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凌晨，江西安義，一通電話打進心理援助熱線。

陳云華在值班。他接起電話，女孩的哭聲穿過夜色傳來。她說自己在樓頂上，風很大，快堅持不住了。

陳云華安靜地聽著，一邊問她的位置，一邊用另一部手機報警。通話持續了一個小時五十分鐘。女孩最終從樓頂下來，跟著警察上了車。

他做完接案記錄，泡了一桶方便面。凌晨四點，關燈躺下，眼睛睜著，看著天色一點點發亮。心理援助熱線值班表上，十幾個人輪流排班。每人每周一到兩次。大多數來電，在猶豫很久之后，被自己掛斷。

在這個人口不到三十萬的小縣城里，能夠開口求助的人，始終是極少數。更多的人，在面對情緒崩塌時，選擇沉默、隱忍，或者，悄無聲息地離開。

電話里，未成年人因孤獨、羞恥、絕望而崩潰。有的在自殘，有的徘徊在更危險的邊緣。他們是縣城里慢慢沉下去的孩子。在塵土飛揚的教室、狹窄的巷子、模糊的網絡世界里，孤獨地掙扎。

家長、學校、社會，各自關著自己的門。他們敲了很久，很少有人應聲。

1

上海市宛平南路600號，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 陳云華曾是心理科的一位門診醫生。

疫情前，掛一個心理咨詢的號，大約需要提前一周預約。疫情后，排隊人數翻了幾倍，有些號排到了三個月以后。病友群里有人轉發醫生的提醒：“300多個床位，滿床率98%，掛號要提早。”

文文是一名陪診師，專門陪未成年人做一對一心理咨詢。隨著接觸的病患越來越多，她隱約感覺到，一場更大規模的心理風暴正在逼近。

數據顯示，從2020年至2023年，全國精神心理疾病患者以每年15%-20%的速率增長。青少年門診人數，在四年間幾乎翻了一倍。

而在更遠的地方，尤其是縣城，這樣的變化顯得更加隱秘而沉重。

• 有9歲的孩子，在華西醫院檢出情緒障礙，家長焦慮地問：“一小時800塊，干預多久能好？”
• 有初二的家長，在社交平臺上追問：“醫生開了鹽酸舍曲林，會不會影響中考？”
• 有高中生的父親，在微信群里猶豫著：“鄭大一附院好，還是新鄉二附院好？”
• 還有在北京上大學的學生，徘徊在去不去六院就診之間，擔心留下記錄，影響未來就業。

他們來自不同的城市、縣城、鄉鎮，說著南腔北調的話，打著模糊的文字求助。有的孩子早已休學，有的正在家里閉門不出。醫院，似乎成了最后一道閘門。

更多的人，還滯留在閘門之外。

2024年初，中國疾控中心發布了最新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圖》。數據顯示，25%的青少年表現出明顯的心理健康問題，比例隨著年級升高而增長。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青少年問題尤為突出，抑郁、孤獨、焦慮、網絡依賴，與一線城市拉開了明顯的距離。

縣城，成了這場心理風暴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塊洼地。醫療資源短缺，心理教育幾乎空白；家庭觀念傳統而僵硬，社會輿論排斥異質。當青少年在這里遭遇內心崩塌，他們能依靠的，往往只是更沉重的規訓，和更漫長的自我縫合

問題已經蔓延到每一個角落。但很少有人真正意識到，它蔓延得有多深。

2

2021年，陳云華離開了上海。

在那之前，他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工作了十三年，每天排滿了心理咨詢和治療。日子被密不透風的個案填滿，下班后，連和人說一句話的力氣都沒有。

疫情三年，他感覺自己像一個盛滿了負能量的容器。他開始迫切地希望，回到家人身邊。過一種清苦但簡單的生活，養一只小貓，開一間獨立的小工作室，累了曬曬太陽，陪年邁的母親吃頓飯，陪女兒平平安安地長大。

