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科學史上，費孝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從概括“差序格局”“文化自覺”、翻譯和闡釋“community”（社區），到實踐區域研究、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現代中國社會學的無數個細節和瞬間都由他帶來。人們稱他費老。

他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漢語學術界最早走出書齋、走進田野，并將社會科學作本土化研究的學者之一?？箲饡r期，強敵壓境，他和他的學術團隊入住魁閣，多少個夜晚，他們在菜油燈的燈光下攤開書本，背靠吱吱作響的木架讀書，開“席明納”研討。

如果讀者見到青年費孝通會發現，他還是一位愛寫專欄文章的評論家、作家，甚至寫了一本英文小說。

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歲。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在學術內外，他都是費孝通，“老來依然一書生”，一生“行行重行行”，以理解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為學術責任。

在費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新京報·書評周刊》特別策劃了紀念專題《書生費老》，所刊文章包括費孝通的人生和學術、從中國社會學史的角度談費孝通的學術遺產、從文學和社科的角度談費孝通唯一小說《繭》，以及費孝通在魁閣時期主持的“席明納”。

本文為第四篇，內容為評說費孝通唯一小說《繭》。

《繭》，費孝通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1月。

目前為止，《繭》可以被認定為費孝通先生寫作過的唯一小說。原文以英語成文，中篇小說的篇幅，作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費老在世期間，未曾公開發表過它，而是在寫作完成后，就將它作為禮物贈給了雷蒙德·弗思夫婦（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第一位導師與師母），后一直保存于弗思博物館。

《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家現代絲織廠開在手工絲織業逐漸凋敝的姑蘇鄉村，對當地帶來了震動和改變，也引發了各式沖突。它塑造了一眾群像人物，包括現代民族企業家和愛國者，以及當地制絲產業鏈條上的角色。通過這些人物角色，構建了一幅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同生產力之間沖突調和的微縮景觀畫。

“五四”與不那么“文學”

社會科學的使命一直在于對社會現象的理解、描述和闡釋。而如今的社科學者生發出了一種新的學科自覺，那就是：盡管掌握了能夠理解、描述和闡釋社會現象的學科工具，但無論其多么趁手，或學者本人抱有多么高尚的希冀，仍要盡量克制用學科工具“改造社會”的意圖。這與新舊交替時代的中國社科學者，在學科的應用旨趣上，是一種大相徑庭的取向。對足以撼動社會的、先進觀念的呼喚與引介，才是當時的主流認識。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落后于歐美日本的事實讓他們焦慮，因貧弱而被侵略的創痛也綿延不絕。那時候的知識人不是一個專門從事學科生產的群體。他們憑著比普羅大眾更深重的憂患意識，深度卷入社會，自覺肩負起拯救的責任。

“五四”以來對科學的推崇，又讓社科學者獲得了極大的自信：自己的學科工具，在能對社會進行深刻闡釋的基礎上，又能佐以不會出錯的科學方法來對其進行有效改造，是相對完美的。在這種背景下去理解《繭》以及寫作《繭》時的費孝通先生，可能更加清晰。雖然有對不確定性的追問，但他在創作這部作品時，更多是帶著確定性的——對社會改造方向的確定性。那是學科和時代賦予他的。

1936年，費孝通在家養傷、調查時與開弦弓村的孩子在一起?！督褰洕酚⑽陌娉霭鏁r曾在書封上使用該圖。本圖來自《費孝通之問》（商務印書館2021年11月版）。

如果一定要將《繭》歸類，它應該屬于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現實主義小說所具備的絕大部分要素它都具備，例如典型的人物形象、客觀真實的細節再現等。然而《繭》讀起來卻又似乎不那么“文學”。雖然小說可能以各種筆法寫就，但總的來說，文學性產生于對事物復雜性的大量細節呈現中，而如果損失掉很多需要讀者去自力體會的信息，那么文學性也會大打折扣。這是社科學者和文學家的很大不同，前者由于掌握了具有闡釋力的視角，能將復雜的社會現象用抽象且簡潔的理論語言表述出來，因此總難以克制直接闡釋制度背景的沖動，而這于文學表達是不宜的。

