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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一天,剛剛升任吉林省白城軍分區司令的鄭其貴正如往常一樣在辦公室批閱文件,突然衛兵來報,表示有人聲稱是司令員的故人前來拜訪,正在大門口等待。
聽聞有老朋友前來,鄭其貴先是一驚,隨后便十分開心地隨著衛兵快步趕往大門口。
來到大門口,來人見到鄭其貴便激動地揮著手大喊道:
“老師長是我啊!”
鄭其貴看到后,端詳起這人,不多時也同樣激動地說:
“原來是你啊!”
原來,前來拜訪鄭其貴的故人不是別人,正是其在鄭其貴任180師師長時的警衛連副連長,二人是抗美援朝期間的老戰友。
在隨后的話家常中,兩人回憶起在朝鮮戰場上180師的辛酸往事,一時間竟淚流滿面令人動容。
180師在朝鮮戰場遭遇了什么?又有著怎樣的心酸而悲壯的往事?
為兵團斷后的180師
180師的故事,還要追溯到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志愿軍發起的第五次戰役。
在完成戰略進攻意圖有效消耗“聯合國軍”的有生力量后,1951年5月21日,彭老總向志愿軍各部下達了結束進攻任務,全軍轉入戰略后撤的命令。
而負責掩護志愿軍3兵團的重任,則落在了180師的身上。
180師隸屬于60軍的戰斗建制,但在第五次戰役中,為了最大限度集結優勢兵力打擊“聯合國軍”的薄弱地帶,志愿軍司令部抽調了該軍下轄的179師和181師加強前線進攻部隊。
剩下的180師則隨著戰役的進行,也被3兵團司令部臨時征調,成了直屬的兵團總預備隊,用于應對各類突發狀況。
也就是說,60軍麾下的三個師全部臨時被調離,在5月19日至21日的這三天中,60軍軍長韋杰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
原本我軍從各部之間臨時抽調部隊的情況并不稀奇,但在形勢嚴峻的朝鮮戰場上,指揮權未能歸于統一卻埋下了隱患。
可即便短暫的成為了光桿司令,韋杰作為一名出色的指戰員也并未因此懈怠,反而派出了更多的通訊偵察部隊,時刻關注三個師的動向。
在彭老總下達撤退指令后,面對歸建的三個師,韋杰迅速作出了部署:
他命令179和180兩個師迅速北渡漢江,在春川地區建立防線以此掩護3兵團的撤退,而前出距離較遠的181師則迅速后撤,并作為第二梯隊接應友軍部隊。
這樣的布置本可以讓60軍在完成掩護兵團撤退的情況下,仍能全身而退,但意外卻發生了。
5月22日,受制于朝鮮狹窄且泥濘的道路情況,志愿軍司令部直接命令39軍于當天提前撤退,從而避免23日總撤退時的交通壓力。
但這條命令卻成為了引發蝴蝶效應的第一次顫抖翅膀,在得到總司令的命令后,誤以為可以提前撤退的3兵團司令部,也下令早已面臨糧草補給壓力的15軍也即行撤退。
這一撤,就導致了180師原本穩固的左翼突然出現了真空,這就為美軍機械化部隊隨后的側翼包抄,對180師實現合圍創造了條件。
此時,唯有依仗右翼63軍的180師仍有機會向北機動,有著較大概率跳出美軍的包圍圈,可23日的一封電報,卻徹底改變了180師的命運。
由于“聯合國軍”的反擊十分兇猛,我軍的很多傷員來不及轉移。
于是3兵團司令部直接越過了60軍軍部,向180師下達了“就地堅守,掩護三千傷員轉移”的命令。
當日中午,得知訊息的韋杰也發出多封電報,要求180師執行兵團司令部的命令死守漢江北岸,為友軍和傷員的轉移創造條件。
得到命令的鄭其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堅決執行命令,于是在當日下午,他便開始著手前往一線布置防御陣地。
可就在此時,他卻收到了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右翼的63軍突然撤退了!且臨行前并沒有及時通知180師!
