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樹》劇照

“創造力”的誕生

創意文學告訴我們，盡管我們現在才開始意識到創造力在每個領域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它是詩人和哲學家自古以來一直思考的話題。事實上，直到20世紀中葉以來，“創造力”這個詞才成為我們日常用語中的詞。它第一次被記錄下來是在1875年，相對于漫長的文字歷史，它簡直就是一個新生兒。“創造性”這個詞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在1940年之前，它比“創造力”更常見，但兩個詞都很少使用，而且都以一種不固定的方式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約1950年之前，文章、專著、散文、論文、頌歌、課程、百科全書條目或任何類似的東西里幾乎沒有明確涉及“創造力”這個主題（我找到的最早的詞條是在1966年）。事實上，在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甚至在譯文中）也沒有；它沒出現在康德、華茲華斯或雪萊的觀點里，也沒有在愛默生、威廉·詹姆斯或約翰·杜威這些美國人身上被提及。正如歷史學家保羅·奧斯卡·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所發現的那樣，盡管我們傾向于認為創造力是一個永恒的概念，但它是一個“缺乏哲學和歷史憑證”的術語。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創造力”這個詞的使用頻率迅速上升——創造力的使用率大爆炸。

我們是如何這么快從不談論“創造力”到后來頻繁地提及它，甚至將其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導價值的呢？為什么？是什么讓戰后的這個黎明時代需要這把“瑞士軍刀”式的新術語？它是一下子橫空出世，還是從社會的某個角落不經意冒出來的？它如何適應當下更大的社會和文化變革？它又為誰服務？

這本書是關于我們如何開始相信創造力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傾向于認為它是我們幾乎所有問題的答案，或者說，我們相信有一種叫作創造力的現象。這不是一本關于創造力如何運作或如何讓我們更有創造力的書。也不是我們對漫長歷史長河中的藝術和發明等事物溯源的探究。相反，它是一部關于所謂“創造力”在二戰后的美國如何以及為什么成為一個話題、一個學術研究和辯論的對象、一種官方認可的人格特質、一個教育和經濟政策的目標、一種理想的性格的作品。可以說本書講的是創造力如何在不止一種意義上成為一個“精神目標”的。

本書要講的東西可能出人意料。當我開始研究創造力被大規模談論時，我想象著能在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反主流文化中找到它的根源——這種自我表達、實驗主義和叛逆的精神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頂峰，并給那個年代留下獨特的印記。但我發現創造力的熱潮早在20世紀50年代——一個隨波逐流、官僚主義和郊區化的時代——就開始了。它也不是來自那個時代的藝術家或波希米亞式藝人。正如桃樂西·帕克（Dorothy Parker）在1958年（戰后創造力熱潮高漲的年代）所打趣的那樣，一個作家越能坐下來安于創作，“他就越不會陷入小群體中，為‘創造力’這個詞而瘋狂”。盡管戰后美國藝術界的許多人都接受自我表達和實驗主義，但事實證明，真正深入人心的所謂的創造力——也包括“創造性”、“創造性人格”和“創造性過程”等概念——主要是出于對科學、技術、消費品和廣告方面的創意的關注，而不是對藝術本身的關注。與此同時，藝術內涵并非偶然：戰后對創造力崇拜主要因為大眾認為藝術家才擁有的品質——比如不墨守成規、工作熱情、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甚至道德感，當然，還有對新事物的偏好——被傳授給了科學、技術和消費文化。

本書講述的是一群形形色色的心理學家、管理大師、廣告主管和工程師的事，他們一起合作，構建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創造力的概念。他們在量化、解釋和系統性再現某種被稱為人類創造力的各種嘗試中，將自己獨特又時常相互沖突的欲望（調和個人與大眾社會、非凡與日常、精神性與粗俗的物質、反叛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注入其中。要想創造一個統一調和這些緊張關系的主術語并不容易，在他們看來，這個概念不斷被瓦解。但總的來說，即使他們并沒有真正解決那個時代的基本悖論，也為解決那些問題描畫了一個藍圖，這個藍圖一直影響著我們對技術、消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看法，直到今天。