試舉幾例：“交通工具便是人們熟知的‘航船’，這種船被當地人叫作‘航船’，是因為船主來往于鎮里的商行與鄉村之間，是村民買賣的代理人……”(p9)，“……吳慶農的理想是，固定資本的利潤，將剩余價值用于支付工人薪資，實現分配調節，以分配調節為手段，體現勞動在生產中的價值……”（p24），“這些新聞令李義浦十分震驚，它意味著帝國主義的威脅已經逼近中國新興工業……”（p57）等。

在《家、工廠與中國現代個體的誕生——對〈繭〉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見《社會》2023年第1期）一文中，凌鵬、孟奇認為“費孝通幾乎沒有使用任何概念去直接分析社會結構及其變遷邏輯，相反，他將筆力完全集中在對具體人物的描摹和刻畫上”，似有為尊者諱的意思，倒不必如此。費老行文中的闡釋性語言比比皆是，很難不被注意到。如果由于當代對文學作品中闡釋性語言的負面評價，就抹掉費老作品中闡釋性語言存在的事實，恰恰是忽略了費老欲借強大的學科闡釋力，進行社會學科普的苦心：人物的互動之所以可以被理解，正是因為他們的處境，而非他們的個體特質。

再者，闡釋的沖動也不僅是遣詞造句的體現，更應該注意到的是，它潛隱在觀察視角和布局謀篇中：一定會把社會沖突的重要性置于人物之上。費老確實描摹和刻畫了具體人物，但若不如此，根本無法成文。這是一個小說寫作的最基本要求，但這并不能說明它是一部文學性很強的文學作品。每個場景、對話、人物內心活動的設計，都體現了精確的學科意圖，這是更深一層意義上的“闡釋”。

青年時期的費孝通。

這當然與新文化運動“吐故納新”的精神內核有關。那時的文學素材取之不盡，國家不幸詩家幸，這些素材本身就充滿張力，非常適合現實主義小說的寫作。又加之往往包含了對舊事物的批判和新事物的呼喚，因此新文化運動更將現實主義小說的形式推上了最高位：文藝作品若不憂國憂民，不針對時代大背景，便似有品格不高之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本身就帶有極強的社科領域問題意識，費老的小說倘若在當時就發表，應該會受到廣泛好評，因為它呼應了新文化運動那一派知識分子的關切，他們大部分有過和西方現代社會接觸的經歷，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感”：對現代化的向往與對傳統中國社會（或國家秩序）的質疑。這些觀念在《繭》中皆有表現，例如對鄉村的“舊”產業（傳統手工絲織業鏈條）發出詰問，對鄉民不信任新事物的反思，并充分肯定新的產業形態（采用現代工業技術和管理技術的紡織廠）帶來的益處等。費孝通先生這些好惡，使他的學科自信躍然紙上。這種自信非常符合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知識分子的畫像：對自己構想中社會改造的方向是明確的。雖然他們各自的方向也未必相同。

非文學家的激情

文學并不單單著眼特殊困境下的沖突，文學作品更應重視一種超越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的，人和困境之間難解的化學反應。但在費孝通先生筆下，人物自己雖也具有很強的意志，卻似乎特殊的困境反變成了寫作的核心，困境推動人物。除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外，這或與社會科學本身的理念有關：人都是特殊社會制度下的產物，社科學者對環境決定論的認可遠大于對人性決定論的認可。

