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安德魯訪談錄

記憶的群島

原載于2019年10月16日《德科未來城市》

文︱劉德科

世界上最難設計的建筑，恐怕莫過于北京天安門前的那個「蛋殼」。

這塊地，實在太特殊了：一街之隔是人民大會堂，另一街之隔是故宮。因此，蓋出的房子絕對不能喧賓奪主。

它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選址，在上世紀5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工程一直未能上馬。等到再度決定興建它時，已是1997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拍板。如此高規則，只因它的名字叫做「國家大劇院」。

幾十年的發愿時間和超高規格的決策流程，就像兩個魔法師，把這個工程變成了這世上最難寫的一道「命題作文」。你可以想象，無論哪個建筑師來設計，都將壓力山大，并且很可能吃力不討好。

法國建筑師保羅·安德魯先生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競標，贏得了這個絕世無雙的項目。當時朱镕基總理在接見他時，一字一頓地說：「我們接受你的設計，會承擔非常巨大的壓力。我們給你的這塊土地，是中國最珍貴的黃金之地。全中國人民都會來品評你的作品。有51%的人贊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當保羅·安德魯先生拿出它的「蛋殼」方案時，還是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把這么一個巨大的「蛋殼」放置在如此顯赫的位置，即使出手再溫柔，也難免遭受一堆罵聲——民粹主義者因此痛斥「中國淪為國外建筑師試驗田」，連開工儀式都被迫取消。

更糟糕的是，在建造過程中，巴黎戴高樂機場候機廳發生了屋頂坍塌事故——那是保羅·安德魯先生的成名作。好幾年前我遇到他時，還非常不禮貌地問了他這個尷尬的往事；他說，那真的不是因為他的設計才出了問題。

最終，保羅·安德魯先生熬過了那段艱難時光。2007年，國家大劇院落成，既沒有喧了故宮的賓，也沒有奪了人民大會堂的主，安靜地躺在天安門廣場西側。它身畔的湖水，倒映著它自己和北京的天空。它的入口通道，被設計在湖水之下。

喜歡它的人，把它列為「中國十大新建筑奇跡」；不喜歡它的人，仍然會讓批評聲不絕于保羅·安德魯之耳。

杭州

保羅·安德魯先生在世時，我們曾經呆過一整個下午——中午一起吃了川味泡菜，然后四個人坐在一個茶室里閑聊。

當時他擔任浙大建筑系名譽主任，每年都會花3個月時間在杭州，給學生上課。那天，他來看良渚文化藝術中心——安藤忠雄的作品；但是還沒完全竣工，工地圍墻上還有安藤的大幅噴繪照片。保羅·安德魯先生倚在橋上，跟著河流與圍墻上的安藤四目相對。我順便拍張照片。

保羅·安德魯先生說，把這張照片發給我。他要給他的朋友安藤看看。

巴黎

2018年10月11日，保羅·安德魯先生在巴黎逝世，享年80歲。

那天，他的那本《記憶的群島》，在我整理書架時，恰好掉落在地板上。斯人已逝，他柔和的贈言，還留在我那本泛黃的《記憶的群島》的扉頁上。

你可以說《記憶的群島》是一部小說，也可以說它是一部詩歌，或者說它就是一部夢囈——如果有夢囈這種文學體裁的話。他把「遺忘」這個動詞，比喻成「水」這個名詞：「今天，遺忘在它不可遏制的上漲過程中，不再放過任何一座房子，任何一個花園。水漲得汪洋一片，一切都在難以言表的焦慮中消散；那是一種我熟悉的焦慮：是它創造出了我無力相對的墻，和我記憶中的群島……」

斯人已逝，再讀《記憶的群島》，有更深的感傷與孤獨。

我撿起掉落在書房地板上的《記憶的群島》，看到了他在書中畫的一幅亂麻。他說：「我知道，只需要一些耐心，就可以解開這一團亂麻，至少如果它只是由一根線繞成的。」

每次到北京，我都努力去看一眼保羅·安德魯先生的國家大劇院。無論別人如何批評它，我總是借由它提醒自己：飽含創造力的藝術創作，總有辦法化解任何規格的壓力，最終向美挺進。

保羅·安德魯先生在《建筑回憶錄》書中說：「建筑師要做項目的奴隸，而非國王。」只是，很多人似乎都忘了，奴隸比國王更需要技術含量與藝術想象力。

保羅·安德魯先生留在中國的最著名建筑作品，除了天安門廣場旁邊的國家大劇院，還有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我問他，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的天花板上為什么會有無數支「箭」？保羅·安德魯先生說，那是為了讓光線順著那些「箭」彌漫到遼闊的室內空間，讓光線更柔和。

即便遼闊，也要柔和。

那些光，或許是保羅·安德魯先生留在中國的最美禮物。

劉德科·建筑師訪談系列

主編-何玲 影像總監-費嘉

編輯-盧丹婷 編導-沈奕飛 攝像-王德正

商務總監-周慧慧 總策劃-王冬鶯 總編輯-劉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