我們以前叫它什么

當我告訴人們“創造力”是一個新術語時，他們總是會問我：“以前怎么稱呼它？”而我的回答總是煩人但真誠，“你說的‘它’是什么意思？”第一個問題背后有兩個假設，這兩個假設都是正確的。首先，文字和概念不是一回事；其次，一個新詞的出現或普及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個全新概念的出現。例如，酒鬼和飲酒過度是兩個不同時代對同一類人的描述——第一個詞是指這個人習慣性地過度飲酒，第二個詞如同我們一直在談論的創造力那樣——談論過度飲酒這種現象。說創造力在某些情況下是舊概念的新術語，這一說法并非沒有道理。因為如想象力、靈感、幻想、天才、開創性，甚至像創造性想象力（creative imagination）和創造性能力（creative power）這樣的短語，早在“創造力”之前就存在了。

然而，現代社會中的創造力概念并不能完全追溯到這些古老的詞。“獨創性”（ingenuity）或“創造性”（inventiveness）顯得過于功利，缺乏藝術氣息。“創造力”可以激發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獲得巨大成就，但作為其同義詞的“天才”不知怎的就顯得過于排他和浮夸了，孩子們可以有創造力，而聰明則有點太平庸了，你可能會認為一頭從豬圈里找到出路的豬也算是聰明的。“開創性”（originality）更接近創造力，但缺少點靈性——不會有人說“開創性”是充實生活的關鍵。“想象力”也許是最常與創造力互換使用的術語，但感覺又缺點生產力。就像“幻想”一樣，它完全可以只停留于大腦臆想中，肆意荒誕。傾向“創造力”的專家所持的觀點是，它是“一種創造新的、有用的東西的能力”。（要知道，這句話出自美國專利法，可并非巧合。）換句話說，創造力這個詞能讓我們思考和表達以前的術語所不能表達的東西。它不是舊概念的新表達，而是一種以前的詞都無法全面表達其內涵的新詞。當戰后人們越來越多地選擇使用“創造力”這個詞時，他們會巧妙地將其含義與其他幾乎普遍存在的古老概念區分開來。這個術語可能不是絕對的精準，但它做到了相對模糊的精確，并且有意義。就像光既可以是粒子，也可以是光波一樣，創造力以某種方式做到了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同時存在，既好玩又實用，既藝術又科技，既獨特又平常。這種相互矛盾的意義和內涵，比任何一種定義或理論都更能解釋它為何在戰后的美國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而這些矛盾之間的平衡似乎顯得尤為重要。創造力的內核一不注意就打滑是一種特性，而不是缺陷。

如果你回顧一下創造力誕生的時期，盡可能多地去閱讀關于創造力的文章、書和演講稿——親愛的讀者，我讀過——你會立刻注意到，在開頭的幾行里，幾乎總有這樣的內容：

創造力既體現在科學家的工作中，也出現在藝術家的作品里；既存于思想家的腦中，也存于美學家的眼中；它還不可避免地出現在現代科技領域的領軍人物身上，也同樣出現于母親與孩子的正常關系中。

在繪畫、創作交響樂、設計新的殺人工具、發展科學理論、發現人際關系中的新程序或培養自己新型個性中，創造性過程并沒有根本的區別。

藝術和科學中的（創造力）是相似的，都以相同的基本心理過程為特征。

可以推測的是，無論創造力是什么，它的過程在其所有分支和變種中本質上都是相同的，因此，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新的工具，新的科學原理的演變，都有著共同的特性。

人們不僅在繪畫、寫詩或發現科學理論方面具有創造力，而且在烹飪、做木工活兒、踢足球或性生活方面也具有創造力。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個在每天的祈禱中反復出現的措辭，從來都不是一個實證發現。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起點，一個假設，一個愿望。想要知道為什么創造力在過去75年里已經成為一個如此突出的話題，就要問一下這個概念到底有什么好處，它既廣泛到可以解釋藝術和技術、非凡和日常，又如此狹隘，可以將所有這些提煉成個人的而非社會的現象。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理解戰后美國核心的、難以駕馭的意識形態和切實緊迫的需要。

大眾社會與永久革命

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然而，這種強大引發了人們的焦慮：如何運用這么多新產生的權力，以及這樣做對這個國家意味著什么。隨著經濟大蕭條帶來的深刻記憶和蘇聯共產主義對世界歷史性的挑戰，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勞工領袖和商人制訂了一項計劃，即通過消費主義、企業與勞工之間的和平以及軍事開支來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廣泛繁榮。正如《財富》（Fortune）雜志于1951年所說，這將是一場“永久革命”，一種只有美國資本主義才能提供的穩步提高生活水平的體系。通過提供高工資、高利潤和源源不斷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型消費品和軍事技術，戰后的國家建造師們將有能力抵御國內外的社會主義入侵，充分實現繁榮與現代化。