《繭》塑造的“寶珠”，是一個在工廠生活中被賦權了的童養媳。進入工廠使她經濟獨立，獲得了覺醒，感受到了使命感與人生新意義，并對丈夫以外的男性產生了情愫，又使一位同樣對該男性抱有好感的新式女性——女工的管理者王婉秋誤會并嫉妒，差點導致工廠發生了事變。這些情節雖然并非主線，但卻為這篇小說的文學性扳回一城。我們并不知道，在費老的生活中，是否真實存在寶珠和王婉秋女士的原型，如若沒有，那她們的確算得上是高明的虛構。寶珠和王婉秋這兩位女性像一對雙生花，她們帶出了費孝通先生自己對社會改造道路的一個發問，那就是，社會改造必然落實到改變鄉村當地原有家庭組織的問題。改造之后，原有的家庭組織會被摧毀嗎？這個問題在新的社會結構中會被解決嗎？這固然是一種充滿了人文關懷的追問，但這仍不是典型的文學作品對個體命運的關切，而依然是一種學理式的追問。

《月牙兒》（袁運生插圖本），老舍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1月。

新文化運動以來，不少作家抓住了女性天然具有的文學性，并將其在新舊交替時代的生存處境和個人命運鮮活地呈現出來，如許地山的《春桃》（1934），老舍的《月牙兒》（1935）等。對女性主人公的文學呈現，必然會涉及家庭、倫理、階層等思考。他們或許無法做到每一個細節都帶著社科式的敏感，但他們對主人公個體情緒和主體性的把握，不會因為對社會背景的鋪陳而失焦。確實讓人感到，文學家在小說這個體裁上，畢竟更擅長一些。當然，《繭》中的人物，是重要性相對均等的群像性質，為了更好地刻畫時代背景，必須選取不同階層和不同立場的人物典型。沒有明顯的人物側重，也會增加文學張力呈現的難度。

讓這篇小說讀上去略有不大舒展之感的，或許還有幾個原因。

其一是，文學寫作與學術寫作不同，多少要構想一個（或一群）潛在讀者，這是文學寫作的一種情緒對話需要。潛在讀者的認知版圖有時框定了該文學作品的呈現方式。既然《繭》原文為英文，又獻給了弗思夫婦，我們或可以猜測費老構想的潛在讀者并非中國讀者，也甚至不是英語世界的普通讀者，而是英語世界的知識界人士?？v使對方對中國社會有一定的了解，但一些非常本土的社會制度，大的時代變遷背景，面對非本文化讀者時，也不容易在人物對話、人物心理或場景描寫中進行自然的呈現。

其二便是非母語寫作的局限。其三可能是體裁。很多社會處境，縱使其中具有一定的文學性，或許也確實不適合以小說的形式去呈現；如果一定要呈現，那么對小說的呈現技巧要求就更高。那時候尚沒有“非虛構寫作”的概念，甚至還沒出現“紀實文學”的提法。體裁確實會限制內容，內容也會有更合適的體裁來承載。大膽揣測一下如果《繭》以非虛構的方式呈現，或許更合宜？以及，是否用母語呈現會更精彩？但這也是意義不大的假想。費孝通先生畢竟是一個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他的思想價值，早已在他的學術生命和學術遺產中盡顯了。

那一代知識人多少都具有文學創作的沖動，因為新文化運動的本質就是一場以文學為載體的社會運動。那一代所受的文學教育先于并強于學科教育。提筆寫小說，實在沒有太大阻力。

《江村經濟》，費孝通 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

《繭》是費老在博士論文完成后，將當時自己在學術研究中所不能言及的微妙之處收束到一起，在閑暇時進行的一個出于興趣的嘗試。雖然不必當作經典的文學文本去捧讀，卻無疑也是珍貴的。將它置于費老的學術脈絡中或更適合一些。同時，那些不易從閱讀學術文字中獲得閱讀快感的讀者，恰好可以通過《繭》，找到一個《江村經濟》的側面切入點。過分苛責費老這篇小說的文學性，似也有些不公平。恰恰是一份學者的冷靜，而非文學家的激情，讓他雖懷抱改造社會的意愿與能力，卻仍在前進的道路上理性地，小心地行進著。

作者 / 星晨

編輯 / 羅東 李陽

校對 /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