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廣播電視臺（RTS）的報道稱，塞爾維亞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西尼沙·馬利表示，早前因突發(fā)不適中斷訪美行程回國的塞總統(tǒng)武契奇已經出院。

馬利還說，雖然武契奇取消了未來幾天的所有行程安排，但他還沒有放棄5月9日到訪俄羅斯，參加“勝利日”紀念活動的計劃。

很有可能，生病只是一個借口，武契奇還沒有想好，他在這盤大棋上，能否把東西平衡玩好。

中國人都知道武契奇，但對其知之不多。

我先要給這位政治人物下一個評價，那就是在東西方棋盤上走鋼絲的政治人物。

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i?），這位身高近兩米、精力似乎無窮的塞爾維亞總統(tǒng)，正常的一天工作可能是這樣的：

他的辦公桌上，一邊是通往布魯塞爾的電話線，連接著加入歐盟的漫長談判；另一邊，則可能放著來自莫斯科或北京的合作文件，象征著“向東看”的戰(zhàn)略選擇。

“我每天工作，沒有周六，沒有周日，幾乎沒有假期，”

武契奇曾多次在公開場合這樣宣稱，語氣中帶著一絲疲憊，但更多的是一種近乎炫耀的投入。

“為了塞爾維亞，我別無選擇。”

這句口頭禪，既是他個人政治形象的核心，也折射出這個國家和他本人所處的復雜困境。

武契奇，這位從激進民族主義者“華麗轉身”為務實政治家的領導人，在過去十年間，幾乎以一人之力塑造了當代塞爾維亞的政治圖景。

他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走鋼絲者，小心翼翼地在西方（歐盟、美國）的價值觀與經濟誘惑，和東方（俄羅斯、中國）的傳統(tǒng)友誼與現實利益之間，尋找著那個微妙的平衡點。

他是民眾眼中帶來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強人”，是反對派口中破壞民主、扼殺媒體的“獨裁者”，也是國際舞臺上一個難以捉摸、卻又無法忽視的角色。

他的故事，就是當代塞爾維亞“冰與火之歌”的縮影——在歷史的冰封與現實的火焰中，艱難前行。

從“大塞爾維亞”到“歐洲之路”

要理解今天的武契奇，必須回溯他的起點。

上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的戰(zhàn)火紛飛中，年輕的武契奇是塞爾維亞激進黨（SRS）的骨干，是舍舍利這位極端民族主義領袖的得力干將。

那時，他的言論充滿了“大塞爾維亞”的夢想，對西方充滿敵意，甚至因煽動性言論而備受爭議。

他曾擔任米洛舍維奇時期的信息部長，那段經歷至今仍是批評者攻擊他壓制新聞自由的“原罪”。

“是的，我犯過很多錯誤，”武契奇后來在反思那段歲月時，罕見地流露出一絲懺悔，盡管總會加上一句，“但誰沒有犯過錯呢？重要的是我從中學習，并且改變了。”

這場“改變”發(fā)生在2008年。他與時任激進黨二號人物的尼科利奇一同脫黨，組建了塞爾維亞前進黨（SNS）。

這個新政黨打出了截然不同的旗號：親歐洲、促改革、發(fā)展經濟。

這在當時被許多人視為機會主義的政治投機。

然而，前進黨迅速崛起，并在2012年贏得大選，將長期執(zhí)政的民主黨拉下馬。

武契奇先是擔任副總理，實際掌控安全部門和反腐大權，隨后出任總理，最終在2017年當選總統(tǒng)，并于2022年成功連任。

他的轉型是徹底的嗎？

反對者認為，這只是策略的轉變，骨子里的民族主義從未消失，只是用“歐洲之路”的話語進行了包裝。

支持者則辯稱，這是成熟政治家的務實選擇，是為了國家利益而進行的必要調整。

“他認識到，只有融入歐洲，塞爾維亞才有未來，”

一位匿名的前進黨官員私下表示，“但這不代表我們要忘記自己的歷史和朋友。”

這種“不忘記朋友”的態(tài)度，構成了武契奇外交政策的核心——“四大支柱”：歐盟、俄羅斯、中國、美國。

其中，加入歐盟被設定為“戰(zhàn)略目標”，但與其他支柱的關系，尤其是與俄、中的密切聯(lián)系，常常讓布魯塞爾感到困惑甚至不滿。

鐵腕治國與“武契奇經濟學”

