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貝聿銘的每一張資料照片中，那副粗框圓形眼鏡始終如影隨形。它不僅映射出他在建筑設計中對幾何形態的熟練掌握與堅定信念，也悄然呼應著一個無法繞開的名字——現代建筑的先驅，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柯布西耶以其先鋒理念改變了20世紀的建筑面貌，而他標志性的圓形眼鏡亦成為視覺符號。貝聿銘曾經表達過，在哈佛與柯布西耶交流的兩天，是他“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兩天?！?/strong>選擇這款眼鏡，或許正是對這位精神導師的長久致敬。

???貝聿銘自青年時起便開始穿西裝，一直保持著由專屬裁縫量身訂制的習慣。多年后，無論身處何地，對儀態的堅持始終未曾動搖。

1970年，貝聿銘夫婦攜小女兒前往吳哥窟探訪，沒有料到途中會遇到游擊隊發動突襲。一夜之間，旅館人去樓空。為了脫離險境，他們不得不舍棄行李，擠上一輛臨時租來的小車，冒著護照被扣、甚至被誤認成當地逃難者的風險，風塵仆仆趕往曼谷機場。

最終一家人順利飛抵東京。抵達的第一時間，他們便請裁縫為全家重新量身訂制衣物。幾日后，他們衣著得體、神情從容地現身巴黎。對他來說，仿佛從容是一種天賦，而優雅則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這本護照來自1970年代，是貝聿銘眾多護照中的一本。扉頁后的每一枚出入境印章，幾乎都對應著他建筑旅程中的一個足跡。

1972年，貝聿銘職業生涯遭遇重挫，他主導設計的波士頓漢考克大廈在風暴中發生玻璃脫落事故，盡管后經調查，問題源于玻璃材料本身的缺陷，與建筑結構無關，但輿論和行業信任仍一度陷入低谷。

多個原本已在洽談中的項目戛然而止，其中就包括了IBM辦公大樓，和洛克菲勒家族準備興建的亞洲協會藝術館。

這個時期，美國國內的建筑市場無法給予他足夠的創作空間。于是，他把目光投向海外，從法國到新加坡，腳步愈加頻繁，無意停歇，也就留下了這本護照上密集的旅行痕跡。在低谷中轉向，是他面對不確定時一貫的冷靜與果斷。

這張貝聿銘與夫人盧淑華的合影被廣泛流傳，畫面拍攝于他們在紐約上東區的住所，一幢四層聯排別墅。靠窗的位置，貝聿銘坐在一把 Thonet 搖椅上，安靜而專注，旁邊的夫人也是怡然自得。這把椅子由 Michael Thonet 在20世紀初設計及生產，被認為是曲木工藝的開山之作。

柯布西耶也對其推崇備至，將 Thonet 系列視為“現代家具”的象征，并廣泛運用于自己的建筑項目中。在貝氏居所，除了這張標志性的搖椅，還能看到 Thonet 209 扶手椅和 Thonet 215R 編織靠背餐椅的身影。

在貝氏居所，除了這張標志性的搖椅，還能看到 Thonet 209 扶手椅和 Thonet 215R 編織靠背餐椅的身影。

貝聿銘極少在自己的建筑項目中涉及家具設計，在除建筑設計外的領域，他相信術業有專攻，更傾向于選擇那些經過時間考驗、擁有深厚工藝傳統的經典作品，讓空間自然地承載日常生活的節奏與質感。

1935年深秋，麻省理工的銀杏葉正簌簌墜向查爾斯河。貝聿銘伏在宿舍木桌前，鋼筆尖蘸著東方墨塊研磨的汁液，給蘇州的父親寫信。信紙上是工整如建筑草圖的楷書：“彼校重藝輕工，如雕梁畫棟卻無地基”，墨跡在“轉學麻省”四字上洇出深潭——二十歲的抉擇，竟讓宣紙都震顫。

那些輾轉南京與上海檔案館的鐵匣里，躺著他從青澀到從容的蛻變：1939年紐約世博會期間，他寄給父親貝祖詒的全英文信中，"No longer a stranger"的宣告仍如鋼印般清晰，展露了文化適應的心路。