于是，他辭職，回到了安義。他還是習慣早上八點開門，晚上七點關門，偶爾忙到深夜。按照咨詢次數累加的收入，只是大城市薪水的三分之一。

生活安靜了，卻也變得沉重。來訪者中，四成是青少年。他們帶著無助與疲憊，坐在小小的咨詢室里，眼神空洞，話語零碎。

文文，是陳云華的半個同行。

文文的老家在江蘇響水，一個沿海小縣。父母是體制內的普通科員，對她寄予厚望。從小到大，她都是那種聽話、用功的學生，害怕老師皺眉，害怕聽到：“最近你怎么回事？”

高二那年，有個男生遞給她一張小紙條。她嚇得當場撕了。后來，學校組織“不實名告發”班會，鼓勵學生互相舉報——誰和誰在談戀愛，誰在影響班集體風氣。文文在紙上寫下了別人的名字，也寫下了自己青春最初的恐懼。

直到大學畢業，她都沒有談過一次戀愛。

臨近畢業時，親戚接連介紹相親對象，叮囑她：“讀書多沒用，嫁得好才有著落。”那段時間，她一邊投簡歷，一邊改論文。寫著寫著就崩潰了。她覺得，自己白讀了二十年書，覺得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廢物。

到醫院做了心理測試，確診為中度抑郁。醫生面無表情地問她：“想過死嗎？”她忍了很久，終于在樓梯間里哇地哭出來。哭聲在醫院樓道間回響，走廊空蕩蕩的，沒有人來安慰。

之后，文文住院治療了一年多。出院后，她成了一名陪診師，陪伴和她曾經一樣脆弱的孩子們，去醫院就診。

在一次陪診中，文文遇到一個十七歲的四川榮縣女孩。

女孩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半年里，輾轉成都、北京、上海的幾家大醫院，花費超過二十萬元。女孩曾是榮縣一所重點中學的學生。學校里有密密麻麻的攝像頭，發型、著裝、課堂抬頭頻率都有嚴格規定。

有一次，女孩偷偷打了耳洞，戴了一對透明耳釘。被老師發現后，當眾辱罵：“成績這么差，還想勾引誰？”女孩從此開始被同學排擠，情緒一點點坍塌。請假，休學，復學，再休學。

初中勉強讀完后，未能考上高中。在職校的心理篩查中，她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那次篩查，全班42人，7人被篩出重度抑郁，11人輕度抑郁。老師們沉默了很久，沒有人說話。

3

有人曾面向三四五線城市的中學生，做過一項調查：在什么情況下，你會傷害自己？

得到的回答，碎片而具體：

• 爸媽定了考試名次，如果沒考到，我媽就會發病躺在地上，讓我去找速效救心丸。
• 在學校被女生孤立，被男生取外號。
• 父母只關心弟弟。
• 有時候覺得，只有和貓打架，被它抓破出血，才知道自己還活著。
• 媽媽罵我罵得很難聽，我回嘴就挨打。
• 我拿圓規劃自己的皮膚，劃出血來，心里才沒那么憤怒。
• 我只敢在被窩里咬自己的胳膊，不敢割。
• 班主任知道我自殘后，當著全班同學說：不要拿你的命去威脅別人，沒有人會在乎。
• 他們說，學校就是你的家，可一旦開口，就被說成頂嘴。
• 捶墻的時候，才能感覺自己還在。

據國家衛健委的最新數據：10至19歲的青少年中，自殘行為的年均增長率達到8.7%。在所有自殘者中，70%以上至少嘗試過一次自殺。而超過六成的家長，在第一次發現孩子自殘時，只把它看作“青春期叛逆”。

2024年發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與學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的青少年中，29.2%存在抑郁風險；被母親忽視的孩子，抑郁風險高達40.1%； 認同學校公平度較差或很差的青少年中，抑郁風險超過四成；與同學關系很差的孩子中，超過三分之一處于抑郁高風險。

