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科學史上，費孝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從概括“差序格局”“文化自覺”、翻譯和闡釋“community”（社區），到實踐區域研究、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現代中國社會學的無數個細節和瞬間都由他帶來。人們稱他費老。

他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漢語學術界最早走出書齋、走進田野，并將社會科學作本土化研究的學者之一。抗戰時期，強敵壓境，他和他的學術團隊入住魁閣，多少個夜晚，他們在菜油燈的燈光下攤開書本，背靠吱吱作響的木架讀書，開“席明納”研討。

如果讀者見到青年費孝通會發現，他還是一位愛寫專欄文章的評論家、作家，甚至寫了一本英文小說。

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歲。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在學術內外，他都是費孝通，“老來依然一書生”，一生“行行重行行”，以理解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為學術責任。

專題《書生費老》封面。

在費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新京報·書評周刊》特別策劃了紀念專題《書生費老》，所刊文章包括費孝通的人生和學術、從中國社會學史的角度談費孝通的學術遺產、從文學和社科的角度談費孝通唯一小說《繭》，以及費孝通在魁閣時期主持的“席明納”。

本文為第二篇，內容為費孝通的學術遺產。

1991年，費孝通在河北廣宗大東村農民家了解竹簾生產情況。圖片來源于中國民主同盟網站。

費孝通先生的墓碑上刻著這樣幾個字：“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這是他第20次訪問江村時與故鄉父老說的話，那一年，費孝通86歲。這番話既表達了一個垂暮的老人對沒有虛擲光陰的自我肯定，也多少流露出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在那之前大約15年，年逾古稀的費孝通迎來了第二次學術生命，他曾不止一次地對家人、學生說過，“我口袋里只有10塊錢了，不能隨意用來買花生吃，要集中起來買一件心愛的東西”。意思是估計自己還有10年工作時間，要迫切投入思考與實踐，集中力量實現晚年念茲在茲的“富民”目標。所幸“上蒼開恩”，從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開始，費孝通的名山事業整整延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從而使其兼具“中國現代社會學的重要開創者”和“中國當代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雙重身份。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費孝通這個名字差不多就是中國社會學的代名詞。即使在身后20年的今天，他依然是海內外知名度最高、影響力最大的中國社會學家。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學術遺產不但不曾“被時間沖洗”，反而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和豐富的創造性，成為一代代讀者閱讀、言說和對話的對象。這種活力表明，費孝通的學術遺產不僅是一份固化的文獻資料或一套既定的理論體系，而依舊是我們當下審視和理解中國社會及其變遷的一串密鑰。

以費孝通作品集形式出版的部分圖書：《費孝通作品精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費孝通經典作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領讀文化2022年版）、《費孝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及《費孝通全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2015年費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有學者總結了他畢生都在探究的根本問題，即“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中怎樣找到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接榫之處和契洽之點”。（見陳占江、包智明《“費孝通問題”與中國現代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5年第1期）事實上，這一“費孝通問題”不僅是費先生作為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觀察者、思考者和研究者試圖追問的社會學命題，也是其作為同一歷程的參與者、親歷者和體驗者親身感受的社會事實。換句話說，作為經歷了中國現代性成長全程的標志性社會學家，費孝通將近一個世紀的漫長人生，特別是其中內在的緊張，本身就是“費孝通問題”的一個鮮明個案。

費孝通一生經歷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期，橫跨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三種文明形態。生活在三種形態交織重疊構成的20世紀的中國知識人，面臨著各種矛盾。這些矛盾往往表現為中與西、古與今、鄉村與城市三種形式的對峙，其本質則是傳統與現代間的張力。這些矛盾在費孝通身上都有體現，他的心路歷程也每有“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更張。今天看來，費孝通一生最有創見和學術深度的作品，都是這種自我革新的結果。

“還是要從‘鄉土’中講我這個人”

作為繼承新文化運動傳統的一代，費孝通從小“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感興趣”（見大衛·阿古什《費孝通傳》），早年接觸的社會變遷理論和功能主義學說也讓他一度認為在西方文化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國固有的文化已失去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能力。

大衛·阿古什《費孝通傳》1981年原版書封。中譯本見董天民譯本，1985年時事出版社版、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但他在碩士畢業并完成了大瑤山調查（也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后，就開始認識到只有弄清中國社會的完整結構之后才能真正知道應當摒棄什么，保留什么，從而逐漸從體質人類學者向社會人類學者轉變。到了28歲用英文寫作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時，費孝通已明確表示“強調傳統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經濟生活變遷的真正過程，既不是從西方社會制度直接轉渡的過程，也不僅是傳統的平衡受到了干擾而已。目前形勢中所發生的問題是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見費孝通《江村經濟》）。學術界認為“從整個現代社會科學在中國范圍內的發展而言，江村調查最早體現了中國社會學家的文化自覺”（見周曉虹《江村調查：文化自覺與社會科學的中國化》，《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1期），即就此而言。

