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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4月30日，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迎來“百日關口”。與首次執政時受到內閣成員與國會的限制不同，此番歸來，特朗普迅速掀起關稅風暴、重塑移民政策、挑戰多邊秩序等，在令中美關系陷入貿易“死亡螺旋”的同時，也導致美國與拉美、印度、歐洲、中東甚至非洲的外交發生震蕩。

4月25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十位專欄作家從貿易戰略、拉美遣返政策、機構拆解、對華博弈、美印關系、外交原則、歐洲右翼聯動、巴基斯坦豁免、非洲援助削減到中東僵局，多維度回顧和評估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的國際動作。

文章指出，特朗普的貿易策略混亂無序，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對拉美的大規模遣返引發地區反彈，并推動貿易多元化趨勢；中美關系陷入惡性循環，而北京則借機推進內部自力更生戰略；盡管美印關系保持表面友好，但潛藏摩擦已現；在歐洲，特朗普對歐盟的敵意反而加速了歐盟內部凝聚；在中東，特朗普未能實質推動新的地區秩序。總體來看，文章整體展現出一個特點鮮明但代價高昂的“特朗普2.0”全球政策輪廓。

通過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細致觀察，這組評論勾勒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步外交圖景：激進，對抗，交易至上，但在制度破壞與戰略推進之間，愈發失衡。

圖源：Foreign Policy

下周（ 4月30日，編者注 ）將迎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上任滿100天。

在過去三個月里，特朗普及其團隊采取了一系列舉措，連一些經驗豐富的觀察人士都感到震驚。例如讓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介入聯邦官僚體系，以及對美國大多數貿易伙伴征收高額關稅。

馬斯克與DOGE的遭遇連番挫折：從兩萬億削減目標驟降至1600億，再到特斯拉股價暴跌40%，馬斯克的“效率革命”已陷入亂局。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如今從白宮傳出的混亂，已經重塑了美國與盟友及對手的關系，同時也改變了國際社會對華盛頓的認知。

特朗普與拉美國家達成了移民執法合作協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與薩爾瓦多的協議，該國接收了數百名從美國驅逐出境的人群，并將其直接關押在監獄系統中，且未給予正當程序保障。他向烏克蘭提出了一份包含讓步內容的“最終提議”和平框架，其中對復仇主義的俄羅斯作出了實質性讓利。而且，他的政府在與中國的貿易戰中打響了第一槍，對大多數輸美商品最低征收145%的關稅。

隨著100天大限臨近，《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10位專欄作家和撰稿人來評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開局表現——以厘清至今為止發生的一切，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局勢變化。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考驗了自己的團隊

作者：Edward Alden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的專欄作家，西華盛頓大學羅斯杰出訪問教授（Ross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

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的最初100天里，我們見證了一場考驗：檢驗他所任命的高級經濟職位上的激進派和新手們是否能夠完成第一任期內“成年人”未能實現的任務——即重塑全球經濟規則，以符合總統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議程。

到目前為止，結果異常糟糕。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在空洞威脅、大規模關稅和令人羞辱的撤退之間劇烈搖擺，攪亂了市場，摧毀了人們對美國經濟領導力殘存的信心。除非政府能在做法上引入一定的紀律性，否則特朗普將無法實現任何目標，并且只會使美國變得更加貧窮和虛弱。

多家機構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支持度只在39%至45%之間徘徊，是過去七丶八十年來多任總統最低。圖源：新華社

商界領袖和美國貿易伙伴原本希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會像第一任期那樣——雖然更加保護主義，但至少具備某種連貫性。但曾在2017年至2021年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老將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被排除在新團隊之外，據傳是因為特朗普認為他“太膽小，不敢放手一搏”。

特朗普這次確實放手一搏了，但方式混亂且不可預測。他威脅要對金磚國家的成員國征收100%的關稅，理由是它們涉及去美元化的交易行為；他又因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走私問題，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并部分關稅；還擴大了對鋼鐵和鋁的關稅，并對大多數汽車進口增加了25%的成本。

最致命的一擊是他在4月2日宣布了所謂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對美國貿易伙伴征收最高達50%的關稅。政府采用了一個荒謬而粗糙的公式，導致股票和債券市場陷入混亂，最終迫使特朗普不得不撤回部分措施。

