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近代史學的多元圖景

文 | 李帆

自從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導“新史學”以來，中國史學發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變化，特別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學院化、專業化、獨立化為標志的近代史學基本建立起來。由于中國史學具有悠久、深厚的傳統，此時面對和引入的西方思潮也紛繁復雜，故而在兩者基礎上建立的近代史學亦非以單一面目出現，而是呈現出多元性的圖景。

自然，多元性不意味著無秩序，內中有所謂“主流”和“旁支”之分。源自五四時期的北大、以胡適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為學術綱領的“整理國故”運動，以及奠基其上的新歷史考證學，如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和傅斯年主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術研究，便居于史壇主導地位；而對之持有不同看法，代表所謂“保守”勢力的“南高史學”，即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地部師生所認同和堅守的史學，則成了所謂“旁支”。

后來的學術史和史學史研究也往往依據時人的這種見解，更傾向于重視對“主流”的研究，而相對忽視對“旁支”的探討，令人遺憾。

可喜的是，區志堅教授所著《昌明國粹——柳詒徵及其弟子之學術》一書的問世，將大大改善這一局面。

《昌明國粹——柳詒徵及其弟子之學術》一書主要以柳詒徵執教南高史學部、東南大學史學系及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的歷程為主線，以1919年至1923年于南高文史地部修讀史學部課程為主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尤以張其昀、陳訓慈、繆鳳林及鄭鶴聲四人的治史觀點及方法作為研究的重點。

作者指出，柳詒徵及其學生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鄭鶴聲等人，在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中國文化史、中國史學史、歷史地理學及歷史教育方面，各有其獨特的成就，在中國史學研究日趨專業化的過程中，擔當了重要角色，值得我們對之進行深入探討。

柳詒徵的學問出自中國傳統的經學，他憑借對中國典籍、歷史，特別是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倡導歷史撰述要肩負起重建傳統文化、維護禮教倫理的責任，表明自己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深切愛護的態度。他一生著述繁多，被奉為南高史學的“精神領袖”。其弟子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鄭鶴聲等人，皆在學界獨當一面，各有不凡建樹。

目前學界對于南高“學衡派”已進行過一些綜合性的探討，對于柳詒徵個人的思想、學術也不乏研討，但對于由柳詒徵及其弟子所構成的南高史學群體卻相對缺乏深入討論，尤其是缺乏在“新史學”演進背景下，以及與北大史學相比較視野下的具體研討，《昌明國粹——柳詒徵及其弟子之學術》恰是在這方面多所用力之作，其彌補了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重要價值不言而喻。

在具體論述上，該書不乏獨到見解。眾所周知，近代中國史學的革命性變化，起自20世紀初的“新史學”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新史學”分途發展，南高史學代表其中的一種方向。該書首先將這一點明確化，作為論述前提。在此基礎上，該書充分論說南高史學的特色與價值。

例如，基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定位，師范教育是南高的辦學主體，文史地部師生受此影響，注重借史地研究推動道德教化，故多從宏觀及致用的角度從事研究，努力推動貫通性的史地研究、史地教育的開展，實有異于北大“窄而深”的治史理念及方法，即更強調治學的博通而非專精；

再如，基于對以北大為代表的“新文化”的反思，南高史學更注重以學術研究的眼光，來建構和解釋中國歷史文化的特色，在“發揚中國固有之文化”之余，亦“昌明世界最新之學術”，不僅成為“學衡派”之主張在史學研究領域的具體體現，而且表明對于中國史學傳統的更多堅守；等等。

此類見解抓住了南高史學的主要特色，闡明了南高史學的獨特價值所在，非常值得學界同行關注和借鑒。

總體而言，作為學界首部全面探討柳詒徵與南高史學群體的學術專著，該書可謂站到了學術前沿，創新性強，而且內容充實，個案鮮明，說理充分，敘述得當。不過盡管如此，該書的個別論述還是有再發揮的空間的。

例如，南高史學與北大史學的分途發展，強調博通而非專精，就關聯到民國史壇對于“通史”和“專史”研究取向的褒貶與判斷，似應結合當時的討論多展開一些論述；再如，南高史學對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關系的注重，實則關聯到對史學研究中的一個老問題也是大問題的思考，即如何處理求真與致用的關系問題，書中對這方面的論述也稍顯不足。當然，以作者的扎實功力和雄厚實力，相信他一定會在未來的研究中予以補充完善。

是為序

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