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川普表示，政府將撤銷哈佛大學的免稅地位。這一待遇原本使該藤校能夠作為教育機構免繳收入稅。

川普說：“這正是他們應得的！”

哈佛大學發言人告訴ABC，取消該校免稅地位的做法沒有“法律依據”，稱這將危及學校履行其使命的能力。

4月份以來，川普政府與哈佛大學之間的爭議便不斷登上媒體頭條，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這場沖突表面上是針對哈佛大學DEI政策及校園中的反猶言論，實則是對美國教育靈魂的一場爭奪。在保守派眼中，DEI是一種極左政治意識形態，DEI政策往往以身份特征（如種族、性別）為優先，犧牲了基于能力和努力的公平競爭，在體育、教育、就業和軍隊等諸多領域制造新的不公平，不僅不是促進社會正義的工具，反而搞亂經驗和常識，導致逆向歧視，嚴重偏離美國傳統價值體系和基督教信仰。

川普總統對DEI的清理和對哈佛的批評，反映出美國保守派對當前美國教育弊端的強烈不滿。川普和哈佛的這場爭議事實上無關美國學術自由的守護，而關乎美國學術精神的重新審視，本質上是一場要不要回歸美國傳統教育的價值觀之爭。哈佛象征著當代大學體系的“進步主義”與“全球主義”的結合，而川普則代表著美國保守派對自己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的堅守，雙方的巨大分歧反映出當代美國社會在文化認同、教育方向以及國家價值觀上的深層撕裂。

從北美教育發展史可以看出，如果將國家比喻為一棵大樹，那么文化和信仰則是這棵大樹的根脈，而教育內容則是流淌在這些根脈中的水分和營養，政府則是這棵大樹的守護人。

哈佛大學作為北美教育的領頭羊，在很長時間內一直沿著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根脈為美國這棵大樹提供豐富的營養，為美國教育和學術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截至2025年哈佛大學總共誕生了17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大學。

但是隨著20世紀下半葉文化馬克思主義對美國教育和文化領域的滲透，美國大學開始淪陷，哈佛尤其成為受文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重災區、大本營和輸出地。

文化馬克思主義是左派顛覆美國的B計劃，代表人物是馬爾庫塞，基本原則就是不通過暴力革命，而是通過滲透、文化摧毀的方式來顛覆西方社會，最終改變美國的基督教信仰，將其演變為無神論的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國家。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轉變是將傳統的“階級斗爭”重塑為“身份斗爭”，將“消滅階級差別”的暴力革命轉化為“消弭身份差別”的文化革命，強調種族、性別、身體等身份和生理特征的混合與模糊，將其提升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通過“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等所謂“政治正確”理念，文化馬克思主義取代了基于傳統宗教信仰的價值體系，重新定義了社會規范和道德標準，在當代美國政治光譜中屬于極左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系列的新主義，如“進步主義”、“全球主義”、“覺醒主義”…….

美國的學校、教會、影視行業及媒體是文化馬克思主義滲透的重點領域，而為文化輸送水分和營養的學校尤其成為意識形態滲透的戰略高地。過去十余年，美國大學體系迅速從傳統學術與宗教信仰為核心的教育模式，轉向以“全球主義”與“進步主義”為導向的治理結構與文化話語，而DEI正是這一變遷最具標志性的政策工具。

DEI不僅是一套校園管理政策，更是一整套政治意識形態的體現，它將美國大學引入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和身份政治的主旋律，遠離了哈佛憲章中所強調的“基督教信仰與文理知識并重”的宗旨。

表面上，DEI倡導弱勢群體的權利、反對歧視、促進校園包容性，但實際上它在實踐中往往演變為對傳統白人、男性與基督教文化的系統性排斥。在DEI政策推動下，大學的招生、招聘、學術研究與公共言論不再以學術能力與真理追求為標準，而是以身份認同為先，將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外部標簽置于學術之上。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DEI與“全球主義”意識形態緊密綁定。美國許多一流大學將自己視為“全球大學”，而非“美國大學”。他們推崇無國界的教育理想，致力于推動所謂的“全球公民身份”（Global Citizenship），淡化國家、民族、宗教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界限，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傳統的基督教倫理與公民美德被邊緣化。

哈佛大學近年來的政策取向正是這一趨勢的縮影。從公開支持“黑命貴”，到在招生中強化種族配額、推行性別意識培訓，哈佛越來越像一個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實驗場。校方對DEI項目的極力維護、對激進學生團體的縱容，顯示出其在全球進步主義陣營中的自我認同。

上任第一天，川普就扔下一句“在美國只有兩種性別：男性和女性”。在他撤銷前任總統拜登簽署的近80項行政令中，至少十幾項本來都是支持種族平等和打擊性別歧視的措施。其中，“全面廢除實施數十年的DEI政策”引發輿論關注。根據行政令，政府各級機構將在60天內關停與DEI有關的所有職務與項目。

在川普政府整頓DEI政策的過程中，哈佛大學成為最大的反對力量。這不是偶然，而是因為美國大學在過去幾十年已深度融入這種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并通過龐大的行政結構、基金會資源與國際網絡構建起一套與國家政府幾乎分立的教育治理體系。這種對抗不僅僅是政策之爭，而是兩個價值觀、兩個“美國”的正面對抗。

從這個意義上看，哈佛與川普的沖突不僅關乎一個學校的撥款問題，更是美國教育是否能從全球主義與身份政治的迷霧中回歸其根本使命的關鍵轉折點。作為美國這棵大樹的守護者，川普政府顯然不能放任大學繼續游離于國家主權與傳統價值之外，最終墮落為意識形態操控的工具，而必須重建教育與國家之間的健康關系，使其回歸傳承基督教文化和培養學術精英的歷史使命。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改革，而是一場新的“文化復興”。它將決定下一代美國人，是繼續在“多元混亂”的迷宮中迷失，還是重新走回那條以真理為燈、以信仰為路的文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