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泛著銀鹽冷光的玻璃底片正經歷著數字重生，這些被現代技術喚醒的上色老照片，像一臺時光顯影機，讓那個在龍袍與西裝間搖擺的末代帝王，以從未有過的鮮活姿態，重新走進了凝視者的瞳孔。而溥儀本人，正從照片深處望向鏡頭，墨鏡后的目光穿過歷史的迷霧，與每個駐足的現代人完成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視。

1917年7月3日正午，12歲的溥儀身著龍袍，頭戴東珠朝冠，在御花園天一門前合影。這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間的宮門，此時成為復辟鬧劇的荒誕舞臺。

1919年秋日，紫禁城御花園天一門東側的太湖石假山前，溥儀正側身望向鏡頭。他的右側站立著一名太監，眼神低垂，仿佛隨時等候主子差遣。1912年清帝退位后，根據《清室優待條件》，溥儀仍保留“皇帝”尊號，居住于紫禁城（今故宮）內，維持小朝廷的運作。

1919年，溥儀仍處于遜帝生活階段，宮中仍保留大量傳統帝制時代的禮儀與侍從制度。辛亥革命后，宮中太監數量已大幅減少，但仍有數百人留用，直至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后，太監制度徹底終結。

畫面右側的垂花門后，一名身著西裝的外國人——此人是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他是第一位進入紫禁城授課的西方人，深受溥儀信任，曾獲“一品頂戴”等虛銜，后著有《紫禁城的黃昏》一書，記錄其在清宮的經歷。

莊士頓的教育對溥儀影響深遠，促使其萌發留學西方的想法，并推動宮中引入電話、汽車、發電機等現代設施。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廢除《清室優待條件》，溥儀被逐出紫禁城，莊士頓隨之離開中國，兩人此后仍保持書信往來。

1922年深秋的御花園，堆秀山的太湖石在暮色中投下嶙峋的剪影。16歲的溥儀身著大褂，架著從莊士敦書房“順”來的玳瑁墨鏡，與端康皇貴妃、皇弟溥杰、伴讀兼“首席玩伴”毓崇并排而立合影。

這張照片里，17歲的溥儀（中）斜倚著從天津定制的西式皮沙發，左側是13歲的溥杰，右側是14歲的潤麒（婉容之弟），三人背后是養心殿西暖閣的朱漆宮墻，磚雕“蝠鹿同春”紋在陽光下泛著溫潤的光澤——這幀攝于1923年深秋的影像，定格了遜清皇室在紫禁城最后的愜意時光。

這張攝于1923年暮春的照片，定格了御花園萬春亭二層的鮮活瞬間：17歲的溥儀戴著玳瑁墨鏡倚著朱漆欄桿，右側依次站著帝師莊士敦、皇弟溥杰、婉容的弟弟潤麒；左側兩名小太監垂手而立，一人抱著鐵制網球拍，一人捧著球筒。

1923年夏至的養心殿后寢殿前庭院格外鮮活，17歲的溥儀在小圓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桌旁四個花盆呈菱形排列。

1922-1924年，17歲的溥儀立于養心殿丹殿前，身旁擺滿了花卉，這個被鮮花簇擁的瞬間，定格了末代皇帝在時代的風雨中凋零，卻在記憶的土壤里，永遠盛開著紅墻內最后的、帶著刺的溫柔。

1924年，御花園天一門西側，溥儀（右一）、潤良、毓崇、溥杰、潤麒，最左側兩名青年身份待考（推測為內務府官員子弟）合影。時值1924年中秋，距溥儀被逐出宮僅余兩個月。

1923年御花園，17歲的溥儀身著全套西服，頭戴圓頂硬禮帽，鼻梁架著玳瑁框近視鏡，右手拄著文明棍，站在花園前，傳統園林與西式服飾形成強烈視覺對沖。

1923年，他正與莊士敦籌備“皇室西化改革”，包括廢除太監制度（未果）、引入電話汽車、允許拍照登報。這張照片經《北洋畫報》刊登后，配文“我皇帝陛下之文明裝束”，引發遺老抗議（陳寶琛稱“服色亂常，有違祖制”），卻獲新派人士喝彩（胡適贊其“開帝王風氣之先”）。

這張攝于1924年4月20日的合影定格了御花園四神祠前，54歲的泰戈爾與18歲的溥儀合影。

泰戈爾訪華行程（1924年4月12日-5月29日）由徐志摩、胡適牽頭，蔡元培任接待委員會主席。莊士敦得知后，向溥儀提議：“陛下若能見這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詩人，必成文化佳話。” 此時溥儀雖被軟禁紫禁城，但仍保持對新思想的好奇。

按清宮舊制，外臣覲見需行三跪九叩禮，但莊士敦特意建議“以西禮相見”。當日泰戈爾由徐志摩（翻譯）、林徽因（陪同）陪同入宮，在御花園小徑偶遇騎自行車的溥儀，后者即興邀請至四神祠前合影。

1925年夏，溥儀在天津郊外留影，身著白色亞麻西裝，頭發梳成大背頭，其“坐拐杖”的奇特姿態源于手中的英國產折疊式“紳士休息椅”——按下烏木手柄機關，杖身展開為金屬支架，頂端皮質托板可托住臀部，兼具實用與摩登設計。

1924年被逐出宮后，溥儀于1925年2月移居天津日租界張園，開啟長達七年的寓公生活。此時的他雖失去皇權，卻在租界內維持 “小朝廷” 排場，每日穿西裝乘汽車出入西餐館、賽馬場，試圖通過 “現代君主” 形象拉攏軍閥與外國勢力。這張郊外照片拍攝于 “甲子復辟” 失敗后，他正借郊游排遣煩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