抗戰后期，費孝通第一次踏上美利堅的土地，本是帶著“尋求人生另一道路”的期待，一年的旅居生涯結束時，他卻感到“更加糊涂”以至“有一點心慌”（見費孝通《美國與美國人》）。他覺察到美國代表的“現代世界”對“舊世界”不留任何余地要加以鏟除的那種文化上的果敢，內心卻并不認同。1945年出版的《初訪美國》是他居美期間所寫的隨筆合集，從總體上對美國社會文化持反思乃至批評的態度。但這種批評卻不是簡單地基于某種意識形態、價值立場或文化本位，他的著眼點，在于通過反觀他者，探索東西方文明“共同的光明”。費孝通問道：“這兩個世界真是和它們所處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剛剛相反的么？它們的黑暗時代是我們的唐宋文采，它們俯視宇內的雄姿是我們屈辱含辛的可憐相？東西的盛衰是一個循環么？”這既是問自己，也是問眾生，其實他自己心里已有答案。可以說，半個世紀后他提出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愿景，在此時已經埋下思想的伏筆。

《鄉土中國》，費孝通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9月。

1948年初版的《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流傳最廣的作品（也是中國社會學家著作中發行量最大的），其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則是20世紀中國社會學家最具影響力的原創學術概念。這本著作在費孝通對學術的自我評價中也占據頗重要的位置，晚年他曾把自己一生的學術成果概括為一本“現代鄉土志”（見張冠生《民盟歷史文獻·費孝通（上）》），還曾對學術助手表示，“還是要從‘鄉土’中講我這個人”（見張冠生《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不過，無論“鄉土”還是“差序格局”，都是不曾被嚴格定義的學術范疇，也由此導致迄今為止綿綿不絕的紛紜聚訟。

《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張冠生 記錄整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5月。

“鄉土”曾長期被解讀為農村，隨著研究的推進，這種共識逐漸遭到質疑，有學者認為鄉土并非泛指任何形態的中國農村，而是那種封閉的、高度同質性的村落社區，也有學者認為既是指真實存在的地理空間，也是指帶有某種情感投射的想象空間。至于“鄉土中國”是否等同于“傳統中國”，觀點更是大相徑庭，有人認為鄉土與傳統相伴而生難解難分，有人卻針鋒相對地指出以鄉土社會等同于傳統社會的視角多少有些“一葉障目”，掩蓋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晚近更有學者提出“把鄉土作為方法”的研究主張（見陳占江《作為方法的鄉土》，《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4期）。

至于對“差序格局”的理解，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方面，“時至今日，大凡研究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學者，很少有不使用這個概念的”（見翟學偉《再論“差序格局”的貢獻、局限與理論遺產》，《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另一方面，這個概念也留下許多懸而未決的難題，比如所謂“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究竟是中西方社會之間固有的根本性差異，還是中西方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變過程中各自都會出現的歷史性差異，我們無法得出明確答案。事實上，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豐富內涵，恰恰是費先生學術遺產迷人之處。

超越二分思維

生命最后25年里，費孝通先生迸發出的那種創造力在古今學術史上都不多見。大體來說，其學術旨趣和思考方向，經歷了“志在富民”向“文化自覺”的轉變。（見周飛舟《從“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2017年第3期）前者包括從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實證研究出發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從邊區開發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完善等等；后者則包括社會學方法論的反思，從關注“生態”到關注“心態”的轉變，直到精神世界中“差序格局”的新解讀以及人類社會“和而不同”理想的倡導等。

《傳承與斷裂：劇變中的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學家》，陸遠 著，商務印書館，2019年12月。

有學者參照馬克斯·韋伯有關“牧師”和“先知”的理想類型劃分，對費孝通在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角色轉換進行了解讀，特別提醒讀者注意費先生強調的那個與西方世界“先知”角色最接近的東方概念“圣賢”，并申明這是“人類每逢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就會呼喚的“具有孔子那樣思想境界的人物”。（見周曉虹《中國社會學的知識鍛造》，《社會科學》，2024年第10期）在生命即將走到終點的時刻，面對國與國、族與族、教與教之間沖突不斷的“全球性戰國時代”，費先生沒有放棄呼喚超越國族利益，溝通不同文明的“新的孔子”出現，迄今讀來依舊令人動容。

終其一生，費先生研究主題的選擇都與他所處時代面臨的緊要問題密切相關，他最終也在某種思想程度上完成了對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二分思維及其敘事模式的超越。如陳占江、包智明等人的總結（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5年第1期文章《“費孝通問題”與中國現代性》），“歷史實踐則表明：盲目效仿西方、徹底否定傳統、割裂歷史的發展模式不僅不能納入西方的現代性邏輯，反而可能導致更為深重的社會危機；同樣，過于推崇傳統，一味強調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特殊性’，不僅不能引領中國向美好社會邁進，反而可能因保守、狹隘而重蹈歷史的覆轍。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實現融通、保持富有張力的平衡并最終邁向一個美好社會，這一‘費孝通問題’在中國現代性歷史進程中仍將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幸運的是，費先生以其一生的努力和探索為我們奠定了起點”。

作者/陸遠（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

編輯/西西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