特朗普團隊中沒有人能解釋總統的舉動，更不用說加以制約了。除了曾與萊特希澤共事的現任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以及白宮顧問、激進保護主義者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之外，其余人都是政府新手——而納瓦羅向來對任何一種關稅都熱衷不已。

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勒特尼克（Howard Lutnick）承擔了大部分對外解釋工作。他宣稱新關稅將為數百萬美國人創造就業機會——盡管一些制造商將裁員歸咎于關稅政策。相比之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顯得有些迷茫，他堅稱關稅公告只是一個談判策略。然而，納瓦羅、勒特尼克和其他官員卻發表了截然不同的觀點。盡管存在分歧，特朗普總統仍然指派貝森特在談判新貿易協議中擔任領導角色。

最嚴重的損害，發生在中美關系上。盡管在第一任期內，萊特希澤在征收關稅的同時仍致力于維持美中關系，但這一次，中國以報復性關稅回擊，導致兩國陷入了經濟“死亡螺旋”，雙方互加足夠高的關稅，以至于幾乎阻斷了大部分貿易。特朗普團隊中沒有人看起來有能力解決這場混亂。

拉丁美洲躍升為優先事務

作者：Catherine Osborn

《外交政策》每周拉丁美洲簡報的撰稿人。她是一位駐里約熱內盧的平面及廣播記者?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前100天里對大規模遣返的執著，使拉丁美洲在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清單上迅速上升。在其他情況下，這種關注本應受到歡迎。畢竟，美國國務卿首次國際訪問就選擇了該地區，這種情況并不常見。今年2月，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訪問了巴拿馬、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國。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此前表示，如果巴拿馬不采取行動驅逐與中國有關聯的公司，美國將捍衛自身在巴拿馬運河條約下的權利。圖源：法新社

然而，魯比奧此行的一個目標，是為將被驅逐者安置到薩爾瓦多的一所最高安全級別監獄鋪平道路。美國隨后將移民轉送至那里，聲稱他們是幫派成員，盡管大多數人在美國并無犯罪記錄，且指控往往僅基于身上有紋身。

盡管這些遣返行動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許多拉美國家領導人仍然在配合——不僅限于那些渴望與特朗普建立密切關系的領導人。這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該地區政府仿效美國收緊移民政策的趨勢。同時，也反映出拉美國家希望保留政治資本，以對抗特朗普推行的另一項政策：經濟施壓。

特朗普迅速威脅要對墨西哥征收25%的關稅，盡管最終在墨西哥作出重大妥協后，部分威脅得以撤銷。在巴拿馬，特朗普將與中國進行經濟接觸的警告與控制關鍵基礎設施的威脅聯系起來。盡管魯比奧表達了在西半球實現共同繁榮的愿望，但關于積極經濟議程的具體細節卻鮮有公開。

美國在中美洲和墨西哥的貿易和投資份額遠高于南美洲，在南美，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更大。特朗普要求拉美國家疏遠中國的施壓并不新鮮；但在他的第一任期期間，許多南美國家拒絕了這種壓力，甚至加倍加強了與北京的經濟聯系。

面對特朗普加劇的貿易壁壘，拉美國家正在變得更加有創造性。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貿易集團加快了與歐盟長期擱置的自由貿易協議談判；即便是墨西哥城也在與布魯塞爾展開貿易談判。最近幾周，來自該地區的總統們在印度和日本受到了國事訪問的禮遇。至少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第二任期產生的一個效果是：激勵各國推進貿易多元化。

100天來的機構拆解與反對者

作者：Julian E. Zelizer

《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公共事務教授。他還是新聞解讀通訊《長遠視角》（The Long View）的作者?