鋼鐵廠、建筑工地和汽車制造廠中大量的工會工人的出現意味著戰后經濟繁榮和美國藍領階層的蓬勃發展。同時這個時期也見證了白領世界的驚人規模，因為大公司雇用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有時是女性）來管理工廠車間，監督供應鏈，設計新產品，并向新興的中產階級宣傳和推銷這些產品。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和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巨額投資的雙重推動下，1940年至1964年，擁有專業和技術學位的人數增加1倍多，增長速度是一般勞動力的2倍。科學家和工程師是其中增長最快的：1930 年至1955 年，科學家的數量增加了5倍，其中大部分受雇于軍隊或工業企業。到了1956年，白領工人的數量在美國歷史上首次超過藍領工人。

這個由工程師、廣告人員和大型企業組成的戰后新世界反過來又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恐慌，擔心“大眾社會”的到來。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人們紛紛議論，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場與魔鬼的交易。你可以在雞尾酒會上聽到大衛·里斯曼的《孤獨的人群》，萬斯·帕卡德的《麥迪遜大道和汽車行業的欺騙》，或者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在大屠殺、廣島原子彈和蘇聯的古拉格集中營的背景下，現代制度被賦予了邪惡的色彩。戰前的一代人把官僚主義和技術官僚視為解決瘋狂自由市場的辦法，而戰后的批評者則把它們視為現代理性失控的例證。對效率的追求正在把生命本身變成一臺沒有靈魂的機器。對“科學”的絕對信仰使靈性和道德黯然失色。這個“富裕社會”，盡管生活舒適，卻是建立在工作上同事關系疏離，無奈維持家庭的被動消費，以及社會公益道德被侵蝕的基礎之上的。讓人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所謂的進步本質上是毫無意義，甚至是不道德的。正如社會學家西奧多·羅斯扎克（Theodore Roszak）所說，現代社會已經廢除了所有“傳統的超然生活目的”，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嫻熟的技術手段，在生產無聊的富足物品和足以滅絕種族的彈藥之間荒謬地左右搖擺”。

大眾社會最糟糕的弊病——或者至少是每個人都認同的——是“從眾”。心理學家O. 霍巴特·莫勒（O. Hobart Mowrer）警告說：“這個時代的趨勢是走向一種從眾狀態，其本質是否認個人的最高價值。”《財富》雜志的編輯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警告說，可以追溯到自耕農時代的美國個人主義傳統正在衰落。“在這個國家，‘個人主義’——獨立和自力更生——是三個世紀以來的關鍵詞，”他寫道，“但現在人們開始接受個人這個概念本身沒有意義這種觀點。”大衛·里斯曼寫道，“內在導向”的個人主義正在被“外在導向”的社會性所取代。右翼人士指責羅斯福新政及其集體主義知識分子。左翼人士，包括許多對極權主義記憶猶新的歐洲新移民，傾向于指責公司資本主義，指責其僵化的官僚機構、大眾媒體驅動的消費主義和無休止的功利主義。對于廣泛的自由主義中間派來說，從眾是民主的毒藥，民主是國外共產主義在國內的鏡像。在整個美國社會，從右翼到左翼，從社會學家到小說家，從女權主義者到黑人自由主義者，戰后的思想家們都團結了起來，尋求如何從大眾社會的泥潭中掙脫并恢復自主自我的途徑。

甚至那些大眾社會的掌舵人也擔心從眾對創新本身的影響。麥肯錫公司的掌舵人約翰·科森（John Corson）寫道：“如今大型企業的管理者每天都面臨的困境是，如何維持秩序、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同時刺激和滋養所有企業所依賴的創新。”威廉·懷特寫道，一種“社會倫理”正使美國資本主義缺乏創造力和靈感。他呼應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觀點說，過去的經濟進步是由孤獨的天才推動的。熊彼特在20世紀40年代警告說，社團主義不利于創新，它把所有潛在的發明家都變成了拿薪水的雇員，扼殺了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創業動力。懷特注意到，現在的公司是“管理者”，而不是“有創造力的個人”在負責。前者被灌輸了“秩序、客觀目標、意見一致”的思想，對創新過程中“雜亂無章的直覺、漫無目的的想法、不切實際的問題”充滿敵意。與懷特的觀點相呼應，科森斷言“創意來自人”，而不是組織，尤其是來自“不墨守成規的創新者，而不是‘組織中的人’”。