上臺后，武契奇展現出驚人的政治掌控力。

他利用反腐運動打擊政治對手，鞏固權力基礎；通過頻繁的提前選舉，不斷削弱反對派的力量，確保前進黨在議會中的絕對優(yōu)勢。

媒體格局也發(fā)生了深刻變化，主流媒體，尤其是電視臺，幾乎一邊倒地支持政府，對武契奇的報道充滿了溢美之詞，而批評性聲音則被邊緣化到少數獨立媒體和網絡平臺。

“打開電視，你看到的幾乎都是總統(tǒng)，”貝爾格萊德的一位媒體分析師米蘭·安東尼耶維奇評論道，“新聞發(fā)布會冗長，充斥著他的獨白。這不僅僅是信息傳播，更是一種持續(xù)的政治宣傳。”

對此，武契奇的回應往往是：“我出現在媒體上，是因為我在工作，在解決問題。難道要我躲起來嗎？人民有權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不知疲倦、為國操勞的領導人形象，頻繁出現在各種基礎設施項目的開工或竣工儀式上，與外國投資者會面，親自處理各種危機。

經濟，是武契奇執(zhí)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他推行財政緊縮政策，穩(wěn)定了宏觀經濟，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尤其是來自歐盟和中國的投資。

失業(yè)率有所下降，人均GDP有所增長。

中國投資的高速公路、橋梁、鐵路（如匈塞鐵路）以及工廠，成為塞爾維亞經濟發(fā)展的顯著標志。

“一帶一路”倡議在這里找到了積極的響應者。

“看看這些新的公路，新的工廠，”一位貝爾格萊德的出租車司機德拉甘說，他自稱是武契奇的支持者，“以前什么樣？現在至少有變化，有希望。是他帶來了這些。”

塞爾維亞財政部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24上半年塞爾維亞GDP增長率為4.3%，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排名第二，第三季度雖然下降為3.1%，但仍位列前五。

特別是到今年第三季度末，塞爾維亞綜合統(tǒng)計失業(yè)率已經下降到8%左右，創(chuàng)下該國失業(yè)率歷史最低水平。塞財政部長馬利表示，在2012年，塞爾維亞GDP還只有334億歐元，而今年GDP預計將達到760億歐元。這意味著塞爾維亞在12年的時間里GDP實現了翻番。

然而，“武契奇經濟學”也并非沒有爭議。

批評者指出，經濟增長的代價是勞工權利的犧牲、環(huán)境標準的降低以及對中國貸款的過度依賴，可能導致“債務陷阱”。

腐敗問題依然嚴重，裙帶關系網被指滲透到各個領域。經濟成果的分配也并不均衡，許多普通民眾并未感受到生活質量的顯著提升，反而承受著通貨膨脹的壓力。

“增長的數據是好看，但那是誰的增長？”反對派領袖之一馬里尼卡·特皮奇曾尖銳地質問，“是那些與政府關系密切的寡頭的增長，還是普通教師、護士和工人的增長？”

你會發(fā)現，全球各種反對聲音，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科索沃——無解的難題？

如果說經濟是武契奇的“政績牌”，那么科索沃問題就是他無法回避的“痛點”，是纏繞塞爾維亞政治近三十年的“戈爾迪之結”。

科索沃在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得到了美國和多數歐盟國家承認，但塞爾維亞、俄羅斯、中國等國始終不予承認。

武契奇深知，不解決科索沃問題，塞爾維亞的“歐洲之路”就無法走通。

他在歐盟的斡旋下，與科索沃領導人進行了多輪艱苦的“布魯塞爾對話”。

他一方面在國內展現強硬姿態(tài)，堅稱“科索沃是塞爾維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撫民族主義情緒；

另一方面，他又在談判中展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尋求某種“痛苦但必要的妥協(xié)”。

“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妥協(xié)方案，”武契奇在一次面向全國的講話中，語氣沉重地說，“我知道這很困難，很痛苦。但我們不能把頭埋在沙子里，假裝問題不存在。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為了塞爾維亞的未來，我們需要一個解決方案，而不是凍結沖突。”

