軍通過這一戰術，成功拖亂了國民黨軍隊的部署，使其人員疲憊不堪，然后速戰速決。最終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保住了鄂豫陜根據地。至此，敵“圍剿”被打破，根據地也進一步鞏固了。

“1934年8月，吳煥先在戰斗中犧牲，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創始人之一，犧牲時，只有二十八歲。長征途中，紅二十五通過敵人口供和大公報，得知主力紅軍北上，因此也積極策應主力紅軍的北上行動。省委和軍部決定北上陜北蘇區，與陜甘紅軍會合。”程海燕講述道。

1935年9月7日，紅二十五軍到達陜甘根據地，由習仲勛、劉景范同志迎接。9月15日，到達延川縣永坪鎮。至此，紅二十五軍勝利地完成了第二次長征，成為首批到達陜北的紅軍隊伍。全軍總共有3700多人，也是唯一一支經過長征人員增加的隊伍。

會師后，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率領的紅26軍、27軍組成紅十五軍團，任命徐海東為軍團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共7000余人。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同志率領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11月，紅十五軍團取得直羅鎮戰斗勝利，粉碎了敵人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作了奠基禮。

撰文：李影

視覺：王學民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