事實上，抑郁和自殘，往往只是家庭悲劇的開始。

前面提到的四川榮縣女孩，最終沒能順利畢業。她發病時會幻聽幻視，情緒失控時到處找刀子，家人不得不全天陪護。每一次治療賬單，都是四位數起步。

女孩的母親原本經營著一家小型服裝店，后來關了門。家里的縣城老房，也掛到了中介那里。如果能賣掉，興許還能再扛兩年。

女孩很少再出門。偶爾在家追星，收集動漫周邊。那些城市高樓上閃爍的明星廣告，成了她為數不多的慰藉。這些消費，家長不敢不花。

在更小的縣城，故事更加簡單直接。經濟條件好一些的家庭，還在斷斷續續地治療。條件差一些的，只能把孩子鎖在家里，任由他們打游戲、刷手機，要死要活。

在安義，陳云華一個周內接診了五個十幾歲的孩子。每一個孩子，手腕和前臂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新舊交疊。有些只在一只手上，有些遍布兩只手臂。像是約定好的一樣。

縣城的生活有自己的節奏。人們從校門口匆匆而過。白天，操場上列隊、跑操、喊口號。晚上，宿舍樓里亮著燈，一層層影子在窗戶后面晃動。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縣城的深處，一代孩子，正在悄悄地，從心理上退場

4

治療精神心理疾病，往往給普通家庭帶來沉重的壓力。

以上海為例，首次掛號和檢測費用大約在800至1000元之間；如果需要服用鎮靜或安眠類藥物，每月支出約1000元；每周一次心理咨詢，一個月下來需要3200至4800元；一旦住院，月支出通常在2萬至3萬元之間。

在小城市，心理咨詢收費略低，大致在400至600元間。即便如此，一旦咨詢費用超過家庭月收入的四分之一，多數人也難以長期承擔。事實上，只有月收入在兩萬以上的家庭，才能相對穩定地進行心理治療。

貧困并不是唯一的障礙。教育體制的缺陷、救助機制的匱乏、社會流動的受限，在不同層面上侵蝕著一個孩子的心理。通常，心理問題被歸因于原生家庭，責備父母的疏忽與過錯，但事實往往更復雜。當家庭在經濟和情感雙重壓力下搖搖欲墜時，中年人自身也無力安頓自己的情緒，更無力承擔治愈孩子的漫長過程。

過去一年里，陳云華心理工作室的中年來訪者增長了近40%。他說，以前中年人多是因為抑郁來訪，近兩年，焦慮的癥狀明顯增多。“他們坐立不安，走來走去，言語急促，眼里盡是疲憊和焦慮。”

• 你這么大的人了，怎么連自己都照顧不好？
• 看看你這副樣子，我帶你出來，我都覺得丟臉。
• 有什么話趕緊跟陳老師說呀，不說怎么知道你的問題？
• 20分鐘就這么過去了，咨詢費是不是白花了？

咨詢結束，一些父母會在電梯口沖孩子抱怨：“這次咨詢沒啥用，好像就是聊聊天。”這種場景，陳云華遇到過很多次。憑經驗，他知道，如果不對父母進行同步干預，孩子的治療很快就會陷入停滯。出了咨詢室，所有的努力，便會在家庭原有的秩序中消散殆盡。

陳云華說：“今后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多。”

在縣鄉的普通家庭中，中年人的焦慮，往往并不是個體脆弱或者矯情的結果，而是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長期疊加的產物。在這樣的背景下，輕飄飄地甩下一句“父母有病，孩子吃藥”的指責，不過是對更深層問題的一種輕率遮蔽。

