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06 年，劉邦建立漢朝，終結了秦末戰亂的局面。

但漢朝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治理難題，如何突破先秦貴族政治的局限，建立一套適應中央集權的官僚選拔體系。

秦朝依賴的世卿世祿制和軍功爵制，在漢初已顯露出弊端，于是劉邦在《高帝求賢詔》中明確提出招賢納士。

從此開始，漢朝正式將察舉制定為國家選官制度，形成功績與才能并重的選拔原則。

漢朝選官對功績的重視首先體現在對軍事人才的選拔上。

漢初頻繁的邊疆戰事，使 軍功成為官員晉升的重要依據。

例如名將趙充國早年以騎士身份從軍，因在漢武帝時期多次擊敗匈奴、羌人，積累軍功至后將軍。

而進入和平時期，政績則成為功績考核的核心。

漢宣帝時期，潁川太守黃霸推行與民休息政策，使潁川上下一片清明，被宣帝下詔表彰為賢人君子，最終升任丞相。

這種以治理效果為核心的考核標準，也體現了漢朝對官員實際執政能力的重視。

此外漢朝最看重的是文學才能，這里的文學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而是指儒家經典、歷史文獻的研習與應用能力。

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規定博士弟子需通一經以上方可入仕。

其次是治術才能，就是處理具體政務的能力。

漢昭帝時期，桑弘羊因精通經濟管理被漢武帝選拔為大農丞，解決了漢初財政困難，這種對專業技術人才的破格錄用，體現了漢朝選官唯才是舉的特點。

漢朝選官強調功績與才能相參，反對偏廢其一，當時涿郡太守韓延壽展現出卓越的治理才能，但他早年在軍事上有斷盜官錢的過失，其晉升受到限制。

除此之外，漢朝選官以察舉制為核心，分為常科與特科，常科包括秀才，特科則有明經、明法等。

其中規定，郡國每年須按人口比例舉薦孝廉，即儒生考儒家經典，官吏考公文寫作，這種分科考試制度，使不同才能的人得以適才適用。

除察舉制外，漢朝還實行征辟制。

即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直接征聘人才，東漢末年，曹操為司空時征辟荀彧，荀彧又推薦郭嘉、荀攸等人才，這種制度為寒門士子提供了突破階層壁壘的通道。

征辟制的特點是不拘一格，這種制度與察舉制相輔相成，在此基礎之上，漢朝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核制度。

郡國每年向中央呈送上計簿，上面記載著轄區內人口、賦稅、治安等數據，丞相府據此評定官員政績。

漢宣帝時形成基層政績與晉升掛鉤的機制，對于考核優異者被賜爵關內侯，考核劣等者則降職或罷官。

這種考核不僅針對在職官員，也包括對被舉薦者的連坐制度，"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要求舉薦者對被舉者的行為負責，確保推薦質量。

漢朝選官制度打破了先秦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建立了以功績、才能為核心的官僚選拔體系。

據《漢書》統計，西漢元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員占比超過半數，但該制度也存在局限。

東漢后期，地方豪強通過鄉閭評議操縱察舉，形成累世公卿的門閥雛形，這也暴露了制度在執行中的異化。

漢朝選官制度的核心在于平衡、務實，在當代人才選拔中，需避免單一標準。

可以說，漢朝在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的轉型中，探索出了一條功績與才能平衡的選拔原則。

通過察舉、征辟、考核等環節，構建了相對開放的人才上升通道。

盡管受限于歷史條件，該制度未能完全避免權力干預，但其重實效、求賢能的核心精神，至今仍閃耀著制度智慧的光芒。

參考文獻：

《漢書》

《后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