與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上任初期的做法截然不同，特朗普總統在第二任期的前100天里，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線。當年，羅斯福在應對經濟危機時，致力于建設政府項目，修復破損的機構；而特朗普則利用上任初期，盡可能地拆解各類機構。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為實現目標而采取的手段極其激進，哪怕冒著將經濟推入混亂的風險——正如他本月宣布并隨后部分撤回的對等關稅政策所體現的那樣。

政策并不是特朗普唯一的關注點——報復同樣重要。2024年選舉季開始時，他在得克薩斯州韋科（Waco）舉行的首場競選集會上明確表示：

“對于那些被傷害和背叛的人……我是你們的復仇。”

如他所承諾的，他的政府對過去八年來曾經反對他和他議程的機構展開了全面攻擊：包括律師事務所、大學、媒體、法院、官僚機構、外國盟友等。

但攻擊機構不僅僅是為了清算舊賬。另一個后果是削弱——甚至徹底摧毀——那些可能在特朗普推進更激進議程（以關稅、減稅、領土擴張以及削弱行政國家為核心）過程中形成阻礙力量的對手基礎。

如果總統能夠持續恐嚇有能力反擊的人，那么在政府日益大膽推進野心之際，能站出來阻止的人將越來越少。到目前為止，只有聯邦法官仍然敢于在特朗普的行政風暴面前堅守立場。

歸根到底，美國兩大主要政黨仍然擁有左右國家方向的最大權力。如果有足夠多的共和黨人放棄繼續捍衛和支持總統的立場，特朗普立刻就會變得極其脆弱，甚至面臨彈劾威脅。如果民主黨能夠找到有效的宣傳口號和選舉策略，在2026年重新奪回眾議院控制權，那么他們將擁有一個強有力的平臺來制衡特朗普。

近來，美國多地舉行抗議活動，首都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波士頓等城市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現政府大規模裁員、加征關稅、驅逐移民等政策。圖源：新華社

特朗普的政策為中國的失誤提供了掩護

作者：Zongyuan Zoe Liu

《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外交關系委員會中國研究Maurice R. Greenberg研究員。她的新書是《Sovereign Funds: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nances Its Global Ambitions》，哈佛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從北京的視角來看，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自重返白宮以來對華采取的做法，進一步印證了中國領導人所提出的“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并促使中國堅定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面對美國高達145%的關稅，中國運用關稅與非關稅手段的組合——例如將美國公司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擴大出口管制、發起反壟斷調查——展現了在進行有針對性的貿易報復方面，中國已經擴展了工具箱并增強了能力。

與那些可能被特朗普激進策略打得措手不及的美國盟友不同，中國早已預見到了這場對抗，并做好了準備。自2018年起，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積累了應對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以及由此導致的美國政策環境日益收緊的經驗。

中國政府督促地方官員和大型國有企業加強供應鏈安全，同時擴展海外市場。北京還制定了針對外國脅迫的新國內法規和行政措施，使在華經營的公司在面臨外國對中企的限制時，必須遵守中國法律，從而為企業制造了合規困境。

西方國家因俄烏戰爭而采取的嚴厲制裁，也進一步促使中國政府加快建立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基礎設施，以減少對外部制裁的脆弱性。

迄今為止，特朗普第二任期推行的政策，恰好為中國領導人提供了便利，使其可以悄然修正此前的一些政策失誤，并能夠進一步動員政治意志和金融資源，推動國家的自力更生，即便這意味著個體企業家要做出犧牲。

盡管中國政府對科技企業的調整以及對企業家的寒蟬效應尚未完全消散，但特朗普政府帶來的混亂反而使得中國在外部觀察者眼中，顯得相對更具確定性，即使中國內部經濟依然存在結構性問題。例如，官方的《人民日報》就邀請外國投資者“利用中國的確定性來對沖美國的不確定性”。

過去兩個月里，兩國領導人舉行峰會并達成協議的窗口期正在迅速縮小。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尋求達成協議的意愿已經消失：中國政府在最近發布的一份有關中美經貿關系的白皮書中，呼吁通過平等對話與互利合作解決緊張局勢。

這一表態發出了明確信號：北京不會屈服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策略。

品牌價值評估機構Brand Finance今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2025年全球品牌價值500強》榜單，69個中國品牌上榜。圖源：新華社

特朗普向莫迪尋求綏靖（Appeasement）

作者：Sumit Ganguly

《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兼任胡廷頓美印關系加強項目（Huntington Program on Strengthening U.S.-India Relations）負責人

在唐納德·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他曾邀請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訪美，并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集會，場面非常熱烈。作為回訪，莫迪也在新德里（New Delhi）和他家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接待了特朗普。