據63軍軍長傅崇碧后來回憶,63軍之所以撤退,是因為遭到了美軍精銳部隊的合圍,如若不及時撤退則很可能全軍覆沒,因此不得已才選擇了撤退。
但由于63軍和60軍分屬不同兵團系統,因此在撤離時以為上級部門會協調的63軍并未及時通知180時。
至此,失去了左右兩翼友軍庇護的180師,徹底成了一支滯留在漢江北岸的孤軍。
通訊不暢致使180師身陷重圍
在63軍不辭而別后,180師的高級指戰員們迅速聚集在一起開了一場緊急的臨時會議,會議的主題只有一個:撤還是不撤?
當時,副師長段龍章和參謀長王振邦在分析了局勢后,都表示成為孤軍的180師已經陷入萬分危急的境地,如果不果斷北撤,則有被“聯合國軍”包圍的危險!
對于180師的險境,久經戰陣的鄭其貴焉能不知?但他從全局考慮,沉思片刻后便仍作出原地堅守,等待上級新的指示命令。
鄭其貴以大局為重的精神無疑值得敬佩,但也在客觀上讓180師的處境越發艱難。
就在180師召開緊急會議之時,60軍軍部也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深知180師危在旦夕的韋杰不斷嘗試與3兵團司令部取得聯系,以便及時作出決策。
可令韋杰沒想到的是,發出去的電報如同泥牛入海杳無音訊。
原來,為了防止泄露電訊信號而暴露位置,在全軍撤退后3兵團司令部就關閉了電臺,直到三天后26日,3兵團與60軍的通訊才得以恢復。
在聯系上級無果的情況下,韋杰無奈下令維持原命令,讓180師在漢江南岸固守以確保保障傷員轉移的計劃得以實現。
犧牲自我,保全戰友,這正是180師的擔當所在。
5月24日,美軍集結大批“聯合國軍”,以美7師為先頭部隊發起了對180師的猛烈進攻,同時,圍獵180師的其他部隊也開始向其側翼展開。
當日下午,面對越來越危急的戰局,韋杰終于坐不住了,在仍無法聯絡上兵團司令部的情況下,其果斷下令讓滯留南岸的180師立刻渡江向北撤離。
面對漢江的波濤江水,擁有近萬人的180師緊靠著3根橫江鐵索開始了強行渡江,面對美軍不斷襲擾的戰機,全師僅一夜之間就損失了600余人。
鄭其貴后來回憶這渡江的一夜,總是老淚縱橫,但在付出極大的傷亡后,180師總算跳出了“聯合國軍”的包圍圈,韋杰的決斷,給了180師一線生機。
5月25日,全部渡江的180師收到了韋杰的命令,讓他們在加德山建立阻擊陣地,主力則向馬平里附近撤退。
在那里,韋杰為他們安排了179師接應,只要兩軍成功會合扼守住咽喉要道,180師就算是逃出生天了。
可意外再次發生了:失聯已久的3兵團司令部在此時突然給180師發來電報,令其原地阻擊。
隨著時間的推移,停下腳步的180師終于身陷重圍,被兵力數倍于己的“聯合國軍”徹底包圍了。
盡管后來60軍和3兵團組織了多支部隊前往救援180師,但因天氣原因和彈藥不濟,最終都未能成功。
5月27日下午,回天乏術的韋杰終于下令180師全軍突圍,可連續征戰早已疲憊不堪,且傷亡巨大的180師在此時甚至連一支營級以上的成建制部隊都沒有,全軍突圍談何容易?