然而，這個“妥協(xié)方案”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模糊不清。

雙方在建立“塞爾維亞族市鎮(zhèn)聯(lián)盟”、車牌問題、能源供應等具體事務上齟齬不斷，關系時常緊張，甚至爆發(fā)小規(guī)模沖突。

武契奇常常指責科索沃方面缺乏誠意，受到西方國家的偏袒。而科索沃方面則指責貝爾格萊德試圖破壞其主權和穩(wěn)定。

2020年，在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政府的撮合下，塞科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了經濟關系正常化協(xié)議，被視為一個短暫的突破。

但隨著拜登政府上臺，重點重回歐盟主導的對話框架。俄烏沖突爆發(fā)后，地緣政治壓力陡增。西方國家加大了對塞爾維亞的施壓，要求其承認科索沃獨立或至少不再阻撓其加入國際組織，并與西方一同制裁俄羅斯。

這對武契奇來說，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承認科索沃，無異于政治自殺，會徹底激怒國內的民族主義者和保守派，動搖他的執(zhí)政根基。

公開與俄羅斯決裂，則會失去一個重要的能源供應國、傳統(tǒng)盟友和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否決科索沃入聯(lián)的關鍵力量。

“他們（西方）要求我們做一切事情，”武契奇在一次情緒激動的記者會上抱怨道，“承認科索沃，制裁俄羅斯，好像我們是他們的附庸。但塞爾維亞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有自己的利益。”

科索沃問題，就像懸在武契奇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他每一步都如履薄冰。這個死結，影響著塞爾維亞的內外政策和民意走向。

東西方的“平衡木“

武契奇最為人稱道的，或許也是最具爭議的，就是他在東西方之間的“平衡術”。

對歐盟：既渴望又警惕

加入歐盟是塞爾維亞的官方戰(zhàn)略目標。武契奇政府在法律法規(guī)對接、經濟改革等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以滿足入盟要求。

歐盟是塞爾維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地，經濟上的依賴性顯而易見。

武契奇也深諳此道，常常在與歐盟官員會晤時強調塞爾維亞的“歐洲身份”和改革決心。

“我們的未來在歐洲，”他不止一次地對布魯塞爾的聽眾說，“我們正在努力進行艱難的改革，請對我們保持耐心和信心。”

然而，入盟談判進展緩慢，除了科索沃問題，歐盟對塞爾維亞在民主、法治、媒體自由等方面的倒退也日益擔憂。

歐盟的年度進展報告中，相關批評措辭愈發(fā)嚴厲。

俄烏沖突后，歐盟要求塞爾維亞在外交政策上與其“完全對齊”，尤其是對俄制裁問題，這讓雙方關系變得更加復雜。

武契奇對此感到沮喪和不滿。“我們已經等待了太久，”他抱怨道，“我們做了很多，但似乎總是不夠。他們不斷提出新的條件。

”同時，他也巧妙地利用民眾中存在的“疑歐”情緒和對西方壓力的反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對俄羅斯：傳統(tǒng)友誼與現實利益

與俄羅斯的“特殊關系”是塞爾維亞外交的另一塊基石。

歷史、宗教（東正教）、文化上的聯(lián)系深厚，俄羅斯在科索沃問題上提供的外交支持至關重要。

能源方面，塞爾維亞高度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俄烏沖突爆發(fā)后，塞爾維亞是少數幾個拒絕加入對俄制裁的歐洲國家之一。

“俄羅斯是我們的傳統(tǒng)朋友，”武契奇解釋道，“我們經歷過困難時期，他們支持過我們。我們不會忘記這一點。”

同時，他也強調，塞爾維亞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譴責戰(zhàn)爭。

這種“中立”立場，在國內贏得了不少支持，但也讓西方國家感到惱火。

武契奇承受著巨大的外交壓力，他如同在玩一場高風險的撲克游戲，試圖在不得罪任何一方的情況下，最大化塞爾維亞的利益。

對中國：務實的經濟伙伴

中國在近十年成為塞爾維亞越來越重要的經濟伙伴。大量投資涌入基礎設施、礦業(yè)、制造業(yè)等領域。中國公司修建的橋梁、公路，運營的鋼廠、銅礦，成為塞爾維亞經濟版圖上的新亮點。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稱頌“鐵桿友誼”。

“與中國的合作給我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武契奇在迎接中國投資者時總是笑容滿面，“他們尊重我們，不像某些國家那樣總是給我們上課。”

