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

來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劉捷

中國歷史上一直就沒什么留學生，明清以前是因為外邦比我們蒙昧多了，沒啥可學，之后則是因為閉關鎖國。但是“防細作”這事兒倒是一直有的。

大唐年間，國勢鼎盛，萬邦來朝。長安被稱為世界之都，大量外國人來此經商和交流，有些就長期居住了下來。

有胡商，來自中亞和南亞為主，也有歐洲人經絲綢之路而來；有各國使節，有僧侶，除了佛教道教，當時有祆教（也叫拜火教，來自波斯）、景教（來自敘利亞的東方基督教分支）、伊斯蘭教、摩尼教（要說是《倚天屠龍記》里的明教大家就熟悉了）都在自由傳道；還有各種藝人，技術型工匠，以及來我國留學和交流的學生，就像日本遣唐使，等等。

一度長安的外國人口達到了10%，買房買地，經商甚至做官。這個國際化程度是什么概念呢，這么說吧，現在上海的外國常住人口也只有不到1%。

那么，當時的長安是不是很亂？社會治安其實也還好，唐朝對外國人既不高看一頭，也不特別欺負打壓，一視同仁。那么有沒有大量間諜或者敵對人士潛藏在其中，進行窺探和破壞？的確有的。

契丹、突厥勢力一直有探子跟隨商隊來刺探，張九齡在《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文中就說“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要防止“假商貿之名，窺我虛實”。

對其他各國呢，李德裕《論譯語人狀》特別說要防范翻譯人員勾結外邦的風險，選翻譯要嚴格審查社會資質。可見有關情報工作的案例是一直在發生的。

例如在《冊府元龜外臣部》記載有吐蕃商人借傳教之名繪制長安城防圖，被一舉截獲，在敦煌《沙洲圖經》里也記載了阿拉伯商人牽扯到傳遞唐朝藩鎮情報的案例。

那么唐朝是怎么應對的呢？一是嚴格執行戶籍和關津制度，后者可以理解為護照和海關管理；二是入住后的登記和職業核查；三是地域管控，皇城、官署、重要工坊等敏感區域禁入，《衛禁律》上有“闌入罪”的條款，四是監控貿易，防止違禁品例如地圖、兵書、公文類的流通。

總之，以日常規范管理為主，輔之以重點破案、震懾宵小，外松內緊，但是從來沒有因為一起案件而興起歧視驅趕外國人、中斷交往的行為。

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代都奉行類似的策略，一方面是為了要體現上國風范，另一方面也是受了當年一篇雄文的影響。

嬴政十年，秦國宗室貴族發現一個陰謀，說鄭國修建溉渠是為了大量消耗秦國的國力，進而勸秦皇把所有不可靠的人都趕出去，特別是六國籍貫的、曾久居六國的人，都有問題。

于是，李斯就寫了著名的《諫逐客書》，歷數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代引進了百里奚、商鞅、張儀、范雎等外來人才，方有如今的強秦。“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否則哪有現在的局面？如果只對六國的豐茂物產和音樂文化感興趣，卻敵視驅逐六國的人才，“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想復興嗎？想強大嗎？那就把人才引進堅持下去。

嬴政接受了這個建議。說起來李斯自己就是楚國人，大將蒙驁原籍也是齊國，嬴政因能用天下之才，方有天下之地。李斯反過來卻對各國用盡了反間計、離間計，趙魏楚燕都中過計，因為各種防范猜忌而疏遠甚至清洗了可用的人才，國運之衰無可挽回。

因此歷朝歷代對人才和知識一般都持包容并蓄海納百川的姿態，只是在一些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上會有疑慮和防控。

那么明清兩代為什么要閉關鎖國的呢？一開始是為了防走私，防外敵和海匪侵擾，例如倭寇。清朝禁海之初是為了防鄭成功，后來隨著西方列國陸續崛起，發現更加要嚴防死守的是一些宗教、文化思想和科技產品的流入，那會給朝廷帶來更大的不穩定因素。

于是，一方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沉淪，另一方高速發展高歌猛進，而這種對比的狀態單純靠阻斷劑是沒有用的，就像堰塞湖和大洪水前的堤壩，越高就越薄、越脆弱。