少年郎的“不再感到陌生”下面劃了三條波浪線，像大西洋的潮水漫過唐人街的鄉音。

這些信件原藏于南京、上海檔案館，2019年策展人王蕾經貝氏同事線索尋獲，因珍貴性溝通多時才獲復制許可。

在百年后再回望這些泛黃紙頁時，電子掃描儀的藍光里，浮出貝聿銘鋼筆壓折紙纖維的力度——那是游子把故園夯進異國凍土的樁基。

除了與家人的通信外，貝聿銘也常通過信件、會議與私人拜訪，細致而有策略地溝通設計理念，贏得業主與各方信任。在為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選址時，他頻繁致信館方與國會，以清晰邏輯與謙遜語氣推動方案落地；在香港中銀大廈項目中，他更親自與政府、銀行高層多次周旋，調和設計爭議與政策限制。他深知建筑是一門公共藝術，真正的設計往往始于紙上溝通。他的信件不只是技術性的解釋，更是建立信任與共識的藝術。

建筑師的身份之上，亦擁有外交家的耐心與手腕。

這是一張特殊的手稿，它描繪的是美國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的初步草圖，也是在“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中為數不多的“潦草”手稿之一。對于貝聿銘而言，這個項目應當是喜憂參半的。

1964年，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正式宣布貝聿銘成為該建筑設計師。彼時，貝聿銘一家正在意大利度假，他的小兒子貝禮中回憶道：“那時父親的名字成了報紙字謎游戲的一部分，學校的同學們都知道我是誰了?！?/strong>

然而，項目進展遠沒有想象中順利。由于通貨膨脹、居民抗議、時局變動以及杰奎琳再婚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圖書館的修建不僅預算縮水，地址還不斷發生改變，這種變化導致貝聿銘團隊前前后后做了十幾個模型，每次用地變動都迫使他們推翻原有方案，從頭再來。

經過長達15年的規劃與建設，直到1979年，這座建筑才終于在馬薩諸塞州的海邊落成。

貝聿銘為盧浮宮帶來的最大突破，是玻璃。為這座橫亙古今的入口，他選擇了當時極為罕見的超透無色玻璃作為結構的主要材料，不帶綠色雜質，在光線下幾乎隱形，配合輕巧的鋼索張力結構，使玻璃金字塔得以在廣場上輕盈落地，也對周邊的歷史建筑的古典立面保持了最小限度的干擾。

功能上，金字塔大幅改善了原本狹窄的入口動線，將自然光巧妙引入地下中庭，減少了空間的壓抑感，徹底改變了環境體驗。

當年，面對法國輿論的質疑與文化壓力，這一構想一度引發巨大爭議。作為一位華人建筑師，貝聿銘被視為“外來者”，他的太太盧淑華曾回憶道：“從他每晚回家開門的樣子，我就能知道他有多累?！?/p>

然而，即便在如此沉重的反對聲中，貝聿銘依舊保持著他的一貫儀態——筆挺的三件套、圓框眼鏡、溫和的微笑。如今，玻璃金字塔早已超越初始的爭議，成為巴黎城市景觀中不可取代的一部分。

貝聿銘在材料運用上極具分寸與判斷，值得一提的是還在他對石材與混凝土的處理上，展現出深厚的美學素養。他偏好使用表面未經高拋的石灰石、大理石或清水混凝土，以追求時間與光線在材料上留下的真實痕跡。

例如肯尼迪圖書館使用白色混凝土構成簡潔有力的幾何體量，輔以玻璃帷幕，引入自然光線與紀念性的莊嚴感；而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則選用淺色石灰巖，使建筑在強烈日光下呈現溫潤、克制的質感。他強調材料不是裝飾，而是空間語言的一部分，應體現結構的邏輯與文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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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常以頭戴安全帽、身著襯衫打領帶的形象，出現在建筑工地的資料影像中。當年蘇州博物館修建時的駐場設計師林兵向“家居廊”透露，在整個建造過程中，貝聿銘共從美國飛赴現場五次。