這種對從眾的集體批判有一種特別的冷戰共鳴。據說，蘇聯是通過讓公民服務來獲得技術優勢的，本質上是“征用人才”。相比之下，根據1950年冷戰政策綱領中NSC-68號文件的說法，“自由社會”，“試圖創造和維持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每個人都有機會激發他的創造力”。即使在1957年人造衛星發射后，當鷹派人士呼吁要更加重視數學和科學時，自由教育改革者堅持采用包括藝術和文學在內的先進方法讓學生找到更適合自己的道路。人們常說在蘇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相比之下，美國的偉大必須建立在對個人的尊重之上。技術實力必須以文化目的為后盾，美國的霸權必須與它向世界兜售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相一致。

然而，盡管所有人都對個人的命運感到絕望，但實際上每個人都同意大眾社會會繼續存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在1961年的一份報告中得出結論：“現代社會環環相扣的復雜性是我們未來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美國的個人主義精神要在這個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們就必須學會在有組織的機構背景下維護它……我們怎樣才能讓有才華的人從龐大而復雜的組織生活中解脫出來，將他們從低志向、無聊和平庸的習慣中拯救出來呢？”因此，戰后時代的挑戰似乎成了如何在秩序中釋放個人主義，如何在現代企業的迷宮中重振獨行創意者的精神。

此外，工業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生產力的發達使每個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管理層突然不再那么擔心效率，而是更關心營銷、創新和適應性。正如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所說，新的管理重點不再是一味地重視制造，而是“創新和營銷”。尤其是當計算機開始分擔一些較低級的辦公室工作時，管理者開始擔心，整整半個世紀工人們都被灌輸理性和秩序的價值觀，并被鼓勵要專業化，這使得現在的勞動力無法適應新的變化。正如戰時工廠必須重新裝備以滿足消費經濟的需求一樣，白領工人也需要重新裝備。

創造力通常被定義為一種與藝術家和天才模糊相關的特征或過程，但理論上來說任何人都具有創造力并且創造力適用于任何領域。創造力被看作解決戰后社會結構和政治矛盾的精神良方。心理學家根據軍事和企業研發的需要，開發出了識別“有創造力的人”的心理測試，但也有一個更大的動機，那就是把個人從現代的精神壓迫中拯救出來。同樣地，在工業中，最初的創造性思維方法，如頭腦風暴是針對工業革新和新產品開發的，但它們是通過解決工作中的人際疏離感問題實現的。廣告專業人士將“創意廣告”吹捧為一種解決銷售滯后的方法，也是一種將個人視野和創意重新帶入他們領域的方法。許多公司接受創意，不僅是為了刺激革新，還因為它在反軍工聯合體的浪潮中顯得更加人性化。在所有這些案例中，為研發實驗室配備人員、提出關于新產品的創意或銷售方案等實際問題，都與更大的從眾、疏離感和工作道德問題共存。

創造力可以緩解功利主義與人性化或超越性之間的緊張關系。1962年，著名心理學家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指出，“我們現在對創造力的關注出現了尖銳的問題”。心理學家被要求“以道德家的助手”“而不是純科學家”的身份來剖析“創造性”的本質。布魯納懷疑，人們突然對創造力研究產生興趣的真正原因是對白領工作性質的焦慮，尤其是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身份的焦慮。這些人被灌輸了關于專業和效率的教條，認為自己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機器的一部分。但是，他說：“把一個人塑造成大機器里的重要零件并不能讓其擁有尊嚴。機器是有用的，制度是高效的，但人是什么呢？”布魯納認為，商業、技術或科學工作是一種創造性行為，這種觀念“賦予了這一過程尊嚴”。因此，“有創意的廣告，有創意的工程，有創意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為尊嚴而奮斗的生動作品”。對于工程師或廣告專業人士來說，有創造力并不僅僅是要有生產力，盡管它確實如此，也要以藝術家或詩人為榜樣，而不是以機器為榜樣。他們是帶著一種內在的動機，一種對創造行為的熱情去追求工作，是要更人性化。雖然這并不一定會改變這些工人被雇用來發明、設計和銷售產品的實際目的，但它確實隱含地為他們的工作增加了一種道德光環，將重點從產品轉移到創作過程，即創造力本身。