兩次訪問都充滿了排場與虛張聲勢，但在實質性議題上收效甚微。盡管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的關系一直保持著異常友好——即使特朗普私下曾嘲笑莫迪帶有口音的英語。

因此，雖然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努力與拜登政府所推動的任何政策劃清界限，但至少有一個議題保持了連續性：對中國的懷疑，以及依賴印度作為潛在戰略支點的需要。

意識到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將更加放手行事，印度官員確保莫迪在今年2月初訪問美國。在此期間，莫迪宣稱，到2030年，印美雙邊貿易額可以達到5000億美元，這很可能是為了取悅特朗普。應特朗普的要求，莫迪還初步同意從美國采購一批尚未具體確定數量的F-35隱形戰斗機。

美國副總統萬斯近日 在 與印度總理莫迪會談后特別強調，美國視印度為“主要防務伙伴”，兩國軍事合作十分密切。 圖源：新華社

盡管如此，美印關系中仍存在一些摩擦。

首先是非法移民問題。雖然印度國內最初對美國大規模遣返印度籍無證移民表示強烈抗議，但莫迪政府最終還是默許了這些遣返。其次是關于H-1B簽證問題。印度作為這一技術工人簽證的最大受益國，自然希望美國對簽證政策限制得越少越好，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們公開表達了對H-1B制度的反感。

隨著特朗普第二任期前100天的結束，美印關系雖然仍然保持友好，但已顯得更為緊張。特朗普在發起貿易戰時曾稱印度為“關稅之王”（tariff king），而最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一份報告也列舉了阻礙美國產品出口印度的一系列貿易壁壘。華盛頓和新德里之間的貿易談判仍在繼續。

在特朗普于4月9日宣布暫停大幅加稅90天之后，印度方面的談判人員無疑正加緊努力，希望將這一緩沖期進一步延長。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原則是什么？

作者：Matthew Kroenig，

《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斯考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中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副總裁兼高級主任，同時在喬治城大學政府系與埃德蒙·A·沃爾什外交學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擔任教授?

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100天后，一種外交政策原則是否已初步顯現？19世紀，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警告歐洲國家遠離西半球；四十年前，里根主義（Reagan Doctrine）承諾支持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斗士。

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事務核心特征又是什么？與主流觀點認為總統完全不可預測不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背后其實有一套穩定的世界觀，這套觀念主要包含三大支柱。

首先，特朗普堅信“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與前總統拜登將世界劃分為民主與專制兩大陣營不同，與一些美國政策專家按照盟友與對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來劃分也不同，特朗普在心目中繪制的全球版圖是：美國對抗所有其他國家。在他看來，美國與眾不同。

第二個支柱是：特朗普認為美國正被其他國家占便宜。華盛頓承擔了全球領導責任中過多的負擔。歷任總統要么愚蠢，要么軟弱，導致無論敵友，其他國家都利用了美國的財富、權力與善意。在特朗普看來，結果就是不公平的貿易協議、盟友搭便車、開放的邊界使毒品和罪犯流入。他將自己的總統職責定義為糾正這些錯誤，為美國人民爭取更好的利益。

第三個支柱是：通過“以升級換緩和”（escalate to de-escalate）”的方法來解決全球失衡。如特朗普在《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一書中所述，他偏好的談判策略是通過威脅和提出極端要求來使談判對手失去平衡，最終讓對方被迫回到談判桌上達成協議。

當然，這一三部分框架是簡化過的，但它能很好地解釋自2025年1月特朗普上任以來的大部分外交政策行動，包括邊境安全、反對中國在巴拿馬運河的存在、要求北約成員國分擔更多負擔、應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戰爭、遏制伊朗核計劃、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等方面的做法。

盡管他的具體戰術手段可能繼續保持不可預測，但可以肯定，這三大支柱將在未來三年半里指導美國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在歐洲極右翼盟友的失利

作者：Caroline de Gruyter ?