那時他已年屆85歲，但每一次到達工地，就幾乎是整日駐場，這種認真不懈怠的工作方式，是他一貫的態度，也體現了他對每一個項目細節的執著與尊重。

貝聿銘家中的藝術收藏，多由夫人盧淑華主導挑選。她并不看重作品的市場價值，更在意其能否激起內心的共鳴。其中一件頗具意義的藏品，來自家族摯友、著名藝術家趙無極。貝與趙兩人不僅私交深厚，在藝術與建筑的創作過程中也常有交流和互相啟發。

值得一提的是，貝聿銘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盧浮宮玻璃金字塔的緣起，也跟趙無極密切相關。正是由他牽線，將這位冉冉升起的建筑師介紹給盧浮宮改造計劃的負責人埃米爾·比亞西尼（Emile Biasini），開啟了這段現代建筑與歷史地標之間的關鍵對話。

而貝聿銘與藝術界的深厚情誼，是其建筑生涯中不可忽視的精神底色。他不僅是現代主義建筑大師，更是一位深諳藝術交融之道的文化使者，與張大千、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等東西方藝術巨擘保持著長期密切的交往，形成了獨特的跨領域對話。

貝聿銘年輕時曾造訪藝術大師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的家，并到訪亨利·摩爾位于英國的工作室，親自委托對方為達拉斯市政廳創作巨型雕塑。后來，在貝氏夫婦舉行的熱鬧派對及晚宴上，藝術家和建筑師都能與其他文化先鋒聚首一堂，互相交流。

在為房地產開發商威廉·齊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工作的時期，貝聿銘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商業項目經驗，更重要的是，他在實踐中逐步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客戶溝通方法，這對他之后的職業生涯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很快意識到，傳統的建筑圖紙常常把客戶們搞得云里霧里，尤其是在涉及更復雜的城市規劃項目時尤為明顯。于是，貝聿銘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嘗試，他以縮尺模型取代平面圖紙，將設計具象化。

這一改變，迅速使溝通變得極具說服力和有效性。波士頓市的一位規劃官員曾感嘆：“任何一個門外漢都可以（通過縮尺模型）理解某一特定項目所蘊含的意義——設計圖從來沒有如此清晰地做到這一點?！?/p>

即便在后期創作蘇州博物館時，貝聿銘依然親自把關每個細節，模型中的樹木、葉子顏色和形態，甚至每一塊石板的安排，他都一一確認，確保每個部分都能完美呈現他的設計理念。

麻省理工學院檔案館的防彈玻璃柜內，《香港銀行家會所》模型正滲出1939年的野心。柚木雕刻的騎樓立柱間，現代主義鋼架如手術刀切入嶺南磚瓦——這抹東西方碰撞的裂痕，將在四十年后的香山飯店化作月洞門與混凝土的纏綿。

展廳內，港大學生正用亞克力重構臺中路思義教堂的1.8萬根木構。當東京運來的曲面殼體拼合時，策展人發現了1942年貝聿銘的鉛筆批注：“曲面即人性”——被歷史檔案湮沒的箴言，終在模型中蘇醒。第二段文字替換

而早年為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設計的建筑模型，更是長期擺放在他家中客廳一角，足見這是他事業轉型期極具分量的一步。

十件物品勾勒出的不僅是貝聿銘的建筑軌跡，也是他作為一個人的細膩折射。在順境中沉穩推進，在低谷中轉向他方，他總以從容姿態和堅定節奏，走過建筑師漫長的職業旅程。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如今看來，恰恰是他思想與選擇最真實的注腳。那么，當我們再次走進他所建構的空間時，是否也會因此多了一份更深的理解與共鳴？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

I. M. Pei：Life Is Architecture

展期：2025年4月26日-7月27日

地址：上海黃浦區苗江路678號，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攝影｜ 偉豪

文｜ qili、婕妤

編輯｜ 婕妤、冷面

設計丨 大可

圖片提供｜ M+、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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