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從廬山一下來，水電部就開上千人的大會批斗我，前前后后三個月，最后被開除黨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職處分，沒有開除黨籍，只有我是一擼到底，送往北大荒勞改。

那時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農場，由部隊直接管。我的性質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沒有和右派們在一起，而是住在農場附近的興華村，和村里的一個單身老頭同住，跟他睡在一個炕，比右派自由，沒有人看管。

李銳年輕時照片

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興華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時間。到興華村半個月以后，從中組部來了一個處長，讓我重新談自己的歷史。

安子文當時是副部長，他參加了廬山會議，可能對開除我黨籍有不同看法。

廬山會議最后的大會上，周小舟說出田家英的三條批評：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議論；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當時田家英、胡喬木坐在會場內，面無人色，全場緊張得不得了。

那天的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他立即問我：“李銳，怎么回事？”我沒有慌，馬上站起來回答說：小舟聽錯了，這是我的意見，他誤會了，以為是田家英說的。劉少奇反應很快，說：李銳不是中委，他的問題不在這里談。就把這個問題掩過去了，沒有繼續追究。

這使在場的一些人對我產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這樣。他以后對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國家機關黨委負責人問我對開除黨籍的意見，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檢討，提出重新處理的請求，保留我的黨籍。我卻因為廬山召開黨的最高領導層會議，竟然沒有一個人敢于出來為彭老總講半句公道話，深感絕望。

我回答說：同意開除。

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這個處長來，希望我講一點請求的話，要求留在黨內。結果我還是什么表示也沒有。那個處長聽我講了出身、家庭，談來談去，也沒有可能改變，就回去了。

剛到興華村，村里的負責人讓我去鏟大糞堆，臭得很，我照辦。因為我在延安做過一點體力勞動，沒覺得怎么樣。那時的思想狀態是：要我勞改，我就老老實實勞改。思想上對自己也有責備，覺得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在興華村自己不能做飯，吃公共食堂。開始伙食還可以，到1961年糧食就很困難了，菜也沒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點糧食，做成餅，就吃那個東西。

我餓得沒辦法，在地里頭揀到一點土豆、野菜，立刻就生著吃了。后來我大姐從湖南寄了一點餅干給我，我放在一個布袋里，被那個同住的單身老漢偷吃了一半。

因為單身漢吃食堂，沒有辦法存糧食，有家的人還能偷偷存一點糧食在家里。那個時候公社倉庫里有公糧，老百姓不能私藏糧食，干部們到各家查存糧，翻箱倒柜，簡直就是要把人餓死。

大姐也給我寄過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被打成右派的王懷安和畫家胡考在850農場勞改，有一天來看我，我就把大姐寄來的餅干分給他們吃。王懷安到現在還記得這件事，感激莫名。他們的生活比我還糟糕。

右派剛到北大荒，沒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帳篷。冬天來了，零下30幾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還要勞動表現好。

北大荒當地農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給我看他的手，都變了形，彎曲著，根本伸不開。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頭天還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遺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飯呵！

公社食堂那個時候已經基本沒有吃的了。但是我發現一個現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負責的人，臉色都很好，證明他們是吃得飽的。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從劉瀾波那里知道我快餓死了。我寄過一塊吃的黑餅給瀾波，他在部黨組會上給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廬山會議上沒發言。富春就把我調到虎林鎮發電廠勞動。

那是一個小火電廠，也就幾千千瓦。電廠人對我還可以，勞動就是擺個攤子賣菜籽，體力消耗不大。發電廠糧食也多一點，街上有賣雞蛋的，五毛錢一個，這就救了我的命。后來電廠傳出去了，鎮上很多人知道，有個八級干部在這里賣菜籽。

在虎林鎮，我碰到故宮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經到北京見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帶了一箱餅干給我。關于范元甄，文革中讓我寫她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講過她半個不字。范元甄那時候也是沒辦法，她要跟著黨走么，又帶著三個孩子。

我在北大荒認識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餓。我真正是看到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自己幾乎被餓死，有切身體會。在北大荒勞改的莫桂新，是歌唱家張權的丈夫，他餓死了。

經過王懷安這些人反映，右派后來全被調回北京。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是右派，比他們晚回來三個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調回北京，總算活了下來。

摘自《九九感懷》，《炎黃春秋》2015年第4期，作者李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