《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也是荷蘭《新鹿特丹商報》（NRC）的歐洲事務記者與專欄作家，目前居住在布魯塞爾（Brussels）

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及時讓步，暫時避免了與歐盟的貿易戰，但破壞已經造成了。經過數周的動蕩和特朗普政府高層官員的侮辱性言論，歐洲各國對美國的好感正在迅速減退。

根據今年3月在九個歐洲國家進行的一項民調，63%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讓世界變得“更加不安全”，51%的受訪者稱他是“歐洲的敵人”。有趣的是，那些傳統上最親大西洋主義的國家，如丹麥和荷蘭，對特朗普的評價最為負面。

當被問及特朗普上任100天對歐盟意味著什么時，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卡婭·卡拉斯（Kaja Kallas）表示，這是一個“非常緊張”和“具有破壞性”的時期。圖源：新華社

這一民意變化帶來了一個奇特的副作用：在歐洲，被視為特朗普盟友的部分極右翼政黨已經開始失去公眾支持。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和荷蘭政治家海爾特·威爾德斯——歐洲最堅定支持特朗普的極右翼領導人之一——在民調中雙雙下滑。對這些人來說，過去為特朗普與俄羅斯示好的姿態叫好是一回事，但現在美國竟試圖破壞歐盟，分化各國，連極右翼領導人也開始感到不適。

特朗普反歐盟行動所帶來的，也許是意料之外的結果：歐洲人正團結在一起——是的，團結在歐盟旗幟之下。根據歐洲議會今年冬季發布的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調查，74%的歐洲受訪者認為歐盟成員國身份對本國有益——這是自1983年該問題首次提出以來的最高支持率。今年3月，成千上萬的人在羅馬舉行游行，呼吁更多的歐洲團結，這種場景在過去極為罕見。

曾寄望于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提升自身影響力的歐洲極右翼領導人，如今紛紛與他拉開了距離。歐爾班，這位經常將歐盟比作前蘇聯壓迫機器的人，最近變得沉默無聲。法國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最近因挪用公款被定罪，她對特朗普呼吁“釋放”她的聲音也置之不理。

相反，在巴黎舉行的一場規模慘淡的極右翼集會上，勒龐公開表示，她尊重獨立法院，仿佛是在直接表態：她不是特朗普。威爾德斯也不再佩戴俄羅斯-荷蘭友誼徽章，因為現在很明顯，特朗普并不真正希望在烏克蘭實現和平。

有了特朗普這樣的“朋友”，就連歐洲的極右翼也不需要敵人了。

特朗普為巴基斯坦破例提供3.97億美元

作者：Michael Kugelman

《外交政策》每周南亞簡報的撰稿人。他研究該地區事務已近二十年。

今年2月底，特朗普政府決定將3.97億美元的安全援助資金從大規模對外援助削減計劃中豁免出來。這筆資金將用于一項針對巴基斯坦F-16戰斗機的監控項目，確保這些美國制造的戰機被用于反恐行動，而不是對印度采取軍事行動。

自2018年1月，也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早期以來，美國就基本暫停了對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安全援助。隨著特朗普政府中反巴基斯坦人士勢力增強，以及自美國撤出阿富汗以來戰略重點的轉移，華盛頓與伊斯蘭堡的關系早已不再是優先事項。因此，專門為巴基斯坦保留資金，顯得尤為引人注目。

但從特朗普政府的角度來看，這一做法是有道理的。就在F-16監控計劃曝光幾天后，特朗普在向國會發表的聯合演講中感謝巴基斯坦協助美國捉拿了一名涉及2021年喀布爾撤軍期間殺害美軍士兵襲擊案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

華盛頓發出的信號是：雖然有限，但伊斯蘭堡在追捕針對美國公民的恐怖分子方面，依然是一個有用的伙伴。

如果特朗普政府發現巴基斯坦在使用F-16戰斗機方面作弊，會怎樣？2019年，印度曾聲稱在與巴基斯坦的一場軍事沖突中擊落了一架美國制造的F-16戰機。當時，美國官員表示，巴基斯坦所有F-16戰機均完好無損——但他們也表達了對巴基斯坦使用這些戰機方式的不滿。

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更加強硬地要求美國對外援助必須直接促進美國利益。如果巴基斯坦沒有履行約定，華盛頓這一次可能不會像過去那樣輕易放過它。

這顯然不是巴基斯坦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畢竟它在努力與美國建立新的反恐伙伴關系，并試圖在關鍵礦產開發、加密貨幣等議題上爭取華盛頓的支持。