5

在社交平臺上，偶爾能看到一些零星的求助帖。

比如，一位網友急尋云南安寧地區戒網癮學校的線索，希望能幫一位被困的17歲男孩脫身。男孩被母親送進了親戚所在的戒網癮學校，被工作人員強行扣留，無法脫離。

然而，現實往往是，這樣的呼救最終能被聽見、被響應的幾率微乎其微。在社會監管的模糊地帶，在家庭隱秘而巨大的壓力之下，這些急切的求助，常常陷入無解的僵局

陳云華曾走訪過一些縣城學校，與專職心理教師交流。一些學校配備了多位心理學本碩畢業的專職老師，有的學校甚至有四位。這樣的陣容，放在一個三甲醫院的心理科，也堪稱強大。表面上，城鄉之間在心理資源配置上的差距正在縮小。但即使擁有了“頂配”，問題也并未得到真正的紓解。

張璐，一位來自河南鄭州下轄縣的中學心理老師，談到自己的工作時，語氣里帶著疲憊和無奈。在學校里，心理老師不僅要上心理課，還要承擔德育、團委、教務等部門的行政雜務。工作瑣碎，成就感稀薄。

心理輔導以開放預約為主。通常，一位心理老師負責一個年級，每個班隔周上兩節心理課。只有當學生主動預約，或班主任指定“問題學生”，才會有一對一的輔導。但大多數時候，這種輔導只是短暫的。問題稍微有所緩解，很快又回到原點。周圍的環境沒有變化，孩子只能在同樣的壓力和困境中反復掙扎。

每個學期，最耗費精力的，是“迎檢”和“普查”。文明校園建設、思想道德建設、領導走訪抽查……需要大量的材料整理，確保每一份記錄都能留痕。心理普查則更為繁復，需要填寫量表、抽樣分析、異常反饋，形成閉環。每一份表格、每一份總結，都在試圖充實表面的秩序。但真正的心理輔導和教育，在這些流程之間被不斷擠壓、邊緣化。

上個月，工人老袁和工友們輾轉浙江、安徽、貴州、廣西的九所學校，為教學樓安裝隱形防護網。

老袁說，防護網報價每平米七十至八十元，施工前要經過立項、設計、招標、審核，一道道流程，一層層防范。教學樓、走廊、樓梯口、宿舍樓，所有可能存在墜落風險的地方，都要加裝不銹鋼防護網。

每次施工結束，老袁都會拍一小段短視頻發到社交平臺上。視頻下的留言，大致分為三類：一類點贊支持，認為必須安裝，以保障孩子們的安全；一類吐槽孩子們太脆弱，打不得、說不得，認為學校別無選擇；還有一類，批評教育體制的失敗，擔憂學校加裝鐵網后，如同牢籠，也可能在真正的災難來臨時，阻礙逃生。

防護網一層層織起來，流程一環環扣緊了，但在那些無聲無息的心理裂縫里，孩子們仍然在慢慢地墜落。

6

三月底，陳云華把心理工作室從安義縣搬到了宜春市。這樣一來，可以輻射到宜春下轄的1個區、6個縣和3個縣級市。

縣城是個熟人社會。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誰家的孩子去看了心理醫生，不到半天，親朋好友就會知道。拉開一些距離，既是對來訪者的保護，也是對咨詢倫理的守護。

在大城市，焦慮多源于經濟壓力和工作競爭，收入與支出的落差。 而在縣城，焦慮則更多來自資源不匹配，升學、就業、前途，每一步都像走在狹橋上。

婚姻情感危機同樣有別。城市里，情感的多變、婚內的不忠、自我意識的過度擴張，常常引發關系斷裂。而縣城的矛盾，大多是性格沖突、生活瑣碎、婆媳關系等日常摩擦。

在親子關系上，大城市的孩子多因父母的情感疏離或過度控制而掙扎。小縣城的孩子，則更多遭遇不理解、冷漠、暴力、偏見等問題。

至于學校，表面問題相似，學習焦慮、考試壓力、同學交往困難。但在大城市，學業競爭是主要困擾；而在縣城，人際交往的孤立與排斥，成為更多孩子的心結。

2025年春節過后，陳云華接待的來訪者越來越小。甚至有7歲的孩子，出現了明顯的心理問題。父母往往一臉震驚，無法理解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