這種合作也并非沒有雜音。環(huán)保組織抗議中國工廠造成的污染，工會抱怨勞工條件，一些分析人士則擔憂對華經濟依賴和潛在的債務風險。

歐盟也對中國在巴爾干地區(qū)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表示警惕。

武契奇的策略是：從歐盟獲取政治合法性（入盟前景）和最大的經濟蛋糕；從俄羅斯獲取能源安全和外交支持（尤其在科索沃問題上）；從中國獲取快速見效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彌補西方投資的不足或遲緩。

這套組合拳，讓他在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中，為塞爾維亞爭取到了一定的生存空間和發(fā)展機遇。但這根平衡木，正變得越來越細，越來越滑。

民意“溫度計”

盡管面臨諸多挑戰(zhàn)和批評，武契奇在國內的支持率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這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 穩(wěn)定壓倒一切 。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的戰(zhàn)亂和動蕩，以及2000年后民主轉型期的混亂和經濟凋敝，許多塞爾維亞人渴望穩(wěn)定和秩序。

武契奇及其前進黨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看似能夠掌控局面的領導。對他個人能力的信任，以及對反對派軟弱和分裂的不信任，使得許多選民傾向于“維持現狀”。

其次， 經濟獲得感（部分） 。雖然經濟問題依然存在，但相比于過去，一些民眾確實感受到了基礎設施改善、就業(yè)機會增加等變化。政府通過養(yǎng)老金、社會福利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爭取了特定群體的支持。

第三， 強大的宣傳機器 。如前所述，親政府媒體的廣泛覆蓋和正面宣傳，有效地塑造了武契奇勤政愛民、維護國家利益的形象，同時也壓制了負面信息和批評聲音。

第四， 民族主義情緒的利用 。在科索沃問題、與西方關系等議題上，武契奇善于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將自己定位為國家利益的堅定捍衛(wèi)者，以此凝聚支持。他對外部壓力的強硬回應，往往能激起民眾的“同仇敵愾”。

然而，高支持率的背后，是 社會輿論的兩極分化 。

支持者視他為“救世主”，反對者則視他為“獨裁者”。貝爾格萊德等大城市，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群體中，對他的不滿和批評聲音更為強烈。

近年來，塞爾維亞爆發(fā)了多次大規(guī)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如“五百萬人之一”（1 of 5 Million）運動，以及近期因兩起大規(guī)模槍擊案引發(fā)的、要求政府官員下臺和改善社會環(huán)境的“塞爾維亞反對暴力”抗議浪潮。

武契奇政府通常對抗議活動采取漠視或指責其背后有“外國勢力”操縱的策略。雖然抗議活動未能從根本上動搖他的權力，但持續(xù)的社會不滿，如同地下的巖漿，積蓄著能量，對他的長期統(tǒng)治構成了潛在威脅。

民意的“溫度計”顯示，雖然表面溫度尚可，但內部壓力正在升高。

“強人”的黃昏還是新起點？

站在2024年的門檻回望，武契奇領導下的塞爾維亞，既取得了可見的進展，也積累了深層的問題。

他以其強硬的手腕和靈活的身段，在國內外復雜的環(huán)境中為塞爾維亞“殺出一條血路”，維持了政局的相對穩(wěn)定，推動了經濟的有限發(fā)展。

他成功地將自己打造成了塞爾維亞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然而，這條路的代價是什么？在東西方之間走鋼絲所帶來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

科索沃問題依然是懸而未決的“定時炸彈”。

俄烏沖突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局，使得他賴以生存的“平衡戰(zhàn)略”空間日益狹窄。

“他就像一個技藝高超的雜耍演員，同時拋接著好幾個球，”一位西方外交官匿名評論道，“但球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而且場地也越來越滑。能堅持多久，誰也不知道。”

武契奇本人，似乎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

他時而展現出堅不可摧的自信，時而又流露出疲憊和焦慮。他曾多次暗示可能不會尋求下一個總統(tǒng)任期，但又總是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繼續(xù)扮演那個“塞爾維亞離不開”的角色。

未來的塞爾維亞，是會繼續(xù)沿著武契奇設定的軌道前行，在“強人”的陰影下尋求穩(wěn)定與發(fā)展？還是會迎來一場更徹底的西化？

抑或在東西方力量的拉扯下，迷失方向？

武契奇的故事，遠未到終章。

他仍然是那個站在多瑙河畔，眺望著布魯塞爾的燈火，同時又不忘回頭看看莫斯科和北京的復雜身影。