心理學家和創造性思維專家對創造力概念的發展，使一種新的主體——有創造力的人（the creative person）——得以出現。有創造力的人是消費世界中的生產者。他不是無能的巴比特，也不是按部就班的辦公室文員，他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人，是一個反叛者和自由思想者。他們活著就是為了創造。這種人通常被假設為男性，但又比傳統男性更具情感上的敏感性；也通常被假設為白人，但又比那些“過度文明”的同類人更具人“原始”的一面。盡管這些對中產階級自我認知的調整是粗略的，但它們確實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讓人重新審視哪些人的腦力勞動可能更有價值。毫不奇怪，在20世紀60年代的解放運動中，爭取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利有時是用一種創造性的語言提出的。例如，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1963年寫道，女性只有通過“創造性工作”才能實現自我價值，她指的是傳統認識上屬于男性的工作，比如記者這種被認為享有高薪和聲譽的工作。

弗里丹還指出了另一個關鍵的主題——樂觀與悲觀之間的張力。她對世界的現狀非常不滿，但也對世界的未來充滿希望。對許多人來說，專注于創造力意味著卓越、興奮，甚至是快樂，這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行為。例如，許多心理學家將創造力研究與專注于精神疾病和功能障礙的研究做對比；創造力管理顧問則認為他們正在帶頭打造一個更人性化的工作場所。這些人希望機械自動化和物質富裕將為人類繁榮提供更多的機會，甚至超越傳統的資本主義關系。我們是否能像IBM的托馬斯·沃森（Thomas Watson）所說的那樣，走向“伯里克利的新時代”，我們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我們的思想可以自由地參與更高層次的藝術和智力追求？還是會朝著物質富裕卻思想停滯的方向前進，像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所警示的那樣，美國會走向文明衰落？盡管人們對創造力抱有樂觀的態度，但人們需要一個詞，需要去理解和掌握這種獨特的活力。人們的這種需要暴露出一種深深的恐懼，因為這種活力已經極度缺乏了。

最后，除了個人與大眾社會、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之間的總體緊張關系之外，創造力還在精英主義與平等主義之間起到調節平衡的作用。一方面，戰后時代是一個深刻的民主時代，其特點是強大的福利國家、不斷擴大的少數民族權利和廣泛共享的繁榮。美國人不斷被灌輸他們是以民主的名義發動戰爭的，現在他們成了世界警察，但他們“普通人”的形象仍然具有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英雄魅力。另一方面，特別是在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之后，對“平庸”的恐懼帶來了一種新的對“卓越”的追求，可這往往帶著反動的意味。湯因比悲嘆道，美國忽視了其“有創造力的少數群體”，因此有可能重蹈每一個偉大帝國的覆轍。正如1961年約翰·W. 加德納（John W. Gardner ）的書名所言，問題是“我們能同時做到平等和優秀嗎？”加德納作為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的一名高級職員，資助了一些最早、最具影響力的關于創造力的心理學研究，這并非巧合。創造力是一個可以適用于偉人、小學生和普通工程師的詞。與天才不同，創造力可以說存在于每個人身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創造力更民主，（更重要的是，也許）對管理數十名或數百名、數千名員工的經理更有用。它滿足了人們對早期天才發明家和企業家的懷念，但以一種適合大眾社會意識形態和實用主義的現實形式而存在。

挖掘這段歷史會顛覆我們對創造力的許多假設，包括它一直與我們同在，或者它曾經是神、藝術家和天才的專有術語。要理解創造力是如何在最近出現的，以及由它帶來的混亂和現實的世界，就要理解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這本書不僅揭示了當今創造力專業知識的根源（至少我們都參加過頭腦風暴會議）；從更廣大的意義上說，它有助于闡明近代文化史的廣泛影響。今天關于創業精神和“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解放性、顛覆性且令人窒息的討論，我們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決心以及對朝九晚五的蔑視，我們需要跳出框框思考、不再墨守成規而應反其道而行之的態度，所有這些實際上都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事實上，現在有一類人被簡單地稱為“創作人”，甚至是“創造者”；盡管現代資本主義有如此多的殘酷現實，但人們依然保持樂觀——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戰后對創造力的崇拜。事實是我們現在仍然在很多方面反復應對著同樣的矛盾，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我們還是如此執著于這個想法，為什么這么多人拼命地想要擁有創造力。

《解構創造力 : 百年狂熱史》；[美]塞繆爾·W.富蘭克林（Samuel W. Franklin）；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3月

來源：[美]塞繆爾·W.富蘭克林（Samuel W. Frank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