做得久了，陳云華一眼就能辨別來訪者的病況。“抑郁的孩子最明顯，眼神呆滯、空洞，缺乏生氣。有些注意力渙散，有些神情中帶著失望、無助和絕望。”

他坦言，有時害怕面對那些孩子的哭泣。那種哭，不是撒嬌，不是委屈，而是撕裂內心的痛苦，是一種沉默而深深的絕望。即便已經50歲，即便已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的場景，他依然會感到手足無措。

他只能靜靜地坐著，輕聲對孩子說：“想哭就哭吧。痛痛快快地哭一次。然后，我們一起告別這段過去。”

在他眼中，那些愿意來到心理咨詢室的人，已經是極少數。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被困在沉默里。 經濟困頓、生活壓力、情感枯竭，他們連自己的生存都尚且艱難，更無力顧及心理健康。

當一個孩子在這里崩潰，他能敲開的門，比想象中更少。未成年人的困境，從不是他們一個人的事。他們會長大，帶著這些傷口，進入成年，進入社會。未被治愈的痛苦，不會消失，只會累積成我們共同的未來

7

在中國，持證的心理咨詢師有180萬人，但真正深入從業的人不到15%。近九成的人，在短時間內離開了這個行業。即便如此，從業者幾乎集中在大城市。在縣城，體制外的心理咨詢師幾乎難覓蹤影。

小S是陳云華的來訪者之一。被多家醫院確診為邊緣型人格障礙后，在主治醫生授權下，陳云華為他做了八個月斷斷續續的心理咨詢，情緒漸漸穩定。最后一次咨詢結束后，小S拉黑了陳云華。

這樣的結局，陳云華已不陌生。在這個職業里，接納、共情、包容和尊重，不止一次被反復考驗。突如其來的情緒爆發，拉黑、指責、心理危機，都是需要迅速接住的部分。

弗洛伊德說，人有自毀的沖動。陳云華見過太多這樣的時刻。“人似乎自帶一個自毀按鈕，總會在某個脆弱的時刻，摧毀自己曾拼盡全力構建的世界。”

從業十三年，他習慣在每位來訪者到達前，鎖好所有門窗，收起辦公室里所有尖銳物品。

每到高考季，陳云華都會收到通知。提醒各地心理咨詢機構，做好預警，隨時為可能高考失利的學生提供心理疏導。

此時，縣城各地的高中舉行百日誓師。紅色條幅懸掛在教學樓、操場、食堂、廁所，每一個角落都在宣告著：只要考上，就能改變命運。

老宋在河南經營著一家橫幅印刷店。每年三月至五月是旺季。資料庫里存著幾千條口號，“旗開得勝，金榜題名”“雄關漫道，誰與爭雄”“行則將至，做則必成”，隨時可以調用。

一所學校，三十條、五十條，有的多達上百條。熱血沸騰，誓言不斷。

• “活著的意義是什么？”
• “命運真的無法改變嗎？”

陳云華的答案，每次都不相同。在他的工作日志里，他這樣寫道：

我們的基因、出生家庭、生活環境、身體的缺陷、智力的高低，這些都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 那些無法改變的東西，被稱為“命運”，是一種既定的存在。然而，即便在命運之中，依然存在自由，依然有選擇的余地。尊重他人，不只是尊重他們的命運，更是尊重他們在命運中的選擇。

作為一名心理咨詢師，陳云華常常有深深的無力感。心理咨詢，也許對30%的求助者有效。對其余70%，可能毫無作用。“這就像在大山中迷了路，”他說，“求助，并不能直接找到出口。你需要的，是愿意陪你一同上路的人。”

性教育、愛的教育、死亡教育，本該分別關乎身體、靈魂與生命的意義。當這些教育缺失，人就難以成長為真實、完整的人。文文說，有時候，她會感覺生活被罩進一個密封的甕里。一切秩序井然，一切沉默而堅固。沒有人愿意去打破，也打不破。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