后面百年風云激蕩，咱們從祖爺到父輩再到自己，都看著或感受過了，再不明白的，說了也白費口舌。

總之，對于外患或者細作，要從制度上防、從案例上抓，而誰說要用堵的、封閉的策略，做不到時就很可笑，真做到了就很可怕。

還有另一條路也不能堵，堵了危機同樣嚴重，那就是個人發展和階層提升的路。

這條路徑的通暢，是所有人對美好生活可能性的預期。經濟學上“預期”是個極重要的概念，向好的預期可以推動經濟提振，向下的預期也會造成踩踏效應，加速經濟下行。

而最可怕的是沒有預期。

一個沒有預期的社會只剩冰冷的桎梏、麻木的混吃等死，被框死的行動范圍就是一眼到頭的人生，而所有試圖打破框架的行為，其副作用都會帶來動蕩和災亂。

春秋時期，以竹簡為書，能獲取知識傳承的人只有少數貴族。但是雞鳴狗盜之輩依然可以成為宰相的座上賓，破落子弟如果有機會讀書也能走上朝堂，只因為人才實在太稀缺！范蠡隱退能成陶朱公富甲天下，因為商業和工業人才也稀缺！因此春秋有百家爭鳴，思想活躍，雖戰國亂世而人才不絕。

漢朝從秦的軍功爵制度轉為察舉制，由地方根據品德和才能推舉人才，輔之以皇帝或地方官員自行征召的征辟制、高級官員推薦子弟的任子制和太學子弟做官的養士制。

我們現在簡單看就會發現弊端：地方推舉誰，地方豪強和巨商話語權一定很大，誰能上太學也肯定靠家里的資源，再加上官員子弟直接能當郎官，這樣有個幾十年整個機制就會很固化了。往后三國曹丕的九品中正制，魏晉時期的門閥壟斷，都沒改其本質，反而變本加厲。

東晉有個王澄，“王與馬共天下”的那個瑯琊王氏的子弟，王導的堂弟。歷史記載是少小當官，一出生就是有級別的官。

奈何此人只愛清談、放縱不羈，擔任荊州刺史時完全不管實務，流民作亂時要么害怕聽任，要么縱殺激亂，就像醫生上了手術臺要么撒手不管、要么揮刀亂切。

這樣的官員竟然礙于其背后的家族威勢還罷免不了，最終他是死在同族的王敦手里。

從漢末到晉四百多年的時間里類似的人和故事簡直數不勝數，而這也是那數百年亂世的根源之一。而且亂世還斷絕了平民家庭勤勞致富或者外出經商的可能，因此那也是一個普通人沒有任何預期的時代。

西晉劉毅就曾上書痛陳九品制度弊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認為一定要打開從寒門乃至平民中選拔人才的通路，他可謂是最早的吹哨人。

于是，隋唐之后的科舉制就成為國家一等一重要的大事，因為它讓人才選拔和晉階回到了量才錄用的路子上。

唐朝有一年旱災，有人建議說京城糧食都不夠吃了，停一年科舉吧，別讓人來了。韓愈連忙上書說那些人都是帶著錢來的，不是消耗，是好事兒。何況“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一則人士失業”，天下人會驚惶，人才斷了進身之路，這才是大害！只有堅持進行科舉選拔人才，“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可見這條通路在明君賢臣的眼里有多重要。

即便看起來公平公正的科舉制度，有權有錢者依然有各種層出不窮的手法夾雜其間，防不勝防。昏庸的皇帝往往不聞不問，高官貴戚做點手腳也只當看不見，那些朝代大多危機潰亂不斷。

也有一些有警覺性的皇帝看得出這不是小事，是足以動搖國本的大事，因此嚴查科舉舞弊事宜，務必要確保這條通路還存在。

中國最后一個被腰斬的人叫俞鴻圖，他就是犯了這個事兒而氣壞了雍正，被砍完以后爬著寫了七個“慘”才死。

而單單依靠科舉還不行，因為憑借門第也還是能做官的。唐宋明清一直都有“恩蔭”“蔭補”的制度。起初就算大家都是一樣的基層職務，人家有背景有路子，事兒辦得又快又好，到處有人幫襯、說好話，甲爹照看乙的兒子，乙爹關照甲的侄兒，人家那升職的速度能和你一純靠科舉考出來的普通小人物比嗎？即便才華有點出入，差距也沒那么大吧。

于是，普通小人物就不甘心了呀，正道拼不過，只有靠鉆營投靠、玩弄權謀了。長此以往，官場現形，劣幣驅逐良幣，良幣主動成為劣幣，明清頹勢難挽。

古時視商賈為賤籍，李白就因為這個出身連科舉都參加不了，而且一般人想致富也離不開官場。現代人的個人發展除了官場，還有職場、學術場、文藝場、商場，但無論哪個場都有既得利益和位置的人，他們也多少擁有一定的能量，后代也有一定的競爭優勢，這一點無可厚非，出身就沒有公平一說，也不應當去較勁。

但那些人也務必要記得，不能把后來人的路都堵上。

社會大眾沒有了良好發展預期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而想創業或自由職業的人，他們的預期來自清明公平的法律環境、可控的房地租和稅賦，以及活躍的經濟世面，那又是其他話題了。

一條用人的路，一條凡人發展的路，那都是國家社會的動脈。兩條路，都不能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