特朗普有非洲政策嗎？

作者：Nosmot Gbadamosi

多媒體記者，同時也是《外交政策》每周非洲簡報的撰稿人。她曾在非洲大陸各地報道人權、環境與可持續發展議題。

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前，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私下里支持唐納德·特朗普連任，他們憧憬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下出現一種交易型、親商業的外交環境，認為這種氛圍可以讓他們與美國達成協議，而不必再面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那些雙重標準。

然而，在上任100天之后，特朗普仍未就整個非洲大陸提出任何具體的外交政策。但他政府頒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已經在非洲引發了嚴重的連鎖反應。為期90天的對外援助暫停（埃及除外）以及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嚴重削弱，迫使尼日利亞等國動用緊急預算采購藥品。

與此同時，特朗普迅速點名南非并對其實施制裁。他上個月簽署的一項行政命令，為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主要為荷蘭后裔）提供難民身份，同時因南非的一項土地法而削減援助。這項土地法旨在解決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問題。（特朗普身邊的一些顧問，如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曾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生活多年。）

盡管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嘗試修復與特朗普的關系，但其所屬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中的其他成員對此則不那么積極。該國正走在與美國發生對撞的道路上，這不僅會限制南非自身的經濟增長，也會影響其地區鄰國的前景。

一些國家則主動出擊，試圖促成商業與安全協議。剛果民主共和國提出了一項“礦產換安全”協議，以幫助打擊盧旺達支持的M23反叛組織。擔心特朗普削減援助的國家如索馬里也可能尋求達成類似協議。

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可能間接推高依賴與北京貿易的非洲經濟體的成本。再加上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一項給予非洲國家貿易優惠的協議——前景未卜，使得部分國家加快了“去美國化”的步伐。南非就已宣布將加大力度尋求新的國際伙伴。

特朗普的外交走向更可能促使非洲進一步加深與美國對手的貿易聯系，尤其是中國。但也有觀察人士指出，如果非洲國家推行正確的財政政策，它們的經濟體可能會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逐漸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特朗普在中東沒有獲得支持

作者：Steven A. Cook

《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外交關系委員會（中東與非洲研究Eni Enrico Mattei高級研究員。他的新書是《雄心的終結：美國在中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The End of Ambition: Americ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e Middle East）

用總統上任100天來評判其表現，這雖然是個歷久彌新的傳統，但在我看來一直頗為武斷。盡管如此，特朗普總統在競選中承諾，上任三個月內將有所作為，作為一個“華府全球主義者”（Beltway globalist），我也別無選擇，只能評估他在中東的施政表現。

4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會見到訪的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圖源：新華社

特朗普進入第二任期時氣勢洶洶，但現在看起來愈發軟弱無力。是的，他確實命令美軍鏟除紅海地區的胡塞武裝威脅，但在該地區其他重大問題上，他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特朗普迫使以色列和哈馬斯接受了一項由前總統拜登斡旋的停火協議，但他本人以及其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至今未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取得突破。白宮現在反而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發動新的攻勢，目標是迫使哈馬斯釋放剩余人質，或是徹底摧毀該恐怖組織，具體目標則依不同發言人而異。

在伊朗問題上，特朗普好戰的言辭是其不愿動用武力的最佳證據。他對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廢除其核計劃、停止對代理人組織的支持、顯著削減導彈力量——在威特科夫與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首次接觸時便未能守住。

現在看來，特朗普愿意接受一項與他2018年5月撕毀的伊朗核協議（JCPOA）極為相似的交易。或許這份協議將被改名為“特朗普全面行動計劃”（Trump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并被他本人稱為“史上最偉大的軍控協議”。這對于全球和平或許是件好事，但也可能只是將問題踢皮球，讓一個糟糕政權繼續茍延殘喘。

但這對特朗普來說恐怕無關緊要，因為他只關心能否“達成協議”。另一個相關議題是將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擴展至沙特阿拉伯——他曾承諾要做到這一點。如今，沙特在加沙戰爭背景下重新考慮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意愿，特朗普構建其標志性外交成果的希望也已化為泡影。

100天內想實現太多本就不現實，但特朗普曾夸下海口要在中東實現“大勝”。如今看來，似乎仍是在失敗。

本文編譯｜張樂詞（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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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審閱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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