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三列經過特殊改裝的列車停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的軌道上，車頂覆蓋著偽裝網，車廂連接處加裝了防彈鋼板。

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楊奇清帶著技術人員第三次檢查專列，確認沒有暗藏爆炸裝置。因為這是毛主席首次出訪蘇聯，保衛工作容不得絲毫差錯。

然而，根據相關部門在前一個月截獲的一份密電顯示，臺灣保密局已掌握毛主席訪蘇行程。得知此事的毛主席立刻找來了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克農，并特意叮囑他：等我一離開北京，你就要給我把一個人秘密抓起來。

于是，李克農立即召集北京、天津兩地的偵查骨干，在公安部西花廳連續召開七天案情分析會。技術部門發現，所有電報結尾都帶有"0409"的識別碼，這個神秘代號成為破案的關鍵線索。

偵查員在天津黑龍江路銀行調取匯款記錄時，發現1949年11月有兩筆異常資金流動：一筆5萬港幣從香港匯至北京新僑貿易公司，另一筆2.5萬港幣由同一地址轉至沈宅。

調查員曹純之帶隊蹲守沈宅，發現戶主沈德乾的妻子在爭吵中提及"計愛琳"的名字。經查，計愛琳是北京新橋貿易公司的股東，但實際操控匯款的是其弟計兆祥。

因此，位于南池子磁器庫南岔道的計兆祥住所，成為偵查重點。偵查員偽裝成供電局工作人員入戶檢查，發現電表轉速異常，這個不足60平米的院落，每月耗電量居然是鄰居的三倍。

尤其是在夜間監視時，凌晨一點到三點間總會亮起微弱紅光，技術組用定向接收器捕捉到規律性電磁波，確認這是電臺發報特征。

不過，李克農沒有立即收網，而是從資金流向入手深挖。計兆祥的匯款記錄顯示，大部分資金通過東交民巷的匯豐銀行流轉。

偵查員在銀行檔案中發現，1949年5月有一筆3000美元匯款來自臺灣基隆港。順著這條線索，查到國民黨保密局在北平的聯絡人計采南，正是計兆祥的姐姐。

1949年12月7日，計采南在家中舉辦圣誕聚會。偵查員發現一個陌生男子頻繁與外籍人士接觸，經比對確認是國民黨特務系統中代號"0409"的計兆祥。

此時專案組掌握的證據鏈已基本完整：計兆祥自1949年1月起，在磁器庫南岔道7號架設電臺，與臺灣保持每日兩次聯絡，先后發送215份情報。

然而，正當偵查進入收尾階段，中央軍委傳來緊急通報：臺灣保密局制定了代號"東北技術縱隊"的刺殺計劃。該組織由170名受訓特務組成，計劃在毛主席專列途經哈爾濱時實施爆破。

李克農決定將計就計，派偵查員偽裝成臺灣特派員與"東北技術縱隊"接頭。1950年2月17日，兩名空投特務在哈爾濱山林降落時被抓獲，隨身攜帶的名單揭露了潛伏在東北的特務網絡。

1950年2月26日清晨，北京磁器庫南巷7號院內，計兆祥像往常一樣調試電臺，突然被破門而入的公安干警控制。

在沙發夾層里搜出美式左輪手槍，頂彈匣里還壓著三發子彈；頂棚夾層中查獲發報天線，地板下藏著三本密碼本。技術部門連夜破譯其通訊記錄，確認這個潛伏三年的特務曾三次改變發報位置，甚至用炒菜聲掩蓋電報按鍵音。

案件收網當天，李克農向毛主席專列發出現場通報。當列車于3月4日平安駛入北京站時，楊奇清立即向主席報告："0409已被控制。"這場持續三個月的暗戰，揭開了新中國反間諜斗爭的序幕。

后來，楊奇清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次行動證明，隱蔽戰線的較量往往比正面戰場更考驗智慧。"

在北京市檔案館保存的審訊記錄中，計兆祥交代了更多細節：他使用的美制RCA發報機購自香港，電臺天線偽裝成晾衣繩；每月15號會收到從香港轉來的加密指令，用《唐詩三百首》作為密碼本。

更令人震驚的是，1949年5月4日國民黨空軍轟炸南苑機場的情報，正是通過這個電臺傳遞。

然而，這場斗爭還暴露出鐵路系統的安全隱患。專案組在調查中發現，部分車站工作人員被敵特滲透，沈陽某車站甚至有特務擔任扳道工。

周恩來為此批示："所有鐵路職工必須經過政治審查，沿線哨卡增加三倍兵力。"這些措施為后續的外事活動奠定了安全基礎。

在蘇聯期間，毛主席與斯大林就中蘇條約展開談判。李克農則在北京繼續肅清敵特殘余，至1950年6月，共抓獲涉案人員117名，繳獲電臺13部、槍支49支。

其中從計兆祥家中搜出的未寄出信件顯示，敵特原計劃在毛主席專列經過長春時升起三顆紅色信號彈作為襲擊信號。

參考資料：

《李克農：中央調查部首任部長，統領全國情報工作，毛主席表揚“干得不錯”》——黨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