無奈之下,28日凌晨,鄭其貴下令砸毀電臺、燒掉密碼本和機要文件后,全師化整為零分散突圍。
180師作為整建制部隊的戰斗就此結束,這也是整個抗美援朝戰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師級部隊成建制的被殲滅,成了志愿軍最揮之不去的傷痛。
悲劇之下的意義與反思
據后來的志愿軍戰史統計,此役180師折損大半,令人心痛。
戰后,180師的師長鄭其貴因“機械式執行命令導致指揮不力”被解除職務,可相較于個人的處分,更令鄭其貴放不下的是埋骨他鄉的數千戰友,直至后來也難以忘懷。
1959年,因多年盡心工作而重新得到組織信任,升任白城軍分區一把手的鄭其貴,突然被警衛員告知有聲稱是故友的人拜訪。
來人不是別人,正是他180師的警衛副連長劉先勇,當初分散突圍后鄭其貴就是靠著劉先勇的英勇護衛才突破重重封鎖成功歸建。
故人相遇,鄭其貴熱情地接待了劉先勇并與他拉起了家常。
原本有說有笑的兩人在聊及第五次戰役時,都不約而同地變得沉默起來,鄭其貴掩面哭泣地喃喃道:
“是我的責任呀。”
劉先勇見狀擦著眼淚上前安慰著老首長,良久鄭其貴才從悲傷中平靜下來,此情此景令人動容。
但180師的犧牲就是全然沒有意義的失敗嗎?顯然不是!實際上,180師的故事中飽含著自我犧牲,保全戰友的偉大色彩。
首先,鄭其貴始終堅決執行堅守任務的根源,除了作為軍人服從上級命令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將3000友軍傷員擺在心上。
鄭其貴很明白,如果他們不能阻擊遲滯“聯合國軍”的兇猛反擊,那么本就行動不便的傷員群體將斷無生路。
在自己和戰友之間,鄭其貴和180師選擇了犧牲自我,保全他人,其中無疑飽含了我黨一直以來的獻身精神。
其次,相比于3000傷員,180師的節節阻擊還有著更大的戰略意義,那就是有效遲滯了美軍反撲的速度,使得維系9兵團生命線所在的華川沒有迅速落在“聯合國軍”手中。
華川處在北漢江和馬平里身后,是9兵團撤退道路上的咽喉之地,一旦其過早落入“聯合國軍”手中,那么我9兵團則可能歸路斷絕,那樣的話,整個朝鮮戰爭的歷史都將被改變。
作為唯一擋在華川面前的部隊,正是有了180師的頑強阻擊,才讓美軍的機械化部隊直到5月27日才占據了這一重鎮,而此時9兵團早已全身而退。
因此公允而論,180師的犧牲也絕非全然沒有意義,相反,他們直接保護了數千傷員和9兵團將士的安危。
此外,180師的悲劇中也存在著許多值得反思和借鑒的教訓,直到現在也對我軍的發展建設提供著指導性作用。
例如,在180師的悲劇中,最關鍵的因素便是各級之間的通訊不暢,這是讓180師身處絕境的根本所在。
如果當時志愿軍的通訊系統能夠更加高效及時、能夠下沉到更基層的單位實現一線情況與最高指揮層的信息互通,那么180師的悲劇顯然可以避免。
當然,我們都知道志愿軍當時簡陋的通訊體系,是受制于我國在那時候羸弱的國力和科技水平,這是難以避免的客觀限制。
但在此之后,我軍十分注重軍隊通訊體系的建設,尤其是在最近幾年解放軍實施新軍改后,以合成營為基礎的新一代電子通訊系統建設成了改革的重中之重,其中想必就有朝鮮戰場中吃過通訊落后苦頭后的奮發圖強的考量因素在吧。
結語
五次戰役之后,毛主席力排眾議將180師留在60軍的序列繼續在朝鮮作戰,重建后的180師也知恥而后勇,在1953年的夏季反擊戰中一小時之內便打穿韓5師的陣地,將戰線向前推進15公里。
在金城反擊戰中,更是以一己之力拖住“聯合國軍”三個師上百次的反撲,不僅堅守住了陣地還消滅了7000敵軍,終于一雪前恥。
而承擔了主要責任被貶謫的師長鄭其貴,此后也仍然在軍中服役,即便被降職也無怨無悔始終優秀地完成著組織交給的分內之事,1959年升任白城軍分區司令員便是對其的肯定。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當我們回顧歷史時,即便面對180師這樣的慘劇,我們也應該將眼光放長遠、將格局進一步打開,不應只沉溺于悲傷和責難。
而是以更加理性和思辨的態度去考量這些挫折之中所蘊藏的、值得我們后人去反思、學習和借鑒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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