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實獵與“開放中國”》，李騖哲 著，中華書局 2025年3月

老師的長女，現在柏林念高中。我聽說她在德國學過拉丁語，便將手中一封無法辨認的拉丁語信件交給她，希望她能助我略釋大意。未曾想她辦事極其認真，竟將該信交與學校的拉丁語老師辨認。但19世紀的手稿晦澀難懂，就連德國的年輕教師也難以悉釋。這名老師又將此信交給學校數學教研組長，請這位老師業已退休卻研習過拉丁語手稿的母親幫助辨認。兩頁文獻，輾轉大半個地球，叨擾三代人，才最終得以釋讀，每念及此，我的內心就充滿了感激。

這是2018年，我在博士論文答辯時所撰后記的一部分，也是這本《郭實獵與“開放中國”》從搜集文獻、釋讀內容，到最終成文艱難過程的見證。誠如王維江老師所言，在接受他的建議把郭實獵作為博士論文選題之際，我便知道自己是在冒險。“首先面臨的挑戰是第一手文獻搜集、整理和外語知識儲備的不足，不只是已知英文、德文的運用和未知的荷蘭文、日文的學習，同時還需掌握手稿辨認和閱讀的技巧。”而另一個挑戰則在于，“如何打破學界已形成的對郭實獵的固有看法和學術之外的觀念禁錮”。回想研究起步的最初兩年，陸續收集的文獻超過十個語種，尤其是英、德、荷、漢四種語言高頻切換的研究狀況，和頭腦中揮之不去的條條框框，確實都令我迷惑、困頓，甚至苦不堪言。

△ 身著福建水手服飾的郭實獵

普魯士人郭實獵（Karl Gützlaff）是近代中外關系史上的關鍵人物。他個性倨傲狷急、行事夸張高調。憑借超常的語言天才，他于19世紀30年代初，最先突破清政府海禁，又在之后一直扮演著鴉片商人、英國商務監督、侵華英軍及港英政府的翻譯、參謀、情報官、殖民官員和傳教士等多重角色。他是中國境內第一本中文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者，是中國最早的內地傳道會——漢會的創始人。他以中、英、德、荷等國語言撰寫論文和游記，極富影響。他是后人理解19世紀上半葉中西碰撞過程的關鍵線索，但他的行為和形象卻充滿矛盾、迷離難辨。關于他的爭論至今未消。

作為彼時中外關系史上的關鍵人物，郭實獵身上所背負的爭議，不知凡幾。倘若我們將這些爭議，進一步放大到來華新教傳教士群體研究的學術史上，便會發現，這類爭議，本就構成了一部迅速變化著的觀念史。自20世紀初葉，近代來華西人進入學界的視野以來，無論將他們視為殖民者的爪牙、鴉片商的掮客、侵略者的幫兇，抑或上帝的信徒、文明的種子、科學的使者，任何一種論調都深深地鏨刻著時代的烙印，卻與事實本身保持著似近而遠的距離。或可說，所謂的人文學科、歷史著作，真正反映的問題，并非純粹事實，而是后世論者的知識結構和觀念體系。著史者常言求真，尤其我身邊四〇、五〇、六〇后的前輩師長，這自然是對“影射”之弊的痛定思痛。但需承認，歷史真實固然重要，建立在歷史真實基礎上的反思和批評更彌足珍貴。還是克羅齊的那句老調—“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承擔不起教化的功能，只是教認同者聚集，再教反對者盡速離去。

這本《郭實獵與“開放中國”》在實證方面，是竭盡全力的。答案須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清理出來”。19世紀的英帝國已顯出極盛之勢，但那畢竟還不是英文主導全球的時代。文獻語種的多元，已經呈現出此間中西碰撞過程的復雜形勢。當我將研究聚焦于鴉片戰爭前后二十余年間的“開放”問題時，就必然需要在全球視野之下，重新審視郭實獵在19世紀40年代前后，中國沿海地區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身為普魯士人的郭實獵，奉荷蘭傳道會所派，來到東方，向馬來人傳教，又為英商、英軍、英國政府所用，最終突破中國的海禁。他的背后，是自大航海時代起逐漸形成的殖民貿易體系，是英帝國在殖民擴張時代的強大勢力。他在中國的突破和成就，卻又得益于南中國海周邊地區積累數百年而成的華人華僑人際、經貿網絡。而他在漢會問題上的折戟，也清晰地折射出，那些知名傳教士和傳教機構在爭奪利益版圖過程中的復雜博弈過程。

