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杯相撞的清脆聲響里，觥籌交錯的年輕人不會注意到，某個角落的胃黏膜正在經歷第43次酒精浸泡。那是七年前的冬天，我28歲，在廣告公司做策劃總監，連續三個月保持著凌晨兩點入睡、早上七點起床的作息。胃痛像藏在西裝革履下的定時炸彈，總在酒局中途突然發作，我習慣性摸出胃藥干咽下去，任由藥片卡在喉嚨里，像吞下一枚苦澀的勛章。

第一次正式就診是在公司體檢之后。胃鏡管子探入食道的瞬間，醫生指著屏幕上的糜爛病灶說"需要進一步檢查"，我卻盯著手機里未回復的工作消息，盤算著下午的提案會不會遲到。活檢報告單在診室桌上躺了三天，直到被保潔阿姨當成廢紙收走，我始終沒勇氣打開那個寫著"Ca可能"的白色信封。那時的我堅信，胃病不過是成功人士的標配勛章，就像程序員總有頸椎問題，設計師逃不過腱鞘炎。

命運給過四次體面的告別機會。第一次是飯后持續半小時的灼燒感，我把它歸咎于川菜館的地溝油；第二次是大便隱血試驗的陽性結果，我嘲笑體檢中心的危言聳聽；第三次是胃鏡下清晰可見的潰瘍邊緣隆起，主治醫師建議住院觀察時，我正忙著在病房走廊接客戶電話；第四次化療方案擺在面前，我卻盯著脫發風險告知書，在簽字欄寫下了"拒絕治療"。

那些被忽視的征兆像散落的拼圖，在確診那天突然自動歸位。病理報告上的"低分化腺癌"四個字，讓過往所有僥幸心理瞬間崩塌。我躺在CT檢查床上，看著冷光在胃部劃出可疑的陰影，突然想起三年前那個春雨綿綿的清晨——當時如果收下閨蜜硬塞的體檢卡，如果沒把反酸當作職場勛章，如果多問醫生一句"Ca可能"的含義，現在是不是還能正常吞咽？

治療過程像場荒誕的清醒夢。手術刀切開腹腔時，我數著無影燈的格子數，主刀醫生嘆息著說"腫瘤已經侵犯漿膜層"。術后化療讓血管變成僵硬的塑料管，我盯著點滴瓶里的透明液體，計算每個療程后白細胞下降的曲線。最諷刺的是，當胃部被切除三分之二后，那些曾經折磨我的飽脹感、反酸、隱痛，竟成了值得懷念的舊時光。

病友群里每天都在新增黑色頭像。有個23歲的男孩，把胃癌晚期歸咎于連續三年的外賣麻辣燙；有個懷孕五個月的準媽媽，直到孕吐帶血才想起做胃鏡。我們像溺水者抓住彼此，在深夜的病房交換著悔恨的碎片：有人把幽門螺桿菌感染當成口臭，有人把吞咽困難當作咽炎，有人把黑色大便誤認為吃了藍莓。

現在的我學會重新解讀身體的語言。當化療后的第18個月，舌尖再次嘗到咸味時，我跪在佛龕前泣不成聲。那些被年輕時揮霍的健康賬戶，正在用分秒計息的方式追討債務。我開始記錄每頓飯的咀嚼次數，把藥盒設置成手機壁紙，甚至能準確說出癌胚抗原指標0.8和1.2的微妙差異。

但最深的悔悟不在病房，而在某個平常的黃昏。看著女兒踮腳夠櫥柜里的餅干，突然想起她三歲那年發高燒，我卻在開跨國視頻會議。當時如果放下電腦抱她去醫院，或許就不會有后來肺炎引發的長期咳嗽。原來我們早就習慣把身體當作可透支的信用卡，直到某天發現利息滾成了永遠還不清的高利貸。

如今站在復查的走廊里，看陽光在CT片上投下斑駁光影，終于懂得健康不是理所當然的背景音。那些被漠視的胃痛、被拖延的體檢、被否定的治療方案，都是生命在遞出橄欖枝。當化療泵的警報聲成為新的生活BGM，我反而聽清了身體最本真的訴求：它要的從來不是功成名就，只是朝夕相伴的溫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