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從“紅利”逐漸變成“負擔”，留給我們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由攜程創始人梁建章等人創立的《育媧人口智庫》，一直都是我國人口研究方面的領頭羊。

根據育媧人口智庫的估計，我們至少需要用GDP的5%來進行生育減負，才能夠把生育率從2022年的低點逐步提升到1.4，即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

但即便在這樣的情形下，2030年我國的新出生人口也只有1062萬，2050年我國的總人口也只有12.9億人。

GDP的5%是什么概念？

以2023年為例，當年度我國GDP總量為126萬億元人民幣，5%就是6.3萬億元，一年僅僅是在生育減負上，我們就需要用至少6萬億來發錢、完善生育配套措施等等，這是一筆幾乎不太可能實現的開支。

如果沒有這筆開支，人口形勢會發展到什么地步？

按照育媧人口的估計，在沒有實質有效的生育減負政策的低預測情形下，我國出生人口將在2023年降至900萬左右，2025年跌破800萬，2027年跌破700萬，到2050年則會降至493萬，到2100年，則僅有100萬不到。

現實情況是，2023年，我國出生人口僅僅只有902萬人。

今年能否跌破800萬，這已經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止住人口出生的下跌趨勢。

同樣是人口大國印度，目前我國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紀中葉出生人口將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

當人口出生率不斷下跌的時候，我國的出生人口甚至還有可能在2056年被美國反超。

目前我國總人口還是美國的四倍多，但出生人口卻將在兩代人后被美國反超，可見我國人口衰竭之快。

人口下滑，尤其是新生兒人口嚴重不足，會帶來什么后果？

最直接的沖擊，就是老齡化社會下的養老負擔。

在現代商業社會下，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需要消費，需要父母贍養；一直到大學畢業后，參加工作又開始反哺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他會一直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當人口開始老去的時候，反過來，宏觀上的福利體系又會開始向他傾斜；當這樣的老人越來越多，而年輕人越來越少的時候，福利體系開支越龐大，整個社會的宏觀壓力也就越沉重。

從人口學上來說，如果總撫養比低于50%，就稱為處于“人口紅利”時期。如果總撫養比高于50%，就稱為“人口紅利”結束。

按照育媧預測，在高預測下，我國的人口紅利將在2035年結束；在中預測下，人口紅利將在2036年結束，按照最低預測，我國的人口紅利也將在2038年結束。

如何理解人口紅利？

簡單來說，我國過去四十年經濟奇跡的核心動力之一，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持續攀升帶來的“人口紅利”。

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0年間，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近1億人，占全球勞動力增量的主要份額。這一階段，充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與低廉的用工成本，支撐了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

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東亞經濟體約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可歸因于人口結構變化。

當人口結構不再年輕，老年人越來越多，整個社會需要付出的養老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人口紅利的消失，就意味著增長會變得越來越難。

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降至1062萬，2022年跌破千萬大關，總和生育率僅1.0，居全球倒數第二。85后、90后群體受高房價、教育成本、職場競爭等因素影響，生育意愿顯著降低，導致代際人口斷層加速形成。

截至2035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20%，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到2100年，老年撫養比或達100%，即每個勞動力需撫養一名老人。

從2038年老年撫養比超過50%，人口紅利結束；到2100年，老年撫養比達到100%，人口加速衰老的趨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高。

老年撫養比超過50%，就意味著每兩個勞動力需要撫養一名老人，而這位老人還不是你家里的父母或丈母娘，而是傳統社保養老金需要發放的老人。

這也意味著，未來年輕人每個人頭上的社保繳費基數可能還會繼續提高。

以城鎮退休職工為例，目前我國城鎮退休職工的月均養老金在3000元左右，到2038年撫養比超過50%，兩位上班族供養一位退休老人，那么平均每位上班族就需要貢獻1500元每月的養老金成本。

壓力大還不僅體現在宏觀社保成本上，獨生子女所面臨的“雙父母”模式，也將會讓這一代年輕人分身乏術。

人口減少，就意味著未來人工成本會大幅上升嗎？

也不盡然。勞動人口減少將推高企業用工成本，壓縮利潤空間。據測算，我國資本回報率已從2000年的20%降至2020年的8%，未來可能進一步下降。這對依賴固定資產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構成直接威脅。

企業利潤下滑，員工薪資會大幅增長嗎？可能也不會。

另外在內需消費市場上，可能也會面臨結構性失衡。當前我國消費市場呈現“兩頭強、中間弱”特征：老年醫療、嬰幼兒產品需求旺盛，但中青年群體受房貸、教育支出擠壓，消費升級乏力。

未來人口結構變化可能還會進一步放大這一矛盾。

人口紅利結束，意味著過去那種靠勞動人口增加從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將徹底過去。

屆時房子、土地、社保養老體系、教育、母嬰都會遭受重擊，最終將會拖累宏觀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年輕人對生活的痛苦感知。

一個簡單的“421”家庭模式，年輕人夾在中間的痛苦就可想而知，當養娃買房彩禮這一系列沉重成本不斷倒逼年輕人負重前行的時候，未來隨著養老這一重擔的加劇，年輕人或許還要更為痛苦。

因而，更多的新生人口，才是解決人口紅利消失的根本性答案。

但按照育媧人口智庫的研究，一年要拿出GDP的5%，6萬億元來刺激生育，這幾乎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過去我們沒有這樣的先例，未來雖然可能會有這樣的先例，但生育支持開支加劇，就意味著其他開支將會減少。

過去幾年我們對新能源產業的補貼，對清潔能源乃至各種工業的補貼，就會減少。

最終，這可能又影響到產業轉型乃至升級的結構性問題。

當人口、產業、養老、消費等各種問題接踵而至的時候，我們需要分清誰的優先級更高，考慮到人口才是一切問題的基石，那么優先解決人口生育難，或許才是重中之重。

人口問題解決不好，產業就會過剩，養老成本還會加劇，消費自然也無從談起。

過去獨生子女的代價，今天又要以另一種方式去付出更多代價，或許才能夠穩住當前局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