重新揭示郭實獵矛盾復雜的人格和經歷，可使他擺脫過往幾近臉譜化的僵化敘事，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這些基本歷史事實的清理，陸續涌現的海量西文文獻，已經提示出，19世紀上半葉的中外關系史，尤其是鴉片戰爭史，還存在著一系列更為復雜、重要的面相。我們需要回到全球史的視角，系統性地重新審視此間中英雙方，乃至東西方兩個世界對彼此的認知情況、知識儲備，以及相應的人員交往、貿易網絡和政治需求。

直到不久前，華語學界研究鴉片戰爭的主旨，仍多集中于對王朝昧政的批判，著力強調中國自身“開眼”或“開放”的價值。可如今，曾經號召開放門戶的列強，已經轉變了姿態。早已視“開眼”為常識的中國，也面臨著新的困惑。勢隨時變，時代話題的變化之快，叫人猝不及防。當鴉片戰爭的相關研究，在事隔近30年的清冷之后，再次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時，新一代學人的價值取向、讀史心境、現實關懷和他們所感受到的世界大勢都已變化。后人，還能一如既往地贊成近代中國從王朝時代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嗎？舊論似已松動，新說尚未現身。我不禁好奇，變局發生的時代，將變化出怎樣的學術？

這部《郭實獵與“開放中國”》的主體，是我于2018年6月在復旦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第三、第八兩章則陸續草于畢業之后。2024年5月在本書定稿之前，我又將原有的第七章“郭實獵與鴉片戰爭”以原標題推翻重寫，內容作了較大改動。文前兩篇序言，一篇得自王老師，一篇受賜于吳義雄老師。兩位老師的序言，多鼓勵之言，卻叫我惶恐而不知所措。

我不應該回避本書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和爭議。誠如吳義雄老師所說，“郭實獵的一個重要身份是香港英國當局的中文秘書”，“對于這個方面，有關研究一向很少，本書亦未予梳理和論述”，這并不是我“自有考慮”，而是近年來因精力分散，無暇顧及的遺憾留白。還有王老師提到，郭實獵在歐洲的擁護者群體、人脈網絡，以及與之相應的對立面，也因為文獻存量過大，而沒能來得及做系統梳理。這些遺憾都只能留待來日從容續寫了。此外，韓山明主持漢會工作階段的狀況，也就是本書第八章“漢會‘丑聞’再探”的相應內容，也仍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此章成文后不久，我即呈予蘇精先生批閱。先生極認真，迅速傳來嚴肅的批評。郵件很長，概而言之，認為我在文中引用新發現的《何八稟》屬于輕信，不可僅以此證，便毀掉韓山明的聲譽。信中充滿護惜古人之意，令我動容。根據先生的批評，我修改了文中對這份何八供詞的部分分析，使文章更趨嚴謹。但直到發表之時，還是感到，漢會一事實在過于復雜，現有研究仍不夠充分。近期，我已著手重新系統梳理巴色會所存相關檔案，希冀能在不久之后，再有新的發現。

遇到能夠認真批評學生的老師，是一種幸福。

王老師，自不必說。回憶讀書的時候，每每被老師罵得狗血淋頭的場景，我便會聯想到魏達志老師追憶朱維錚先生帶學生時的樣子：“朱老師批評的嚴厲，訓練的殘酷，可以摧毀你所有的自信，摧毀你所有的自尊，然后讓你在一種深刻的反思中，讓你通過艱苦卓絕的訓練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直到你能夠重新尋覓生命的起點，重塑你自己的信心，重塑你自己的知識和價值體系，然后才有點希望，才有可能獲得新生！”我時常疑心，老師就是想在我的身上復制朱先生當年在他的學生身上所制造的一切磨難。這種“既讓人膽戰心驚，又讓人受益匪淺”的學習經歷，可遇而不可求，同樣使我受益終身。如今手捧老師寫下的序言，讀不出當年令我時刻畏懼的威嚴，那緊鎖的眉頭似乎也全然化解，滿紙盡是溫情。是啊！當年答辯的情景宛在眼前，可我離開復旦已經六年了。

