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小刀97

又到五一，海晏河清，大江翻騰。

今天，游客去朝天門打卡的不少。

到處，人起堆堆。游客都曉得它叫朝天門，仰起腦殼久看后，記住的，卻是來福士。

有人曾悵然：它遮住了重慶天際線！

不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你如果登臨來福士頂端，能遠眺塔子山的文峰塔和無限江山。過去川江上的船工都曉得，看到文峰塔，朝天門就快攏了。

而今天，央視把來福士，作為轉播重慶的新背景。

可見，它的地標意義已然顯現。

該忘記的，終究會忘記。

就像重慶人的外號。

如今外號正在消失。而當年，重慶男人大多有外號。

這些外號大多俗，絕無臥龍先生、鳳雛先生那種雅。

它土得掉渣，只為好記。

這不，幾十年過去了，如果提到某人，說他大名，未必記得起，但一提外號，不禁莞爾一笑，“是他嗦，勒個龜兒子還活起的邁？”

拿我讀初中的重慶六中7146班說事，男生大多有外號，誰取的？不曉得。

如，劉邦富，外號斑鳩。畢業后從架線工干到電信分局局長，勞模，聚會時沒人叫他劉局，仍以斑鳩稱之。

又如，馬琳叫馬識途，意即老馬識途，與過世的作家馬識途無關，我們給他取外號時，還不知世間有馬姓作家。

黃先進，外號黃三，進校時就這么叫，估計與排行有關。

喬勤良，一條健碩大漢，外號卻叫娃娃。

陳澤民叫呆呆，張衛叫張二娃，袁正陽叫扁彎陰、呂龍云叫撮箕頭、馬生川叫馬頂懂、景澤鴻叫絲瓜、王小鷹叫冬瓜…

外號無惡意，無厘頭，你根本不曉得它是咋取的、誰取的，為啥這樣取，但易記、上口，有時還很形象，別人都這樣叫，主人也樂得答，完全沒覺得誰在侮辱誰，完全沒覺得如果誰叫我外號我就跟別人翻臉。

就像下坡熄火的車，絲滑，順滑，順口，張嘴就來，還答應得喂了喂的。

這就是重慶男人。

重慶的男人們，一輩子就這樣叫下來了。只是他們的下一代，大多不再取外號。

為啥不取了？不曉得。

同一條江尾的上海人，也有取外號的。

我認識的兵團上海知青，雖有外號，但取得很克制，如我們景洪1團4營的張明良因身高腿長，叫長腳；黃金根太瘦，叫排骨，上海話聽起來就像叫“八哥”，其他，最多叫個豬頭三或十三點，已經有點過了。

上海知青，終是很克制的人。

上海和重慶，都處大江之濱，取外號為啥差距那么大呢？

是文化差異。我以為地域文化無高低之分，差異卻有。

上海算中國最早開放的城市，十里洋場，洋涇浜；黃浦江畔，石庫門；包身工，摩拿溫；摩登女郎，小阿飛；小赤佬，洋大享；水門汀，沙丁魚；一二八，八一三，淞滬抗戰槍彈飛；外灘，陸家嘴，和平飯店蘇州河……

百年海派文化浸淫，各種思潮交鋒，讓上海人精致、精神并精明，內斂、克制又謹慎，即使他們遠隔六千里去到云南兵團，也不像重慶崽兒那樣野道，其外號的中庸平和，在情理中。

以至，所謂的海派文化，可以出陳丹青、陳逸飛和余秋雨，卻出不了王朔、王小波和鐘阿城。

當然，重慶又有自身特色。

其中最有特色的可能是水碼頭了，當年叫“上下兩條江，左右十三幫”。

水碼頭滋養生成的船工，我以為是重慶最有血性的族群，他們穿行于驚濤駭浪，日曬雨淋，艱苦勞累，九死一生。

俗話說，“不敢欺山，更不敢欺水”。

水，隨時可拿了船工的命！既然隨時可能死，那么不妨索性活得開朗爽氣一點，耿直、義氣、敢拼、決絕，讓這個族群曾一度影響了重慶的城市性格。

特別是抗戰時期“中國工業西遷”的川江大搶運。

那江水，是一代人殷紅的血！

碼頭、江湖、搏浪、拉纖、起帆、闖灘，所有的腐臭與新鮮、惡心與順意，都雜糅進外號里，讓一座城的男人們，既古靈精怪、又意氣風發——你若沒個外號，活得都不好意思。

這一習俗一直傳承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基本結束了。

沒有誰對此進行干涉和強制，也和五講四美無一毛錢關系。

80年代出生的孩子，父母基本上是50或60年代生人，他們下過鄉、吃過糠，且只能生一個娃，都當金包卵養著，哪還需要取諸如“大毛，二毛”、“三娃子，七老幺”之類外號來區分呢？

時代，總是前行著，也淘汰著，哪怕你認為很重要的城市符號，哪怕上百萬重慶男人都曾有過的外號，但只要它認為過時了，沒甚價值了，統統都會淘汰掉。

無聲地淘汰掉，連回味的余韻都莫得。

包括叫了千年的朝天門，今天叫來福士。

沉舟側畔。病樹前頭。

五一陽光無比燦爛，讀友，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