吳老師說，在我從事博士論文研究期間，就曾和他“數次分享過”我在文獻上的發現。實際情況卻是，吳老師在用他尋得的珍本或檔案，接濟我這個初入此道的學界新人。也不止是文獻。自《宗教與世俗之間》起，到《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和《在華英文報刊與近代早期的中西關系》，我對19世紀30年代中西關系發展趨勢的基本認識，乃至不少文獻的使用和分析方法，都是從吳老師和他的著作中習得的。記得寫作博論的時候，案頭常備的幾本吳老師的著作，因為反復翻閱而屢次散落脫頁的情形，正是我大量汲取營養，增長見識的最好例證。有位吳老師的博士后，私下和我聊天，說她這幾年，僅僅是每周參加吳老師讀書班的收獲，便使人感覺，像是又讀過一個博士。這也是我每次讀書迷茫之時，向吳老師求教之后的同感。2021年，我來到中山大學工作，從吳老師問學之余，又添上了小西門外的旺京鴿和江淮尚品的臭鱖魚。于嚴肅儒雅的學者形象之外，才發現他和我一樣，也同是喜愛美食之人。研習學問的樂趣，自此又平添出不少。

其實，這些年來，接濟我文獻、指點我文章的，還有蘇精先生和周偉馳老師。當年蘇先生來上海講學，每到復旦，便會請我到街邊小店各吃上一碗面。一面分享他在整理檔案時的進展，一面為我答疑解惑。我有文章呈送，先生的批評也從來不會客氣。尤記得，我在博士論文選題初定的時候，先生就曾鞭策我，像郭實獵這樣的選題，“要大題大作，不要大題小作”。這大抵是拙作最終能夠成書的最初一方基石。還有，周偉馳老師的那句提醒，“要以熱血寫冷文章”。有了前輩學人的諄諄教誨，才有家國情懷的代代相傳。難忘周老師打包向我傳送傳教士中文著作時的情形。那些全都是來之不易的稀有文獻。而周老師傳給我時，一次就是數十上百本。如今，這些珍本也被我連同近年來收集的郭實獵相關檔案，逐次轉贈給不少共同切磋的學界同仁，使公器能不斷生出新論，使學問能在師友間，生機盎然。

2018年博士畢業后，我轉至德國圖賓根大學，跟隨閔道安（Achim Mittag）教授學習。閔老師好酒，在中德兩國學界都極有名。德國高校沒有禁酒令，如果機會湊巧，你甚至能在他的討論課上喝到香檳。閔老師曾戲言，他平生最得意的成就，不在學問，而是把當時的圖大校長教成了二鍋頭的粉絲。最難忘的經歷，是我和閔老師討論論文，每次來到他的辦公室，都需要面對柜子里數不勝數的汾酒。一斤白酒，兩篇論文，雖然高妙之意迭起，我卻總會在談完之后，走不動道。這是老一輩德國漢學家的風骨，更是中西文化碰撞著的別樣體驗。如今，漢學研究在西方已見整體萎縮之勢，名師漸老，新人難濟。整個社會的對華興趣下滑多年。已經榮休的閔老師，卻仍舊堅守在他的教學崗位上，希望德國學生仍能像從前一樣，以“開放”的眼光，回望中國。讀書人的使命，便是在逆境中，破除偏見，還社會以明智。這令我心酸，也令我感同身受。不錯的，所謂的“開放”話題，曾經是中國專利，卻早已放之西洋而皆準。如今，我坐在杭州魏源墓前，提筆撰寫后記，面對這位曾經自詡“以西洋人譚西洋”，實則半竅都不通的“夷務”專家，悵然之間，竟不知吾何所歸。

這些拉拉雜雜的思緒、記憶和情感，是我志學十幾年來的成長歷程，也是一個學生，對老師們的無限感激與敬意。還有中華書局的羅華彤、葛洪春兩位先生，以及協助我校對書稿的袁鴻、儲偉、李溢澎、張昕悅、占佳君幾位同學。本書得以按時出版，離不開他們的心血和付出。說實話，除去上述師友，需要感謝的友人還有很多很多，難以一一照顧周全。我曾開玩笑，后人研究21世紀的中國學術生活，只消打開論著的后記，將致謝名錄悉數統計一番，便很容易能繪成一幅巨大的人際網絡圖譜。為了不讓后人在研究中躲懶，此處謹將本該一一謝過的那些，天南海北，激揚文字，把酒言歡的老師、朋友們悉數略去。心照神交，本在肝膽，光彩耀目，無須名狀！

2024年8月15日，草于杭州南屏山麓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責編：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